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专题︱郑宏宇：南朝词臣北朝客——梁陈文士在隋朝

原标题：《隋书》专题︱郑宏宇：南朝词臣北朝客——梁陈文士在隋朝

开皇八年（588年）三月，隋文帝颁《伐陈诏》，十月晋王杨广出任淮南行台尚书令，高颎任元帅长史，大举伐陈。次年正月隋军攻克建康，平定陈境，长达三百余年的南北分裂宣告结束。后主携妃张丽华、孔贵嫔投景阳殿井中，一同被俘，亡国之君实属多情。宋人杨备有《景阳井》诗云：“擒虎戈矛满六宫，春花无树不秋风。苍惶益见多情处，同穴甘心赴井中。”而宫崎市定认为，攻入建康城的韩擒虎成为隋军第一功臣，只是运气好而已，与真正有战斗力的南朝军队血战而建立功勋应该是贺若弼 （《隋の炀帝》，东京中公文库，2003年版）。

古胭脂井（原景阳殿井已被毁，只余井栏，栏上红痕若胭脂，后人在南京鸡鸣寺侧立井）

陈亡后，皇室与大批贵族被迫北上入关，《南史》载：“三月己巳，后主与王公百司，同发自建邺，之长安。”除皇室和王公百官之外，大批学者文人也在入关者之列，在当时或后世有名望者如姚察、江总、阮卓、潘徽、韦鼎、王胄、许善心、虞世基、世基弟世南、褚亮、虞绰、庾自直、袁充等，呈现出“辞人才士，总萃京师” （《隋书·经籍志》）的局面。旧梁陈人士入关，与原北周、北齐人士的交流碰撞，对分道扬镳数百年的南北文学风尚、文化审美、政治体制等方面均产生了重大影响，以不同形式和程度活跃在有隋一代，是研究隋代相关内容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关于隋代的研究概述，参考台湾学者傅扬《隋代思想文化史研究述要》，文载《史原》复刊第一期，2010年版）。

隋代南方人的入隋过程大有不同，在隋统一前，己有一批南方人士北上，根据入隋经历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四类：梁—西魏—北周—隋，梁—东魏—北齐—北周—隋，后梁—隋，陈—隋。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论及隋唐制度文化的渊源有三：即北魏、北齐一系，梁、陈一系和西魏、周一系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三联书店2001年版，《叙论》）。唐长孺先生也提出了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历史时期中的“南朝化”问题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综论三“南北统一和历史的衔接”）。西方学者《剑桥中国隋唐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一章）中的观点则是，隋唐初期的社会集团和政治制度是北魏强有力的延续，而南朝的先进之处在于文化、佛学等方面。虽然南朝的诸多方面对隋唐政权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在隋统一后文帝在位的时间内，进展并不顺利。

隋继承北周政权，在南北重归一统后，对待南方人的态度和政策，隋代两位帝王有很大不同。隋文帝依旧坚持北周的“关中本位”政策，对南方士人多有压制和排斥，这一阶段江南士人表现较为显著的地方主要在文学、音乐、礼法、音韵等方面。

安阳隋灵泉寺石窟的那罗延神王像，据说是隋文帝的自我神格塑造（童岭 摄）

隋文帝不喜南朝文学浮华绮艳之风，曾“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 （《隋书·李谔传》），泗州刺史司马幼之因“文表华艳，付所司治罪”，而上书抨击南朝文风的治书侍御史李谔则得到文帝褒扬，将其奏折“颁示天下”。这一阶段的南方文人，一方面得不到杨隋政权的接纳认可，如颍川庾自直，父庾持曾任陈秘书监、羽林监，自直在陈时任豫章王府外兵参军、宣惠记室，“陈亡入关，不得调”，后被杨广引为王府学士；另一方面刚经历亡国之痛，去国离乡，作品多表达亡国之悲和乡关之思。吕让仅存的一首《和入京诗》就表达出入隋初期江左士人的心声：“俘囚经万里，憔悴度三春。发改河阳鬂，衣余京洛尘。钟仪悲去楚，随会泣留秦。既谢平吴利，终成失路人。”

