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中共开创人民战争的先驱

原标题：周恩来：中共开创人民战争的先驱

周恩来是中共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杰出军事家，他最早懂得武装斗争和革命军队的极端重要性，人们对此已有共识。但周恩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人民战争和战略战术方面的重大贡献，在国内外有关研究著作和教科书中，还很少提及，这是一个应该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根据大量史料，笔者认为：周恩来是中共开创人民战争的先驱；是我军战略战术思想的主要奠基人之

周恩来：中共开创人民战争的先驱

(一)大革命时期对人民战争进行开创性探索

1924年大革命开始后，周恩来奉调从欧洲回到当时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大本营广州，先后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员长、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并先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和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务。在参与领导两次东征、平定商团和杨、刘叛乱的战争中，就开始对人民战争进行了开创性探索，初步萌发人民战争思想。

周恩来认为，革命战争是人民群众求解放的战争，必须依靠群众，动员和组织群众进行战争。这正是人民战争思想的核心。他明确指出：在阶级社会，统治阶级为奴役被统治阶级，必然会使用武力。而被统治阶级“受了过甚的压迫，也必然会觉悟起来用武力去反抗压迫者。”①因此，反抗压迫者的革命战争，必然会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也只有依靠人民，才能取得胜利。

周恩来深信：战争的实力存在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1924年10月，他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明确指出：“我们不要以为反革命派的势力极大，反革命派的气焰日张。我们只要下我们团结的决心，我们有工人可以武装，有农民可以自卫，有士兵可以做先驱，有学生可以做宣传，有商人可以做后盾，我们的实力便在此处。”因此，他认为要战胜敌人，“必须团结起全中国的革命民众，向反革命派进攻。”②这明确反映他依靠人民，进行战争的思想。周恩来深信：必须武装民众，把军队和群众的武装斗争结合起来，是夺取胜利的保证。1926年他分析广东的革命形势时指出：“民众武装在广东已成为自然必不可少的组织”，“农民自卫军，工人自卫队的组织，亦为势所必需。”③打倒敌人“唯一的方法就是工农兵大联合起来!”他强调两次东征和平定商团及杨、刘叛乱，“亦是广州工农与革命军联合势力”。他还明确指出：“工人是国民革命的领袖”。④“工农群众为国民革命的中坚”，是“唯一可恃之革命力量”。⑤他号召工农兵联合起来。

正是在上述人民战争思想的指导下，周恩来领导中共广东各级组织和革命军政治部大力发动工农群众支援革命战争。广东许多县市都建立了工会、农会和青年、妇女组织。他还主持东江行政会议，专门通过了《组织人民自卫军案》，并派遣共产党员和黄埔军校毕业学员，帮助一些县市建立和训练工人武装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到1926年初，仅东江各县农会会员即发展到60多万人。⑥全省农民自卫军达3万多人，潮、梅各县都有一个用快枪装备起来的农军模范队，工人武装纠察队也有了很大发展。⑦在战争中，许多有组织的群众，争先恐后为革命军运送物资、看护伤员、侦察敌情。周恩来并指令革命军政治部，用收缴的敌人枪支武装工农。他还多次亲临前线，指挥工农武装配合革命军作战。一些工农武装“争为先导”、“荷枪杀贼”，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东征中仅塘湖农军即“截缴枪械千余支之多”。⑧特别是北伐战争开始后，为发动群众，配合北伐进军，周恩来参与领导了上海80万工人大罢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人民战争灿烂的新篇章!

