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被开追悼会的四位革命者

原标题：活着被开追悼会的四位革命者

原标题：活着被开追悼会的四位革命者

在战争年代，流血牺牲的事时常发生。生者为死者开追悼会，寄托哀思，激励斗志，已然成为惯例。然而，有四位革命者活着的时候，就被开了追悼会。

李立三：活着被开三次追悼会

李立三，1899年出生，湖南醴陵人。工人运动领袖，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1922年到1927年间，他被“牺牲”三次，也被开了三次追悼会。

第一次，在法国举行追悼会。

1922年春，李立三受党组织委派，去江西萍乡安源煤矿开展工人运动，先后担任中共安源路矿支部书记、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主任。同年9月，安源路矿当局拒发工人工资，并企图查封工人俱乐部，使工人生活陷入绝境。9月14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爆发，李立三任罢工总指挥。

罢工运动爆发后，路矿当局派出大批军警镇压，还指使工贼刺探李立三的下落，并悬赏600块大洋收买其人头。工人纠察队为保护李立三的安全，把他转移到郊区一名工人家中。

路矿当局一计未成，又生一计。为瓦解工人的意志，他们买通长沙一家报纸，在醒目处登了一则快讯：“李隆郅（李立三）为罢工事逃往长沙，被湘省督军赵恒惕部所擒，日前被腰斩于长沙市小北门外。”

李立三得知此事后，当即露面，揭穿了敌人的阴谋，稳定了工人的情绪。然而，报纸上的消息很快传到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耳边，周恩来、王若飞信以为真，立即召集旅欧党团员和同学们，在巴黎郊外的“华侨协社”大厅集会，为李立三举行追悼会。追悼会由周恩来主持，王若飞致悼词。

第二次，工人集会举行追悼会。

1925年五卅惨案后，中共中央立即召开会议，成立了上海总工会，并发动上海民众起来罢工、罢课、罢市，由李立三任“三罢”总指挥。

9月18日，上海奉系军阀邢士廉公然下令查封上海总工会，指名通缉李立三等六名工人及学生领袖，并收买流氓打手，企图暗杀李立三。

李立三在工人的掩护下，秘密离开上海，前往汉口。由于他是军阀的重点缉捕对象，一到汉口就走漏了消息。吴佩孚当即下令将他捉拿归案，同时雇用刺客肖剑飞前去刺杀。肖剑飞见李立三日夜同群众在一起，为工人大众谋利益，认为他是好人，就把吴佩孚的指使透露给他，使他得以安全转移。肖剑飞为了交差，编造了一个已将李立三刺杀的谎言。吴佩孚信以为真，下令在第二天的报纸上登出“共党要犯李立三在汉毙命”的新闻。

李立三在汉口“遇难”的消息不胫而走，武汉的工人群众悲痛万分，集会为其举行追悼会。上海几大工会也组织工人群众，纷纷举行不同形式的追悼活动。

第三次，福建长汀，周恩来主持。

1927年南昌起义时，李立三担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任政治保卫处处长、工农运动委员会委员、战时经济委员会委员等职，负责总指挥部的安全、保卫、宣传和群众运动等工作。

8月5日，起义军撤出南昌，分四路南下。第三路由李立三指挥，这是一支由上千名妇女和青壮年抬担架运送伤员的队伍。南下第六天，周恩来正与贺龙、叶挺等研究军事计划，张国焘突然闯进门说：“李立三的勤务兵于柱儿报告，李立三牺牲了！”

周恩来立即找来于柱儿问明情况。据于柱儿说，当第三路行进到武夷山黄峰岭时，李立三发现丛林中有一种可以充饥的红果，他叫于柱儿看好东西，自己过去看看。过了好一会儿，于柱儿不见他回来，忽又听到一声枪响，知道大事不好，立即跑过去查看，只见地上有一些红果和一摊血迹，但不见人影。这时，有人发现悬崖底部的树兜上挂着一具尸体，因悬崖太深，看不清面目，但从衣服的颜色看很像李立三。于柱儿不禁大哭，急匆匆地跑来向张国焘报告。

前委决定在长汀正德中学的操场上为李立三举行追悼会，追悼会又一次由周恩来主持并致悼词。追悼会刚开完，李立三却意外地带着几个陌生人回来了。周恩来激动地迎上去抱住他，兴奋地说：“立三，我们以为你牺牲了，正为你开追悼会呢!”