人生境遇的骤然改变涤荡了南朝文学的浮华之风，开始流露真情实感。这一转变最典型的是江总，江总在陈时文名大著，但被时人称为陈后主身边的“狎客”，文风“伤于浮艳”。江总入隋时已年近七旬，开皇十三年放归江都，次年卒。入隋后江总诗歌为之一变，与前期诗风大异，如“无人访语默，何处叙寒温。百年共如此，伤心岂复论”之句。刘禹锡游江总旧宅有诗云：“南朝词臣北朝客，归来唯见秦淮碧。”悲剧性的人生体验丰富了文本内容，大部分由陈入隋的南方人均有这种明显的转变。

在雅乐方面，平陈后，隋文帝从“王者功成作乐”的目的出发，下达定立国乐的诏令。早在开皇二年（582年），颜之推曾上书：“今太常雅乐，并用胡声，请凭梁国旧事，考寻古典。”然而文帝以“梁乐亡国之音，奈何遣我用邪”拒绝 （《隋书·音乐志》）。灭陈后，隋文帝设亡陈女乐，对群臣说：“此声似啼，朕闻之甚不喜，故与公等一听亡国之音，俱为永鉴焉。” （《北史·隋纪上》）之后太常卿牛弘上书称隋朝开国以来所沿用北魏、后周之乐，是“戎音乱华，皆不可用”，请求参照梁代雅曲和陈氏正乐为基础制订新的国乐。开皇九年（589年）十二月，隋文帝诏太常牛弘、通直散骑常侍许善心、秘书丞姚察、通直郎虞世基等议定作乐。以上四位国乐制订者，除牛弘之外，其余三位都是由南入北的旧陈官员，由此可见文帝最终还是接受了牛弘的建议。陈寅恪先生因此谓：“隋制雅乐，实采江东之旧，盖雅乐系统实由梁陈而传之于隋也”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由此可知，隋代雅乐的制定，旧陈士人有很高的参与度。《隋书·音乐志》是东亚乐律学史上非常重要的文献，近年来，日本佐藤大志、长谷部刚等人正从事《隋书·音乐志》的译注工作 （已有成果为六朝乐府之会编著的《隋书音乐志译注》，和泉书院2016年版）。

在制定国乐之外，文帝在仁寿二年（602年）下诏令杨素、苏威、牛弘、薛道衡、许善心、虞世基、王邵修定五礼。其中杨素、苏威、牛弘为关陇集团重要人物，薛道衡、王邵是旧齐名士，在周平齐时已经入关，而许善心、虞世基则是出身江左的旧陈官员。这次五礼修订是三地礼学的一次交流融合，旧陈官员在其中有重大贡献。

隋代初期的音韵学也有长足发展，其中陆法言《切韵序》中提到，“开皇初，有仪同刘臻等八人同诣法言门宿”，此八人分别为：刘臻、颜之推、魏渊、卢思道、李若、萧该、辛徳源、薛道衡。其中刘臻、颜之推、萧该为江左人士，入隋时间有所不同，而《切韵》成为唐代韵书编写的基础，对近体诗的发展影响深远。

在隋文帝“关中本位”的政策下，多数南方士人入隋后的境遇并不好，如旧陈吏部尚书沈君道，迁往长安后只能靠与儿子给别人抄书补贴家用，在之后炀帝朝位高权重的虞世基亦是如此。有“三吴之望”的陆知命，陈亡后在家赋闲，亦是数年不被起用。以上三人均为江南望族，在陈时有很高的地位，但入隋后均不受重用。而其他在隋初担任官职的南方武将，如麦铁杖、萧摩诃、来护儿等，在当时的杨隋政权中同样没有担任重要官职，处于政治边缘。隋初重臣苏威对江南士人曾有如此评价：“江南人有学业者，多不习世务，习世务者，又无学业。” （《隋书·柳庄传》）文帝朝的旧陈官员，除了少数获得较高待遇外，大多数境遇落寞。而待遇较高者，如许善心和姚察，文帝均有“我平陈国，唯获此人”的类似评价，也多是凭借音乐、礼学、修史等方面的造诣得到赏识，如姚察于隋文帝开皇九年奉诏撰《梁史》《陈史》，与许善心修订五礼等，并没有进入权力中心。而晋平吴同为北方统一南方，张华对陆机、陆云亦有“伐吴之役，利获二俊”的评价 （《晋书·陆机传》），但二陆入洛阳后，颇得张华看重，名气大振，故当时有“二陆入洛，三张减价”之说。