朱德同志在谈到大革命时期周恩来等人在军事上的贡献后指出：“我们党从那个时候起，……就开始注意到了武力和人民相结合、革命的武装斗争和群众斗争相结合……才有了北伐战争的迅猛发展和巨大胜利。”⑨肯定了周恩来等在大革命时期对人民战争的开创性贡献。

(二)坚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实行革命武力与民众相结合；正规军、游击队与民兵相结合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是中央主要军事负责人之一，他与毛泽东、朱德等一起，在指挥战争中进一步发展了人民战争思想。

周恩来从红军的性质和宗旨深刻阐明了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必须实行人民战争。他指出：“红军本身是一种阶级的集聚力量”⑩，这就决定和要求红军要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一定要动员最广泛的群众，要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否则，就“失去了红军的阶级基础”11。周恩来所明确规定的红军三大基本任务，第一条就强调要“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如群众尚未组成工农会测更应帮助群众建立自己的群众组织。”他要求红军每到一个地区，都应与工农会密切联系，“在政治上，在宣传上，在斗争上，都要与工农会协议共同去做”。12周恩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结合战争实践经验，更深刻地认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从而更加坚定地树立了革命战争必须依靠群众，动员和组织群众参加的人民战争思想，并进一步深刻地阐明这个道理。他强调：“以红军为中心的战斗力量来开始进行的国内战争，应建在广大的群众基础之上。”13红军“应该向着群众有发展斗争可能的地方，去扶助其发展”；“有了广大群众在红军的周围，红军的一切困难及本身发展便将较顺利地得以解决。”14

十年内战时期，周恩来一直十分重视武装工农，坚持把军队和群众的斗争结合起来。1928年他在中共“六大”所作的《军事报告》中，特别强调武装工农的重要性。指出：大革命时期军事工作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没有尽力发展工人纠察队，没有将乡村中的农军发动起来，来做夺取乡村政权的力量。”15 1929年，周恩来在为中央起草或审定的指示信中，又强调要对农民武装极力加以扩大，明确规定“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是红军三大基本任务之一。他要求红军所到之处，要“从群众日常生活斗争引导到政治斗争以至武装斗争。这种斗争才是群众本身所需要的，才不是单纯军事力量的发动……”16。

1930年，周恩来在领导全党的武装斗争中，人民战争思想又有了重要的发展。9月30日，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中，总结红军斗争经验，明确提出：要把正规红军与地方游击队和赤卫队的武装斗争结合起来。在“红军的周围，应该围绕着广大的游击队、赤卫队，要在广大游击队赤卫队的基础上，建立红军广泛的补充军。”17他严肃批判不重视武装群众，以及好枪不给地方，坏枪送农民的错误思想倾向，严肃指出：“须知红军与工农的武装力量是相成的而不是相消的。”他要求红军要“派人去担任农军的训练”18，强调“凡红军一切行动务要避免单纯的军事行动，要与群众斗争取得密切联系。”19这些论述表明周恩来的人民战争思想，在战争实践中认识已日益深化。因而，到抗日战争时期，他反复强调要“开放民运”，实行“全民抗战”。号召“宣传民众，发动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指出：“只有全民众起来抗战，抗战才能持久……才能最后战胜敌人。”20“要组织他们在武装训练之中，引导其参加人民自卫队、游击队、义勇军，并吸引到部队中来。”21把军队和群众的抗日武装斗争紧密结合起来，用发动全民抗战的人民战争，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三)首倡并领导开辟第二战场，充分发挥人民战争威力。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于1946年发动全面内战。周恩来返回延安后，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并继续领导国统区的工作。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就在蒋管区领导各级地下党组织，利用各种方式，广泛宣传党的各项政策和主张，团结各阶层群众和各民主党派，并大力做争取国民党开明人士和地方实力派的工作。1947年2月1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分析国统区人民民主运动时指出：这是“第二战场”。这是党中央领导人首次把蒋管区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斗争，提高到与敌我两军对阵的第一战场相配合的战略地位，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赞同。为统一和加强对国统区工作的领导，4月29日成立了中央城市工作部，周恩来兼任部长。周恩来先后代中央起草了《关于在蒋管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两个文件》22《蒋管区斗争要有清醒头脑和灵活策略》23等指示，“完整地提出蒋管区工作的总方针：长期打算，积蓄力量，发动斗争，推动高潮，配合反攻形势，发动第二战场，准备里应外合，争取全国胜利。斗争策略是：有时直进，有时迂回，有时集中，有时分散，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既区别又结合。”24