李立三哈哈大笑：“我到阎王爷那儿报了个到，阎王爷嫌我脾气躁，马克思也说我去得太早，都不收，我就又回来了。”顿时全场人转悲为喜。

原来，李立三采摘野果时，冷不丁从树林中窜出几个人，为首者把他拦腰抱住，他顺手朝那人开了一枪，没等他开第二枪，就被其他人扭住了。他们见伤者已死，就把尸首扔下悬崖，然后带走了李立三。

这些人是拦路打劫的土匪，见李立三带着枪，料定他是当官的，想从他身上敲诈一笔。李立三笑道：“和你们一样，我也是个受苦人。穷得走投无路，才投了共产党的队伍。”土匪问什么是共产党的队伍？李立三说：“共产党的队伍是穷人的队伍，专打土豪劣绅，杀富济贫，为穷人撑腰出气。”土匪们动了心，提出愿意跟他到共产党的队伍干革命，李立三答应了。他们立即给他松绑，随他一起来到长汀，后来编入叶挺的部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次，李立三带夫人李莎拜访周恩来，周恩来回忆往事时，对李莎开玩笑地说：“立三同志活着的时候，我就为他主持了两次追悼会，他一定会长寿的。”

晏福生：活着被开两次追悼会

晏福生，1904年出生，湖南醴陵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工农红军。1934年4月，任红六军团17师49团政委。生前被开两次追悼会，两次死里逃生，回到部队。

第一次，部队转移前夕，举行追悼会。

1935年1月，蒋介石纠集十万大军，分六路“围剿”湘鄂川黔根据地。红二、六军团集中主力，寻机歼灭敌人。4月，晏福生与团长吴正卿带领49团参加了陈家河战斗。当他指挥二营冲进寨头时，发现一股敌人突破红军包围往西逃窜。他来不及调动部队，带着警卫员奋力急追。

战斗结束后，红军多方寻找，始终不见晏福生及其警卫员的下落，都以为他牺牲了。当时战况紧急，部队需要马上转移，吴正卿将全团指战员集合在一起，为晏福生举行了简短的追悼会。

就在全团指战员万分悲痛之时，晏福生和警卫员扛着缴获的长枪、短枪，押着几个俘虏进入了会场。他一看大家在为自己开追悼会，生气地说：“我还没死，开什么追悼会！”说罢，一脚踢翻了灵位。看着战友们窘迫的样子，他风趣地说：“敌人还没有消灭，革命还没有成功，阎王爷还不愿意收咱们呢！”逗得大家笑了起来。

第二次，下落不明举行追悼会。

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长征前，晏福生担任红六军团16师政委。1936年10月，晏福生与师长张辉率领16师为红六军团开辟前进通道。部队进至天水县娘娘坝镇时，张辉不幸牺牲。行军至罗家堡，又遭遇胡宗南的主力部队。16师经过浴血奋战，成功掩护主力转移到安全地带。

这时，敌机的一枚炸弹，炸伤了晏福生的右臂。警卫员把他扶到隐蔽处包扎完伤口，却发现他们与部队失散。追兵将至，晏福生命令警卫员带着文件包和武器急速追赶部队。

红六军团政委王震得知晏福生负伤下落不明的消息，立即派出一个营打回罗家堡，营救晏福生。可他们寻遍整个阵地都不见其踪影，军团长陈伯钧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十六师政委晏福生同志阵亡。”红六军团渡过渭水后，为晏福生开了追悼会。

