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时代的哈剌鲁人——以海押立、阿力麻里地区的哈剌鲁人为中心

原标题：成吉思汗时代的哈剌鲁人——以海押立、阿力麻里地区的哈剌鲁人为中心

成吉思汗时代的哈剌鲁人

——以海押立、阿力麻里地区的哈剌鲁人为中心

马晓娟

内容摘要：

随着西辽统治的不断衰微，蒙古人崛起于漠北草原，臣属于西辽菊儿汗的哈剌鲁人顺势做出了自己的历史抉择——归附成吉思汗。相较于畏兀儿地区亦都护而言，海押立地区哈剌鲁人阿儿思兰汗之所以归附成吉思汗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做出的选择。阿力麻里地区曾是海押立阿儿思兰汗的统辖地，西辽末期却由盗马贼出身的哈剌鲁人斡匝儿夺取当地的统治权，并先于阿儿思兰汗归附成吉思汗。蒙哥汗时期，阿儿思兰汗率领自己的队伍随忽必烈征伐云南，并死于云南；而斡匝儿后人则一直留守于阿力麻里地区维持着自己的统治。

哈剌鲁，即唐之葛逻禄。蒙古元朝时期，汉文文献中多将其记为哈剌鲁、合儿鲁、哈儿鲁、匣剌鲁、柯耳鲁、哈鲁、阿儿鲁、哈剌奴、罕禄鲁等，其皆为拉丁文Qarluq的音译转写。学界关于哈剌鲁人的探讨已有了相对丰富的研究成果，然而对其研究时段却主要集中于唐代和元代，唐元之间哈剌鲁人的研究则显薄弱。众所周知，随着西辽统治的不断衰微，蒙古人崛起于漠北草原，臣属于西辽菊儿汗的哈剌鲁人顺势做出了自己的历史抉择——归附成吉思汗。据文献记载，当时主要有三支哈剌鲁人投附成吉思汗：以阿儿思兰汗（Arslan Khan）家族为代表的海押立（Qayalik）地区的哈剌鲁人；以斡匝儿（Ozar）家族为代表的阿力麻里（Almaliq）地区的哈剌鲁人以及以匣达儿密立（Qaidar Melik?）为代表的斡斯坚（Özkend）地区的哈剌鲁人。[①]由于史料及篇幅所限，本文拟就海押立和阿力麻里地区的两支哈剌鲁人归附成吉思汗的相关情况做一探讨，[②]斡斯坚地区的哈剌鲁人将另文专述。

一、海押立（Qayalik）地区哈剌鲁人阿儿思兰汗（Arslan Khan）家族

十三世纪初，原本就已充满内忧外患的西辽帝国，此时却更以高压措施统治其属国、属部，导致帝国内部各种矛盾错综交织，不满情绪日渐激增。于阗算端趁西辽国势衰弱之机不再服从统治，菊儿汗认为阿儿思兰汗也有二心，就征召他从讨于阗，企图乘机加害。幸有西辽将领塔阳古与阿儿思兰汗相交甚好，将菊儿汗企图加害于他的消息告之，并献计让阿儿思兰汗用饮鸩自杀的方式来保全其子能沿袭王位。阿儿思兰汗自尽后，菊儿汗命其子继位，仍号 “阿儿思兰汗”，继续派遣少监前往监督，然而少监专横暴虐，欺压当地居民。当成吉思汗派大将忽必来那颜出征海押立哈剌鲁人地方时，阿儿思兰汗便乘机杀掉西辽少监，向蒙古投降，并随忽必来入朝觐见。此事发生于1211年春。[③]

有学者认为大将忽必来远征海押立地区的哈剌鲁人，究其实是为了追击屈出律等人。[④]笔者认同此观点。关于成吉思汗派军追击蔑儿乞部余众与乃蛮王子屈出律的经过，各种文献对其记载略有不同。

《元朝秘史》[⑤]第一九八节：

牛儿年（乙丑，1205年）春天越过阿来（山），（那时）已经失掉百姓的乃蛮古出鲁克汗，和那仅与少数人脱逃亡命出来的蔑儿乞惕的脱黑脱阿两个人合流一起，在额儿的思河的不黑都儿麻源头，一起整备他们的军队。成吉思可汗前来攻打。脱黑脱阿在那里被流矢射倒。他的儿子们不能收殓他的骸骨，（也不能）把他的尸体搬去，就把他的头割下来拿走了。乃蛮、蔑儿乞惕（两部）不能共同作战，（相率）逃亡，在横渡额儿的思（河）的时候，多半沉没，死在水里，少数逃出的乃蛮（人，和）蔑儿乞惕（人），渡过额儿的思（河之后），便（各自）分离而去。乃蛮的古出鲁克汗，经过畏兀儿（和）合儿鲁兀惕，前去到回回地方，与在垂河（流域）的合剌-乞塔惕的古尔汗相合。蔑儿乞惕的脱黑脱阿的儿子，忽都、合勒、赤剌温等（一部分）蔑儿乞惕（人），经过康里、钦察人（之地逃）去。成吉思可汗就从那里回（师），越过阿来山，在老营里住下。沈白征服了（在）台合勒（山）扎下营寨的蔑儿乞惕人。