这时，周恩来的人民战争思想发展到更高境界。他放眼全国，协同毛泽东指挥解放战争。除在更大范围和更大规模上，动员解放区千百万群众、地方游击队和民兵武装，积极支援、配合解放军作战外，还领导蒋管区地下党，发动蒋管区千百万学生、工人、农民等各阶层人士，以学生运动作先锋，开展大规模的抗暴、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反迫害等各种斗争，扩大了各界人士的反蒋统一战线，罢课、罢工、游行、示威此起彼伏，席卷全国。有的地区如广东、海南、浙、皖、滇、桂、黔、川等地的农民,还建立游击武装，开展反蒋武装斗争。

周恩来还十分重视分化瓦解敌人，化阻力为助力。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开始，他就注意利用敌人内部矛盾，采取多种巧妙方式，相机做国民党上层人士、高级将领特别是地方实力派的争取工作。到解放战争时期，就显现出长期工作的明显效果。如原西北军高级将领，解放战争时期除少数几个外，几乎都走上了起义或投诚的道路。解放战争时期，几乎每一个重要战役的胜利，以及在关键时刻一些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率部起义，都有周恩来领导的敌军工作或大或小、或明或暗的贡献。

周恩来：我军战略战术思想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周恩来在长期领导和指挥革命战争的过程中，与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军事家一起，不断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对奠定我军战略战术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周恩来战略战术的基本思想——革命战争集体经验的结晶

周恩来建立在人民战争思想基础之上的战略战术原则，是在革命战争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是集体经验的结晶，又具有自身某些特色，到抗日战争时期已比较系统，它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要点可归纳如下：

(1)从实际出发，灵活恰当地运用各种作战形式

周恩来在长期指导战争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要取得胜利，就必须知己知彼，按照变化着的战争情况，灵活恰当地运用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等各种作战形式。

周恩来是中共较早重视游击战作用的领导人。大革命失败后，党内曾出现一种主张到处暴动的错误倾向，在作战中又不问情况与强敌硬拼，周恩来在实践中很快就发现问题，他反对不顾主客观条件的盲目暴动、与强敌硬拚，而主张在有条件的地方开展游击战争。他说：“红军应该是采取经常游击的政策”；“实行游击四向发展的策略”；“分兵游击集中指导是不可移易的原则。”25他还指出：“游击战争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农民斗争的口号，消弱反动派的力量及建立红军”；“游击战争的发展，应该是向农村阶级矛盾与斗争到了更激烈的地方，党与群众的组织有相当基础的地方，以及给养丰富、地势险峻的地方为最宜。”26

在抗日战争中，他根据新的情况和敌我力量的新变化，强调要游击战与运动战相互配合，而“以游击战争为主体”；“在新阶段中，我们抗战的中心放在敌后，在敌人占领地区开展游击战，……

”27。周恩来同时指出：“游击战本身不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28最后战胜日本，必须向正规战发展。

(2)集中优势兵力，灵活机动，各个歼敌

周恩来在上海党中央工作时，就开始注意总结各地红军作战经验。1932年初，他到达中央苏区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经过一段调查研究，进一步总结红军作战经验后，他就主张实行歼灭战的作战方针，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他说：要“在决战方向集中优势兵力和兵器”，“要用少数兵力放在次等方面，去抓住多数的敌军，以便抽出多数的兵力，在主要的突击方向，有把握地去消灭敌军。”291932年7月下旬，周恩来到达前线红一方面军总部，8月初苏区中央局决定，由周恩来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在前线组织军事最高会议，以周恩来为主席，直接指挥红军作战。他们即按上述原则，胜利地指挥了乐安、宜黄战役。

(3)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配合

十年内战时期，周恩来一直强调游击战和运动战，主张积极的运动防御，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配合，反对消极的单纯防御。1933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时，周恩来被‘左’倾中央排挤，博古、李德强令红军与强敌打阵地战，这种错误指挥导致了红军的惨重损失。1934年8月，周恩来提出从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坚决挺进到敌人后方去，利用敌人的空虚，大大地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新的苏区，创造新的红军，更多的吸引敌人的部队调回后方，求得整个战略部署的变动。”30这是一个可行的方案，可惜为时已晚，红军已无力打破敌人的“围剿”，只有进行战略转移——长征。

