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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隐士背后的文化内涵

原标题:中国古代隐士背后的文化内涵

隐士,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特殊群体,他们的命运沉浮都随着当时政治的变迁而转变,因此,作为文艺上功利主义群体的他们,都具有革命者的思想或具有先进的思想。他们的“隐与不隐”,都随着社会政治的改变而改变。

中国古代原始文艺和原始宗教,本来是密还不可分的;换言之,古代原始文艺和原始宗教这两者是同时形成,而且有着共同的认识根源,即对现实的主观幻想的认识。宗教思想大抵先影响哲学思想,然后再影响文艺思想,因此,中国古代作家受佛、道二教的影响颇深。

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如陶渊明、江淹、孟浩然、王维、李白、白居易、柳宗元、苏轼等都歇夏了大量的禅诗。如李白42岁时由道士吴筠推荐,至长安,供奉翰林,后受宦官高力士等的谗谤,隐退还山,浮游四方,因此,李白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所以有“五岳寻山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的著名诗句;王维则受佛家思想的影响很深,成天读经、礼佛,这样亲佛的信徒,为此他的名字(名维,字摩洁)就取自《维摩法纪》;我们熟悉的五绝《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人。”就是这样的禅诗。他到过深山密林境界之空灵,声音色彩经给人感受恍惚微妙,显示世界一切事物都不过是虚假的幻觉。为此,明人李梦阳在《空同子》中说:“王维诗,高者似禅,卑者似僧。”他的写景诗,字字入禅,寄寓着深刻的禅理;但这些深刻的禅理,融入诗中,却又是那样的平静悠远,生意盎然,让你在大自然的平静悠远的意境中,去体悟那宁静、悠远的禅意,而《鹿柴》正是这样的禅诗。另外,王维与道光禅师为友。王安石中年信佛,将家宅舍改为寺院、李贽干脆落发为僧、袁宏道则称讲禅除李贽外,自己天下无敌。可见,中国古代,儒、佛、道三者是紧密结合的。

鲁迅曾概括中国共有两种文学:一种是廊庙文学,一是山林文学。坚于这种情况,儒家便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说法,在“穷”时,就找老庄的“清静无为”思想或佛教的“出世”思想作为精神的自我调剂;即使在“达”时,官场斗争激烈,不能时时占上风,于是从佛、道思想中找精神安慰,所以有“大隐隐于朝”的说法。

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反作用于经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同时,任何政治集团总要求文艺来适应自己的政治需要,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孔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之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因此,文艺是为政治服务的,而作者的“隐”与“不隐”也随政治的转变而转变。司马相如常常称病不朝,而暗地里却在写《封祥文》,以显示自己有帮忙的能力。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名的“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提出有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但他们并非真的超凡于人也。有的文人自命清高,在退隐与出仕之间徘徊,他们的退隐多半是不得已而为之。唐代诗人孟浩然,是有名的隐士,可他的入世思想却很浓,有名的“惟先自邹鲁,家世重儒凡”。便是具体体现,直到40岁进士落第,才真正归隐。鲁迅为此而发的有名的“谋身谋隐两无成”则道出他们悲惨境遇。厌恶政治斗争,这才归隐田园,但也未能完全忘却世情。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而归隐,《迷酒》则表明他并未遗忘,冷淡世事,相反,那是对政治上的不满而挂冠归隐,“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翻思远翥。”却表明归隐的背后有着强烈的政治态度。东汉末诸葛亮“避乱荆洲,隐居隆中”。但刘备“三顾茅庐”感动诸葛亮,答应出山,此时,诸葛亮早已胸有成竹,分析三分天下之势:如刘备想要称雄,则不占据荆、益两州不可,这无疑说明诸葛亮不是真的想归隐,只是他占时没有找到明主,也为了避乱不得已而归隐,但是,如果一有机会,马上出仕。自以为艺术至上,钻在象牙塔里做文章,但一当切身利益相关时,便会做出强烈反映,而是为了一定的利益,有的在政治上会走向堕落。我国现代作家周作人,原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分子,提倡“人的文学”,反对封建文化。后来被白色恐怖吓怕了,30年代提倡闲适小品,一副超然出世的样子,走上了从叛徒到隐士的路子。

隐士的“隐”与“不隐”,都随着政治的转变而转变,“隐”的目的不是“隐”,而是为了能更好地出世。因此,“隐”是一种手段而已,为了能更好的出世,这才是他们归隐的真正目的。

本文多年前刊发在《中国教育报》文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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