江南人士为了摆脱困境，则采取了不同的方法。部分旧陈官员利用南朝的文化优势，投靠藩王，成为王府学士，如东宫学士蔡翼、陆从典、沈君道等人，杨广晋王府的徐仪、虞绰、王胄、庾自直、潘徽等人。除此之外，还有部分江南人士以玄象方术附和文帝以求仕进，如萧吉、韦鼎、袁充等。出身齐梁宗室的萧吉，与杨素不和，郁郁不得志，开皇十四年（594年）上书文帝大谈符命徵祥，“上览之大悦，赐物五百段” （《隋书·萧吉传》），之后逐渐受到文帝信任。此次上书与萧吉所著阴阳五行重要书籍《五行大义》联系密切。袁充在文帝欲废太子杨勇时，曾云：“比观玄象，皇太子当废”，又曾上奏：“大隋启运，上感乾元，影短日长，振古未之有也”，得到文帝的赏赐。魏征在《隋书·袁充传》中评价道：“充乃江南望族，乾没荣利，得不以道，颓其家声，良可叹息。”由此可见文帝时期旧陈人士的落寞境遇。

萧吉《五行大义》（日本天理图书馆藏天平钞本）

隋文帝在平陈后，不仅对旧陈人士的仕进采取压制政策，对属于旧陈疆域的江南之地也进行了重大改革，如变更南方行政建制、地方长官多任命北方官员、推行乡村户籍制度、灌输关陇统治者的意识形态等。据《资治通鉴》载：“平陈之后，牧民者更变之，苏威复作《五教》，使民无长幼悉诵之，士民嗟怨。”“五教”即儒家“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强制的政治举措最终导致了江南大规模的反叛，此时距平陈仅一年。汪文进（婺州、宣州）、高智慧（越州、泉州、闽越）、沈玄懀（苏州）均自称天子，“陈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干，共相影响，执县令，或抽其肠，或育其肉食之，曰：‘更能使侬诵《五教》邪！’” （《资治通鉴·隋记》）但是，正如谷川道雄《隋唐帝国をどう考えるか》一文所谓：“隋唐的君主虽然抑压南北朝以来的门阀阶级，但并不能达到本质上的抑压。” （收入《谷川道雄中国史论集·下》，汲古书院，2017年版）隋文帝派杨素武力镇压后，又命晋王杨广任扬州总管，镇江都，稳定江南政局。喜爱江南文化的杨广坐镇江南，标志着隋王朝对江南的政策开始做出调整，以怀柔和安抚为主。关于隋王朝对江南政策的变化，另可参考芮沃寿（Arthur F. Wright）《隋朝》 （The Sui Dynasty: the Unification of China, A.D. 581-617）一书第五章《文化指导权的复活》中的有关内容。

Arthur F. Wright（芮沃寿）《隋朝》书封

宫崎市定《隋の炀帝》书封

与“素无学术”、“不悦诗书” （《隋书·高祖纪下》）的隋文帝不同，杨广素来喜爱江南文化，于开皇二年（582）纳妃萧氏，萧氏为后梁明帝萧岿之女，“性婉顺，有智识，好学解属文，颇知占候” （《隋书·后妃传·炀帝萧皇后》），深受杨广宠敬。萧氏为杨广了解江南文化提供了最直接的途径，而担任晋王谘议参军的柳䛒，由后梁入隋，“王以师友处之，毎有文什，必令其润色，然后示人” （《隋书·柳䛒传》），则让杨广进一步接触到江南文化。在杨广即位前，王府学士中江南人士之数堪称众皇子之最。《隋书》载：“王好文雅，招引才学之士诸葛颖、虞世南、王胄、朱瑒等百余人以充学士”，并“常令修撰”，其中虞世南、虞绰、庾自直在炀帝即位后，与江陵蔡允恭“常居禁中，以文翰侍诏，恩盼隆洽” （《隋书·虞绰传》）。

炀帝即位后，“狭殷商之制度，尚秦汉之规摹”，建东都、修运河，以东都洛阳为中心，沟通南北，加强了南北文化、经济等方面的交流，推行与文帝截然不同的开放融通政策，成为隋唐时期走出“关中本位”、实现“南朝化”的重要人物。而在文帝时处于边缘化的南方士人，在炀帝朝的地位则有显著提升，部分进入权力中枢，执掌大权。《隋书·苏威传》载：“（苏威）与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黄门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蕴、内史侍郎虞世基参掌朝政，时人称为‘五贵’。”“五贵”中的裴蕴和虞世基乃旧陈官员，虞世基在文帝时曾境遇窘况到靠替人抄书谋生，后参与制定国乐和五礼，并无实权。而在炀帝朝则“顾遇弥隆”，成为炀帝的核心官员，“专典机密”。而裴蕴则进一步掌握了司法和监察大权，“（炀帝）大小之狱皆以付蕴，宪部大理莫敢与夺，必禀承进止，然后决断” （《隋书·裴蕴传》）。