抗日战争初期，周恩来特别强调在正面战场处于防御地位的国民党军，要内外线作战相互配合。保卫武汉时他建议：“在战略上我以为必须确定两个战线，亦即内外线夹击敌人的方针”；“敌人进攻愈深入，我们在敌人外线活动地区将愈大。敌人如退守后方，向我游击地区进攻，则我内线作战部队的活动范围及出击机会将愈多。”31我抗日敌后战场的开辟也正是这一战略思想的体现。

(4)歼敌主力，是取得坚城先决条件

第四次反围剿时，周恩来亲临前线指挥。当时被“左”倾路线统治的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不顾敌我兵力悬殊的实际情况，强令红军攻敌重兵设防的坚城南丰。周恩来从作战开始就反对这一错误部署，反复向中央电陈意见，指出攻坚城之不利，力主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敌人。他在1933年1月30日给中央的电报中说：“中央累电催我们攻破城防，与我两电所陈战略实有出入。但我终觉消灭敌人尤其主力，是取得坚城的先决条件。敌人被消灭，城虽坚，亦无从围我，我可大踏步地直入坚城之背后，否则徒损主力，攻坚不下正中敌人目前要求。”32之后，在中央坚持错误战略，南丰城又攻不下来的情况下，周恩来和朱德从实际情况出发，毅然决定采取声东击西策略，改强攻为佯攻，主力迅速秘密地大踏步转移，在运动中采取大兵团伏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法，先后歼敌近三个师，俘敌万余人，缴枪万余支。终于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5)统一指挥与机断专行相结合

在军事活动中，周恩来开始比较注意集中指挥，尔后在战争实践中，日益深刻地认识到军队的活力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各级指挥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要取得战争胜利，必须给他们机断专行的权利，把统一指挥与机断专行结合起来。第四次反围剿的亲身经历，使他更深刻地认识这个道理。因此，1933年2月3日，他与朱德、王稼祥从前方致电中央局，提出：中央局应给前方“以原则上与方针上的指示”，而“具体部署似宜属之前方。”33抗日战争开始，他就明确提出：“部队的指挥要给以独断专行的权力，要使其能独立作战，分区活动，不怕留在敌人背后，不怕被敌人切断。”34武汉保卫战时，他还指出：“内外线部队的机断专行与协同动作，关系非常重大，……应赋给该战区高级将领以广泛组织游击队与发动游击战争之权。”35他认为，前线指挥有机动专行之权，才能不误战机，从实际出发，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克敌制胜。尔后他一直十分重视把统一指挥与机断专行结合起来。

(6)战略的持久与战役战斗的速决

周恩来认为，中国革命战争面对的是强大的敌人，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只有经过长期斗争，才能取得胜利。因此，在战略上我们要实行持久战的方针，但在战役战斗中则要速战速决，应“采取迅雷手段”36，出其不意，突然袭击，干脆利落消灭敌人。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最早提出了坚持持久战的正确战略思想。从1937年11月开始，他陆续发表《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的抗战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战》、《如何进行持久战》等一系列文章，对为什么要进行持久战？如何进行持久战？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文章发表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之前。他强调指出：“只有持久抗战，才能争取最后胜利”37；只有全面抗战，才能实行持久战。而“民众的反抗，是持久战的最主要的条件。”38对怎样进行持久抗战？他作了具体回答：指出应巩固前线、建设新军备、建立军事工业、发展敌占区的广大游击战争、进行广泛的征募兵役运动、巩固后方、加强国防机构、运用国际有利条件。39周恩来认为：持久战不是消极避战，而是主动打击敌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与消耗战，但持久战不是拖而不打，消耗战不是乱拼，而是消灭敌人有生力量。

