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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实践之“难”

原标题:儒学实践之“难”

《论语》主题展日前在曲阜孔子博物馆开幕

马建红(法学博士)

9月28日是孔子诞辰纪念日,每年的这一天,都会有发起自官方或民间的各种祭孔活动,也会有文人学者撰写各类纪念或研究文章。可以说,孔子的思想是一个宝库,是文字从业者永不枯竭的写作的灵感源泉。人们既可以一般地讨论仁义礼乐,也可以从现代学科专业的角度进行分析,从事教育的大可以从“有教无类”入手,研究法律的尽可以围绕他的“无讼”思想做文章。

至于说到国家治理方面,宋朝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故事虽不足信,却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思路,能不能“治”,如何“治”,“治”的效果怎样,都会成为有意思的选题。正因为此,孔子以及由孔子创立的儒学,才能如此这般生生不息,成为将华夏儿女凝结在一起的精神纽结。

儒学教给人的道理有很多,小到为人处世,大到治国安邦。如果每个人都能以儒家的劝勉为行为的准绳,人世间将不会有纷争,而会是一派太平、安全、和谐、友善、美好、祥和的景象。只可惜这样大同世界的愿景,从来都只存在于人们的理想中,我们通过不懈的努力,或许可以越来越接近它,但却难以变为现实。

这是因为,儒家教导我们要仁者爱人,要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这也是实现大同世界的必由之路。儒家告诉世人践行此道的具体门径,则主要靠个人的克己与修身。然而从本质上来说,正如道家所言,人的天性是一种乐于追逐无拘无束的自由的天放状态,既不愿意被束缚,也不愿受人控制。故儒学实践之难点,就在于人是难于“克己”的。自古及今,人类在物质世界或科学技术领域,创造出了甚至惊艳自己的辉煌业绩,可是在认识自己、约束自我与战胜自己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却有些可怜,这不能不值得人们深思。

孔子是在回答“颜渊问仁”的时候,谈到“克己复礼为仁”的,也就是说人要克制、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言行都符合礼的要求,也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只不过能做到这一点的,大概只有极少数德行高尚的君子,一般人则率性而为者居多,能做到“对自己下手狠一点儿”,克制自己对物质利益和权力欲望的人毕竟是少数。

要克制自己,首先要做的就是克制自己攫取更多物质利益的欲望。鲁国的季康子担心有更多的盗贼,问孔子应对的办法。孔子的回答是,“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言下之意,正是你季康子多欲,厚取于百姓,造成百姓生计之艰难,之所以盗贼多发,其原因就在于统治者的厚敛。要想消灭盗贼一类的犯罪,像季康子这样的统治者就要克制自己对财富的过分追求。

由此言及当下反腐败的情势,可以看到,自从十八大以来,伴随着老虎苍蝇一起打的雷霆之势,已揪出了不少腐败分子,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正在形成。同时也要看到,对腐败分子的惩处力度虽不可谓不严,反腐的声势不可谓不大,但贪腐却并没有杜绝,官员落马之声随处可闻,有的贪腐数额之大,越来越超乎人们的想象。之所以如此,正在于这些官员克制不住自己对金钱财富的欲望。

在巨额财产面前,能抵挡得住诱惑是很不容易的。像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他却能“不改其乐”的则更少,否则颜回也就不会成为君子之楷模了。

克己的另一个方面,是要克制自己攫取更高权力的欲望。孔子的理想社会是西周时期的礼治时代,而他面临的却是礼崩乐坏的现实。他希望通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途径,让君臣父子各归其位,各安其分,最终恢复周礼的治理功能。只不过当他怀揣这样的治国之道而游说诸侯时,却发现根本没有国君买他的账。

我们可以想象,当这些诸侯们早已习惯了礼乐征伐出诸自己之手的生活后,又怎么舍得在自己头上套一个管束自己的紧箍咒呢?所以,孔子之仕途不顺、“有君不能事”的命途也就几乎是注定了的。当我们以此来检视今日之官场时,对于那些花费重金买官之人似乎也就多了一份理解。在近年来落马的官员中,不乏卖官鬻爵之徒,而官爵之所以能有市场,是因为有巨大的需求,而这种需求也源自于人们追逐权力的欲望。

英国哲学家罗素说得很透彻:“爱好权力,犹如好色”,“在人的各种无限欲望中,主要是权力欲与荣誉欲”。有些人在掌握权力后,其膨胀的特性又会激发他的其他欲望,在这个时候,希望人能克制自己,简直比登天还难。

孔子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大同世界的美好图景,也提出了克己、修身之道,却由于克己之不易而变得难以实现。其实,孔子的克己,并非只是运用个人意念的克制,而是与循守周礼相联系的,只不过在春秋时期,周礼已丧失了往日整合社会秩序的功能,孔子的克己也就失去了规则的依托。今天我们欲使克己产生效用,则非依托法治不可——当我们把对财富的追逐与权力的行使置于法治之下,应当能够解决儒学克己实践这一难题。供图/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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