出身南方的武将们在炀帝朝也多有功勋，来护儿、麦铁杖、周罗睺等位列十二卫大将军、将军之列，参与炀帝平叛杨谅或征讨高丽，并表现出为国尽忠、求战立功的心态。如麦铁杖在征高丽前曾对其子说：“吾荷国恩，今是死日”，最终亦是战死沙场。周罗睺最终在平汉王杨谅叛乱时阵亡，炀帝赠其柱国、右翔卫大将军，谥号“壮”。来护儿则在平杨玄感之乱中功勋卓著。同是入隋的南陈名将萧摩诃则有不同的命运，他参与了杨谅起兵，但最终兵败被迫自杀。在之后的杨玄感之乱中，也有不少南方士人的身影，而这些人一度是杨广身边的核心人物，如虞绰、王胄、潘徽等人，后来在炀帝集团中不得志，受到杨玄感“虚襟与交”，最终被炀帝流亡诛杀。在杨玄感起兵后，亦有不少南方士人降于玄感，被委以重任，如虞世基子柔、来护儿子渊、裴蕴子爽、周罗睺子仲等。

《隋唐演义》中的“四猛”之一来护儿

在隋炀帝开放的文化政策之下，南方士人在文学、经学、著述等方面多有建树。炀帝“是一位有着深厚美学意识的人” （宇文所安著《初唐诗》，贾晋华译，三联书店2002年12月，第二章），主张“典丽”的文学观，《隋书·文学传序》称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暨乎即位，一变其风。……并存雅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在意气怏怏的陈文学之中，融入刚健、清新的气质，诗歌创作反映出南北文学融合的大趋势。炀帝评当时的文学名家为：“气高致远，归之于（王）胄；词清体润，其在（虞）世基；意密理新，推庾自直。过此者，未可以言诗也。” （《隋书·王胄传》）以上三位均是由南入北的南方人，可见炀帝所尚。

而在文帝朝下诏废除的南朝艳曲， 炀帝即位后又予以恢复，“大制艳篇，辞极淫绮” （《隋书·音乐志》），因此曾经在南朝大力创作宫廷文学的士人们，一变文帝时的悲凉，继续沿着梁陈宫廷文学的道路发展，创作了众多奉和酬唱作品。如奉和炀帝的诗歌中，仅《奉和出颍至淮应令诗》一题，就有诸葛颍、虞世南、蔡允恭三人的作品传世，宰相杨素的《出塞二首》，则有薛道衡与虞世基的和诗。以上奉和作品虽是宫廷文学的衍生，但南北文人的共同创作，促进了南北文人间的交流和南北文学融合。除奉和作品外，入隋的旧陈文人中，明余庆、陈子良、孔绍安等人，虽存世作品不多，但也有不少佳作，呈现出与在陈时不同的文学风貌。如明余庆《从军行》“剑花寒不落，弓月晓逾明”两句，已有唐代韵味。

南北朝时期，经学形成了不同的学术风格，如《北史·儒林传序》所言：“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隋统一南北后，经学的融合也在进行中，如皮锡瑞在《经学历史》 （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七章《经学统一时代》中所云：“隋平陈而天下一统，南北之学亦归统一，此随世运为转移者也；天下统一，南并于北，而经学统一，北学反并于南，此不随世运为转移者也。”炀帝时曾征集天下儒术之士，聚集于内史省讲论，其中有不少江南士人，如吴郡褚辉以《三礼》闻名，撰《礼疏》百卷；余杭顾彪通《尚书》《春秋》，撰《古文尚书疏》二十卷；余杭鲁世达撰《毛诗章句义疏》四十二卷；吴郡张冲，撰《春秋义略》《丧服义》三卷、《孝经义》三卷、《论语义》十卷、《前汉音义》十二卷。许善心任礼部侍郎后，向炀帝举荐徐文远为国子博士，陆德明、褚徽、鲁世达等授为学官，其中陆德明受学于同样由陈入隋的张讥，张讥则受学于梁陈大儒周弘正，一脉相承 （见童岭《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研究》，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五章）。而南北朝至隋这一时段的《孝经》学研究散佚严重，隋代重要著述刘炫的《孝经述议》同样不存，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日本发现此书，后由林秀一整理复原，可窥得大概 （林秀一复原《孝经述议》的解题译文收入《秦汉魏晋南北朝经籍考》，中西书局2017年版）。