(7)敌击我隐，敌分我袭，敌进我伏，敌围我散的抗日游击战术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和朱德总结游击战争经验，概括出有名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些游击战的基本原则，经过无数次战役的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抗日战争开始后，战争的环境条件有了变化，我们面对的民族敌人是掌握现代化装备的日本侵略军。周恩来不囿于既往的成功经验，而是在新的条件下，总结抗战初期我军在华北和江南开展游击战的经验，对原“十六字诀”作了重要的补充，于1939年6月 6日在重庆作《关于目前抗战形势及任务》的报告时，提出了又一个十六字诀：“敌击我隐，敌分我袭，敌进我伏，敌围我散。”40他对此作了阐述：

敌击我隐 即敌集中兵力找我主力决战时，我不退走，也不暴露，而隐蔽起来，使它找不到。

敌分我袭 敌分散开时，要袭击他。但袭击要做好准备，要一击必中，短时间解决。否则敌人要集中，要增援。

敌进我伏 敌人行进途中是最好杀伤他的时候，我可择地埋伏，给予突然袭击。

敌围我散 日军常用几道防线围我们，我们不能放弃抗日根据地退走，而应采取分散开来的办法，使敌人找不到主要目标，以减少损失。

以上周恩来补充和发展的这些原则，对后来胜利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周恩来的战略战术思想，内涵十分丰富，除以上七方面外，他还高度重视瓦解敌军工作以及情报、电讯和机要工作。在这些方面，周恩来都有其自身的特色，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二)全面总结我军军事原则，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解放战争期间，周恩来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1947年8月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兼代总参谋长。他领导总参谋部先后写出解放战争第一年、第二年的总结，并亲自拟出了《战争第三年军事计划》。1948年9月，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详细报告了第三年军事计划要点，极富预见地指出：“今后仍力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但攻坚战则可能增加”；“应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会战。”41不久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即相继展开。1949年7月，他在另一次报告中总结了解放战争三年胜利，明确指出：“人民解放战争的第四年，将是我们取得全国胜利的一年。”42在此期间，他直接参与全国各战略区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的决策和实施，据不完全统计，他留下的报告、批示、电报达580余件，几乎每次重大战役都有他亲自起草的指挥作战电报，最多时一昼夜竟达22份。在解放战争的各个关键时刻，周恩来总结过去，剖析现状，预见未来，对战略决策和战役指挥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

1947年12月，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阶段。为准备夺取全国胜利，全面制定党的行动纲领，中共中央于12月25日至28日在陕北米脂杨家沟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前周恩来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多次亲自召开小型会议，对军事问题作了广泛和深刻的分析研究。他全面地系统地总结了我军在历次革命战争中的基本经验，集中集体智慧，汇集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和各战略区指挥员在实践中提出的大量符合实际的战略战术指导原则，经过提炼和高度概括，撰写了《军事原则》提纲。该提纲有三部分，提出人民解放军十条作战原则、五条战略指导方针和敌人可能的十条对策，内容全面、系统而深刻。

十条作战原则是：“一、避强就弱。先打分散之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二、先面后点。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农村，后取大城市。三、歼敌为主，略地次之。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及地方为主要目标，后者是前者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保守或夺取之。四、一点两面的包围战，歼灭性打击。劣势中的优势，转入全体优势，……

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五、无准备，无把握不打。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力量的对比下有胜利之把握。六、勇敢牺牲，不怕疲劳。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与连续作战的作风。七、运动战与阵地战。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意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及城市。八、区别攻城战的各种情况。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城市，则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之守备而又为环境所许可之据点及城市，则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之据点及城市，则等待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九、主要补充在前线。以俘虏敌人的全部武器及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十、间隙休整不要长，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整与整训部队。休息时间一般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时间。”43

