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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万军:一战伤亡很小的日本其战果为何远超中国

原标题:程万军:一战伤亡很小的日本其战果为何远超中国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执意称帝的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专心对内,无意参战,怎奈日本政府要求中国必须要站队、表现站在日本一起,所以,在日本的力主下,北洋政府硬着头皮宣布参战。加入了英法美日领衔的协约国一方。

然而,疲于应付内战的中国军阀哪有多余的军力管外面的世界,怎么办?

好在日本及协约国也并没有看上中国军队,并不需要中国军队支援他们,他们看上的,是中国独特人群:劳工。

有资料称,一战期间,中国政府向欧洲战场派出了14万劳工,也有说超过20万,无论是14万还是20万,这都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庞大人群。须知,日本在一战的作为,主要是在中国青岛战场对德作战,参战人数2万3千人,整个一战中日本在参战国中阵亡人数最少,仅300人,而中国劳工在欧洲战场上漫山遍野,阵亡了足有5000人之多。

为什么协约国及日本对中国劳工情有独钟?

当时日本有个著名政论家,叫德富苏峰,这个德富苏峰在当时日本影响力,相当于梁启超对中国的影响力。

德富苏峰认为,中国不可忽视真实原因是因为有苦力的存在,那些在树下弯着背、把脚踏在石头上的人兽难辨的苦力们,才是使中国恒久屹立在世界上的原因。 他在赴中国《七十八日游记》写到:没有一个李鸿章没有关系,但是没有苦力中国的影响就变成零了。

“在世界列强要被文明病所麻痹的时候,苦力以他们动物般的精力在世界的各个地方发挥作用,对中国来说,这比百万大军还要有力。而且,中国人的生命力和国民精神也在苦力的身上体现了出来,苦力是中国的恩人、救世主,也就是苦力大明神。”

当然,德富苏峰同时指出,中国最便宜的是人命。他们任何时候都能拿物品和人命进行交换,廉价对待人命正是中国能够在世界上形成一个可怕势力的原因之一。

那么,这种中国苦力的成因究竟来自哪里?在于政府还是民众自身呢?

德富苏峰发现,在面对任何灾难时,中国人几乎都是个人主义者。中国人必须靠自己,因为政府指望不上。“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中国人更不依赖政府的了……中国人是独立自主。”在这种“独立自主”背后,是一种深刻的无奈和放弃——“政府就连指甲垢那么一点点关照国民的心都没有”,国民则没有兴趣关注任何与个人无关的公共事务。

德富苏峰甚至为中国劳工打抱不平——“把政府当作了整个国家,以为富政府就是富国,为了富政府,就可以不顾一切地使人民愤怒,使人民痛苦,这样作难道合适吗?”

德富还把日本人和中国人的生命观做了对比:日本人珍惜生命,而且不拘泥于此,不怕死。中国人一边把人命看得不值钱,却又怕死。日本人像男子汉,懂得羞耻,所以强势有力。中国人不像男子汉,不懂得羞耻,无论什么样的事情都干得出来,所以也强势有力。

此番对照,令日本人欣赏中国苦力的真实心态一览无余:不是出于佩服,而是因为他们可以替日本人去干“高贵人”不愿干的活。一战中死了300人的日本,攫取的利益却与英法不相上下,可谓远东最大赢家。而付出5000人生命代价的中国,却处处看要看他们的脸色行事。同样的东方国民,不同的死亡价值,生命承受之轻重,可见一斑。

一战死亡三百人的日本,其战果为何超过阵亡五千人的中国?因为他们死的是战士,我们死的是劳力,他们是打出来的,我们却是只会干活不能战斗的“木牛流马”。

况且,一战中自始至终没有出一兵的中国,家门口的敌人还得靠“友邦”清除。青岛战役,日德交战,而北洋政府就像日俄战争中的清政府一样,在本国领土的争夺中作壁上观、成为瓜众。

1919年,一战结束,在重新排世界座位的巴黎和会上,尽管中国谈判代表顾维钧等表现很出色,但外交毕竟最终要通过国力来说话。会上日本与英、法、美、意并列五大国,和会席位5个,是拥有“普遍利益的交战国”,而中国的地位连二等国塞尔维亚都不如,在“个别利益的交战国”中,席位最少,仅有2个。 不仅如此,战败国德国的在青岛特权还转给了日本,付出重大劳工伤亡代价的中国虽然名为战胜国,但胜利的战果只是换个宗主。

事后,中国爱国青年掀起五四运动,把耻辱归结为帝国主义,指责外交官是卖国贼。殊不知,旧中国的病源,从来都是先有祸国者,后来侵略者。这就像树与蛀虫的关系一样,是树朽了,蛀虫才来,没有树未朽,而蛀虫入的道理。当时中国虽已是民国,但却并非民之国,而是军阀土皇帝的天下。在他们眼里,只有丛林法则,哪有什么民命关天。试想如果北洋政府善待本国同胞,一战不送他们当炮灰,或者出兵保护本国劳工,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列强们又怎敢视中国人命如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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