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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魏晋时期靠抄书也可以逆袭!

原标题: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魏晋时期靠抄书也可以逆袭!

佣书虽出身卑微,却是好学上进之士。他们中间优秀的人才数不胜数。

“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开拓西域的英雄班超,就曾从事着艰苦的佣书工作。“家世农夫,至泽好学,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东吴谋士阚泽也是靠着做佣书的薪酬,读书进取最终改变自身命运。

魏晋南北朝时期,佣书界优秀人才辈出,甚至出现了靠抄写为生的大家族。

僧肇,也曾从事过佣书工作。在为人抄书的过程中,僧肇得以熟读各种经典,并对老庄思想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这段佣书工作对知识的学习与吸收,为后来僧肇研究佛学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图1:僧肇

这样,我们才能有机缘知晓这位佛教理论家、鸠摩罗什的弟子,而避免了让这样优秀的人才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

北魏时期,敦煌令狐家族便是以专业抄写为业的底层知识分子集团,可谓具有代表性的群体。《氏族略》:“汉有令狐迈,避王莽乱,居敦煌”。从西汉末年迁居敦煌的令狐家族是当地有名的大族。

图2:《氏族略》

公元426年到公元537年,令狐家族成员因从事佛教活动,被记录进佛经卷子和石塔铭文的有十一人。这十一个人中,有十人是以抄写人、书写人的身份出现。

他们有经生、官经生、典经帅,令狐家族从事抄写工作的人,称呼并不一致。代表着这十人在工作角色、发挥作用、职业地位上的差异。

这个庞大的抄写家族集团,职业地位居首的人叫“典经帅”,又称为“经生帅”。令狐祟哲便在公元512年到公元514年这三年时间里,担任着这个职务。

作为管理者,令狐祟哲很少亲自抄写佛经,他主要的工作是搭建好抄经的经生与寺院之间的桥梁。他的名字居于“经生”与“校经道人”的中间位置。

如果用程序示意,可以展现出一条完整的抄经业务链条:寺院将抄写经书的业务交予典经帅负责;典经帅将手中接手的抄写业务分发给手下经生;经生负责承担具体的抄写工作。

清晰的业务链条,一层一层地承接工作,也一层一层地通过典经帅,传递寺院发放的抄写佛经的工钱。

经生,分为官经生和职业经生。通常经生工作较自由,但需要自己去寻找抄写工作,相较于官经生,难有稳定的生活保障。官经生一般受雇于寺院,由典经帅来组织管理,生活较有保障。以此推算,能成为庞大的经生集团,将抄经作为职业,令狐家族应是得到官方许可,具有世袭性质的职业。他们在抄写活动中,还有文化人和书法家的角色。

翻阅正史,曾以“佣书”为业卖字为生的人,比比皆是。北魏有蒋少游、崔亮、崔光、房景伯、刘芳,北齐有赵彦深等。

图3:房景伯及友人

这些有名的人物,出现在“佣书”群体里,可从侧面说明,在当时佣书还算是一份不错的职业。虽然,他们并不是一直担任佣书,但他们从事佣书的工作经历,也说明了从事佣书工作能让人得到学习与发展,至少能改变家庭境遇。

史载“佣书者”刘芳:“刘芳……昼则佣书,以自资给,夜则读诵,终夕不寝。至有易衣并日之敝,而澹然自守,不汲汲于荣利,不戚戚于贱贫,乃著《穷通论》以自慰焉。芳常为诸僧佣写经论,笔迹称善,卷直以一缣,岁中能入百余匹,如此数十年,赖以颇振。由是与德学大僧,多有还往”。

这位幸运的刘芳,尽管曾过着“易衣并日之敝”的动荡生活。却能最终靠着自己精湛的抄写本领,得到较高的报酬。

以抄写经书的官经生来看,他们的收入与用纸成本相联系。除经生集团抄写经书外,有的僧人和信徒,也参与着抄写佛经工作。

编辑|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苏子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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