周恩来认为，以上十条，是打败敌人的主要方法。但与此同时，要战胜敌人还必须有正确的战略指导方针，周恩来在《军事原则》一文的第二部分，就总结提出五条战略方针：“一、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野战军与地方军相呼应。正规军与民兵相配合。二、内线与外线相配合，由内线转到外线，由外线形成内线，再由内线转往外线。三、夺取敌人武器，加强自己，以提高技术和战术。四、大踏步前进、后退和机动，与发动群众，创造战场相结合。五、节省人力、物力及弹药，用于歼灭敌人，解决战斗方面。”周恩来《军事原则》一文的第三部分还本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精神，分析预测了蒋介石可能采取的十个方面的对策。44在此，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军事原则作了重要的补充和发展。

周恩来《军事原则》这篇光辉的著作，全面完整地总结了我军长期作战的经验，集中了集体智慧，他总结归纳的十五条军事原则，可以说集中我军战略战术思想之大成，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周恩来与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是一致的。人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周恩来《军事原则》提纲第一部分所提出的十条作战原则，与毛泽东在1947年12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上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所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45，从内容到文字，基本相同。笔者认为，他们提出的这些军事原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马列主义原理和老一辈革命家长期军事斗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和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尔后的人民革命战争和战略大决战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

周恩来严于律己，一贯保持我们民族的谦虚美德，从不以功臣自居，甚至还竭力抹掉他自己或带有他个人印记的某些东西，把它溶入党的集体智慧——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之中。但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他长期作为中国革命最高层的军事决策者和指挥者之一，是中共开创人民战争的先驱!是我军战略战术思想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历史是不会忘记他不可磨灭的贡献的!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

注 释：

①周恩来：《军队中政治工作》，载《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同学纪念册》1925年 6月 2 日。

②以上见周恩来：《在广州举行的警告反动商团示威运动大会上的讲话》(1924年 10月 10日)，载《双十屠杀特刊》，《农工旬刊》出版社。

③周恩来：《现时广东的政治斗争》(1926年12月 17日)，《人民周刊》第38期。

④以上见周恩来：《在省港罢工工人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25年 7月 31日)，载《工人之路》第 37期。

⑤周恩来：工农阶级与广州市选》(1924年 12月 1日)，《农工旬刊》第9期。

⑥参见东江革命根据地史编写组编《东江革命根据地史》，第3页。

⑦转引自姚传远：《周恩来早期的军事活动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的贡献》，载广东省党史征集委员会等编《周恩来同志在潮汕》学术讨论会论文汇编第1辑，第149页。

⑧《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7篇，第1章。

⑧朱德：《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见《朱德选集》第393页。

⑩、12、14、16、18、19、20、21、22、23、25、26、27、32、34、36、38、42《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5页、第33和36页、第33和34页、第33和35页、第37页、第 42页、第 83页、第 87页、第 268页、第 310页、第 33和 35页、第 16和 18页、第 85和 101页、第 62页、第 86页、第68页、第85页、第346页。

11 周恩来在中共“六大”作军事报告的记录(1928年7月3日)。

13 周恩来：《目前红军的中心任务及其几个基本问题》(1930年9月 30日)。

15 周恩来在中共“六大”作军事报告的记录(1928年7月3日)。

17 周恩来：《目前红军的中心任务及其几个基本问题》(1930年9月 30日)。

24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536页。

28 周恩来：《怎样进行持久抗战》(1938年1月8日)，载《群众周刊》第1卷，第5期。

29 周恩来：《从实际战斗中来认识战术原则》，《红色战场汇刊》1933年8月。

30 周恩来：《新的形势与新的任务》，1934年 8月《红星》第60期。

31周恩来：《论保卫武汉及其发展前途》，1938年7月 7日《新华日报》。

33《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241页。

35 周恩来：《论保卫武汉及其发展前途》。

37周恩来：《怎样进行持久抗战》(1938年 1月 8日)。

39 周恩来：《怎样进行持久抗战》(1938年 1月 8日)。

40 周恩来《关于目前抗敌形势及任务》，见《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二卷，第227—233页。

41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8年9月13日。

43、44 周恩来：《军事原则》，参看陆军指挥学院课题组：《伟大的军事家周恩来》，第9章第3节，第420—430页。

45《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47—1248页。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