事实上，晏福生并没有牺牲。警卫员走后，他感觉藏身地点危险，就挣扎着爬到山下，躲进一个破窑洞。第二天，他用身上仅有的两块银元找老乡换了一身旧便服，右臂用布带吊在胸前，左手拄棍向北追赶部队。

4天后，晏福生单臂游过渭河，负伤的右臂经水浸泡溃烂化脓，疼痛难忍。经过半个月的千里跋涉，他终于在通渭县境内追上红四方面军31军的一支部队。该军军长萧克见他伤势严重，派人将他送到红四方面军总部医院治疗。

不久，红四方面军主力组成西路军，晏福生随总部医院踏上了西进之旅。他的臂伤恶化，到达山丹县后，红四方面军总部卫生部长苏井观为他做了截肢手术。

1938年3月，晏福生接任359旅团政治委员，参加南泥湾大生产，后被评为“生产英雄”。毛泽东曾亲笔给他题词：“坚持执行屯田政策。”

段苏权：活着被开一次追悼会

段苏权，1916年出生，湖南茶陵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红军，后担任湘赣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红六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

1934年10月，段苏权任中共黔东特委书记兼黔东独立师政委，与师长王光泽奉命率800多人留在黔东牵制敌人，掩护红二、六军团主力发动湘西攻势。

独立师在黔东与敌周旋，进行大小战斗20余次，调动和牵制敌军一万多人，有效掩护了主力的行动。此后，独立师欲东进和主力会合，但遭敌围攻，有200多人被敌分割，几乎全部遇难。段苏权、王光泽率600多人进入梵净山，于11月25日转至四川秀山梅江镇（今属重庆）。突然，他们遭敌袭击，一颗子弹击穿段苏权的右脚踝骨。他失去支撑，倒在街上，几个战士冒死把他背下火线。

当时红军中流传：“宁肯断手，不愿伤脚。”因为伤脚意味着掉队，脱离革命队伍。段苏权脚受伤后，无法站立，战士们轮流用担架抬着他转移。在敌人围追堵截下，独立师不断有战士牺牲、被俘、失散。为不拖累部队，他对王光泽说：“师长，你带部队走，把我留下吧！”

就这样，段苏权被寄放在秀山丰田村一个叫李木富的穷裁缝家里。当地民团搜查得紧，李木富就把段苏权转移到一个隐蔽的山洞。但民团还是嗅到风声，暗中尾随李木富来到段苏权藏身的山洞。

身负重伤的段苏权无力抵抗，民团搜走了他身上的三块大洋，剥光了他的军装，只剩下一条带血的短裤。民团头子准备杀他，李木富求情道：“莫造孽哟！图了财就行了，莫害人家性命。他是个残废人，动不了，你们可怜可怜他吧！”因李木富曾给团丁做过衣服，说话管点用，民团头子狠狠瞪了段苏权一眼，带着团丁下山了。

此后，李木富每天送来红薯稀饭和草药，维系段苏权的生命。但半个月后，李木富连送一顿稀饭也无能为力了。段苏权被饥饿和伤痛折磨得奄奄一息，为不再拖累李木富，他决定先回湖南茶陵老家，养好伤再找部队。

段苏权穿着仅能遮羞的短裤爬出山洞，一点一点地朝李木富家爬去，手掌和膝盖被磨得血肉模糊。李木富夫妇把他扶进家门，帮他洗净伤口，给他喂了红薯稀饭。段苏权说了自己的打算后，李木富请邻居木匠连夜做了两根拐杖，还做了一个竹筒，当讨饭碗。

段苏权告别了救命恩人，拄着双拐，踏上了回乡之路。他沿路乞讨，来到永顺王村的水码头，央求一个运米的船老板把他带到了岳阳。在别人的帮助下，他爬上一列运煤的火车。在醴陵下车后，他遇到茶陵老乡刘维初。