除经学之外，炀帝也重视其他图书的编撰，为晋王时就组织王府学士编撰图书，如潘徽等编撰《江都集礼》一百二十卷，即位后又令虞绰、虞世南、庾自直编撰《长洲玉镜》四百卷，虞世南在隋任秘书郎时所编《北堂书钞》，为现存最早的类书。对杨广下令编撰的图书，钱穆云：“此等皆沿齐、梁故习。” （《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二十二章）《资治通鉴》云，炀帝从晋王到在位的二十多年中，组织完成“自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乃至蒱博、鹰狗，皆为新书，无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万七千余卷”。丰富的学术成果体现了有隋一代南北文化和学术的系统整合，而在这一过程中，江南士人和南方学术文化的作用举足轻重。隋代礼制的因袭，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中案云：“此隋制礼服不袭周而因齐之例证也。齐又袭魏太和以来所采用南朝前期之制，而江左之制源出自晋，上溯于汉，故曰汉晋。”关于隋代礼制，可参考顾涛先生新著《汉唐礼制因革谱》 （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中“出礼制极盛期（581-741）”的隋之部。

由南朝入隋的江南人士在炀帝朝获得了远超文帝朝的机遇和待遇，在文学、经学、著述等方面光彩斐然。部分南方人进入炀帝的权力核心，但因为故国已亡，根基缺乏，最终成为附和圣意，“国危未尝思安，君昏不能纳谏”之臣。如虞世基，对炀帝征高丽、各地起义等状况，“恐祸及己，虽居近侍，唯诺取容，不敢性意”，甚至最终到了“抑损表状，不以实闻，是后外间有变，帝弗之知也” （《隋书·虞世基传》）的地步。而炀帝出身关陇豪强，却喜爱江南文化，在位期间三次巡幸江都，长达数年，并在最后一次巡幸中于江都宫变中被宇文化及等人所杀。在江都宫变中，除隋炀帝被弑之外，据《隋书·恭帝纪》记载，虞世基、裴蕴、许善心、袁充、来护儿等皆遇害。炀帝死后，大将陈棱葬其于吴公台下，后李渊在622年又下令将炀帝陵迁往雷塘，2013年在扬州曹庄发掘了隋炀帝墓。为炀帝发丧的陈棱，则同样是旧陈入隋人士。

隋炀帝墓出土的蹀躞带（南京市博物馆“铲释三城”特展，虞薇 摄）

二炎精舍藏隋大业残砖

在天下烽烟并举，关陇士人极力反对南下江都、建议返回长安时，虞世基、裴蕴等出身旧陈的重臣们，则纷纷支持炀帝巡幸江都，并在李渊攻陷长安后，建议以丹阳为都。于是关陇集团与旧陈官员的冲突便爆发了，直接导致了江都宫变。而在宫变中，江南士人则表现出了忠贞凛然之气，甘愿赴死。如虞世基子虞柔在宫变前得亲族虞极密报，可先逃难，但他以绝不“弃父背君”拒之，并在宫变后“竞请先死”。亦有不少江南士人谋划为炀帝复仇，如麦铁杖之子、武贵郎将麦孟才，“及江都之难，慨然有复仇之志”，并谓武牙将钱杰曰：“事等世荷国恩，门著诚节。今贼臣杀逆，社稷沦亡，无节可纪，何面目视息世间哉！” （《隋书·麦铁杖传》）筹谋击杀宇文化及。由此可见，此时的江南士人们已将炀帝视为生死可托的所忠之“君”，足以见得炀帝待江南士人的荣宠之重。

南朝词臣北朝客，江南士人经历国破离乡，在隋代的命运也屡屡起伏动荡，从文帝时的边缘化进入炀帝时的权力中心，归根结底还是以文学修养和文学造诣为依托，进而谋求更深更远的发展。隋历二世而亡，而南北文化、政治的交融依旧沿着炀帝的道路持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