刘维初在此经营一家豆腐店，将段苏权扶到店铺后，给其洗澡理发，换上干净衣裳，并帮助治疗脚伤。段苏权在店里住了42天，脚伤基本痊愈，便写信给父亲。父亲借了十几块大洋，对刘维初千恩万谢后，把他接回了家。

段苏权住在家里，多方打听红军的去向。1937年9月，他得知红军改编成八路军东渡黄河抗日的消息，归心似箭，直奔西北寻找部队。在山西太原，他遇见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任弼时，任弼时惊喜交加：“好啊！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段苏权如实汇报了受伤脱险、找寻部队的情况，任弼时告诉他：“你所在的黔东独立师，已在1934年11月全部损失，师长王光泽被俘后惨遭杀害。但一直没有你的消息，都以为你牺牲了。在红二方面军党代表大会上，我们给你开了追悼会。没想到你还活着。”

归队后，段苏权投身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成为了赫赫有名的战将。

钟国楚：活着参加自己的追悼会

钟国楚，1912年出生，江西兴国人。1930年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5月参加工农红军，8月转为中共党员。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钟国楚担任樟平游击支队政委，奉命留在闽赣边区坚持武装斗争。

1935年春，樟平游击支队在福建长汀猪仔坝遭到敌人埋伏。为保存有生力量，游击支队边打边撤。钟国楚一直在队伍后面阻击敌人，突然，一颗子弹击中他的颈部，顿时血流如注。两名战士冲上来把他抬到一处密林做简单包扎。此时，他已经不能说话，挣扎着从衣袋里摸出半截铅笔，战士连忙递上纸片。他在纸上歪歪扭扭地写着：“我是兴国埠头人，死在福建猪仔坝。同志们要坚持战……”“斗”字还未写，他就昏迷了。

两名战士赶紧把钟国楚抬到九洲山的临时医院。医生用手在他的鼻前摸了下，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两名战士泪如雨下，低头默立不肯离去。医生担心他们赶不上队伍，催促其离开。临走时，他们带走了钟国楚的军帽，再三嘱托医院将钟政委掩埋好。

因为游击支队被打散，两名战士在大山中转了20多天，才在永春山的一座破庙找到部队。支队长看了遗书，又看看钟国楚的军帽，泪水从脸颊上滚落下来。为悼念战友，支队长带领战士们为钟国楚垒了一座衣冠冢，决定为他举行追悼会。

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钟国楚并没有牺牲。当医院派人将他抬往后山掩埋时，钟国楚在半道上居然发出了微弱的呻吟声。原来，他只是被喉头凝固的血块堵住了气管，抬他的两个人走得很快，在颠簸中，他喉头的血块从嘴里滑了出来，被堵的气管也重新畅通了，掩埋者赶紧把他抬回医院抢救。

钟国楚在疗伤中一直惦记部队。他打听到部队的准确下落后，在伤口还未痊愈的情况下，离开了医院。他戴着斗笠，扮成樵夫，经过两天两夜的跋涉，到达了游击支队驻地永春山。

钟国楚临近那座破庙时，听见里面传出《国际歌》声。他清楚，唱这支歌时，多半意味着又有战友牺牲。他垂首无声地走进庙里，没细看就加入了默默致哀的队伍中。支队长正在主持祭奠活动：“向钟国楚同志的灵位三鞠躬，一鞠躬……”

钟国楚禁不住叫起来：“这是怎么回事？”这时，支队长也发现一个戴着斗笠的人站在后面，警惕地喝道：“什么人？”钟国楚应道：“自己人。”支队长觉得不对劲，迅速拔出了枪，其他战士立即将他围住，掀开了他的斗笠。“钟政委？！”大家不约而同地惊叫起来。钟国楚激动地说：“同志们，我没死。我活着回来了。”

此后，钟国楚在闽赣边区坚持了三年游击斗争。（梅兴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