《世界征服者史》[⑥]记载到：

成吉思汗打败汪罕，后者之子及另外一些拥有大量部下的人却得为逃脱。他奔往别失八里，从那里抵达苦叉（Kucha），在苦叉山里东游西荡，既无粮食又乏给养，而跟随他的那些人已作鸟兽散。现在，有人说，菊儿汗（gür-khan）的一队士兵俘获了他，带他去见他们的主子；但据另一说法，他是自愿去的反正不管怎样，他有段时间侍候菊儿汗。

《史集》[⑦]中说到：

情况时这样的：古失鲁克于父亲太阳罕被杀后，逃到了叔父不亦鲁黑汗处。不亦鲁黑汗被杀死以后，他同蔑儿乞惕君主脱黑塔一起逃了出来，成吉思汗亲自再次征讨他们。脱黑塔被杀死以后，古失鲁克又逃了出来。如前所述，他经过别失八里到了苦叉地区境内，接着于始自伊斯兰教历604年7月的龙年(1208年)，从那里到了哈剌契丹王古儿汗处。从上述龙年起，到他在八达哈伤境内被杀的那年止，共为十一年。成吉思汗与古失鲁克的父亲太阳罕作战，将太阳罕杀死，古失鲁克逃出来的那一年相当于伊斯兰教历600年的鼠年(1204年)，过了四年他才来到苦叉地区，所以总起来是十五年。……

《元史·太祖纪》与《圣武亲征录》所记内容简略，只说蒙古军追至也儿的石河后脱黑脱阿中流矢而亡，屈出律逃奔菊儿汗。根据以上的文献记载，我们注意到两个问题：

首先，关于蒙古军追击蔑儿乞残部与屈出律至也儿的石河的时间，《秘史》将其记为1205年；《元史·太祖纪》与《亲征录》记为1208年冬天；而两部穆斯林文献中没有明确的时间记录。对此，学界显然采信了《元史·太祖纪》与《亲征录》的说法，此事当发生于1208年冬。[⑧]那么，待屈出律最终逃至西辽菊儿汗处必在1209年。[⑨]

其次，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屈出律在逃离也儿的石河前往西辽的过程中，《秘史》写到是经过了畏兀儿、合儿鲁兀惕（即哈剌鲁、葛逻禄）之地的，两部穆斯林文献的记载却是相似的：即先逃往别失八里再到苦叉（今新疆库车）。别失八里即北庭，畏兀儿五城之一，为畏兀儿之首府。那么，屈出律在逃经畏兀儿北境别失八里后，究竟是路经哪些地区到达西辽辖境八剌沙衮的？对此问题，学者们根据不同的史料记载，各持己见。刘迎胜先生、魏良弢先生以及彭晓燕博士以穆斯林文献记载为准，来判定屈出律西逃经过；而周清澍先生在《蒙元时期的中西陆路交通》一文中，认为屈出律逃奔西辽所经，相比于《史集》的相关记载《秘史》则较可信。[⑩]巴托尔德认为屈出律可能是经由七河以南地区逃入古尔汗领地的，[11]且认为海押立地区正是位于七河以南地区的。[12]如此看来，我们似乎很难判断屈出律西逃所经。然而，我们在关于屈出律的后续报道中得知，为了取信菊儿汗而授军权予己的屈出律曾对菊儿汗说到：“自己的许多部众遍布于叶密立、海押立、别失八里”，[13]由此或可反推：上述地区正是当年屈出律残众溃逃所经之地，致使有其部众滞留于那些地区。其中海押立地区，即哈剌鲁人阿儿思兰汗统辖之地。

与溃入畏兀儿境内却遭已归附成吉思汗的巴而术阿而忒的斤驱逐的蔑儿乞残部不同的是，屈出律经海押立地区时并未受阿儿思兰汗的阻挠或攻击，或许还与海押立阿儿思兰汗家族有过一定的交往。因为据巴托尔德的发现：“纳萨维（Nasawi）这位作为熟知花剌子模国内部事务且与花剌子模沙派往屈出律的一位使者有私人联系的历史学家，曾在其书中提到，屈出律曾与海押立阿儿思兰汗的一个儿子马木都汗（Mamdu-khan）结为联盟。也就是说，屈出律曾在七河地区得到过反抗西辽统治的穆斯林属国的协助，并在其帮助下掠夺了西辽在讹迹刊的宝库。”[14]这正是巴托尔德在《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一书中说道：“1210年屈出律在七河流域北部的葛逻禄人协助之下所取得的成功以及他对葛儿罕设于讹迹刊的金库的劫掠”[15]的依据所在。因此，或许正是在屈出律逃经海押立时，就与当地阿儿斯兰汗家族有过接触，所以才会有后来阿儿思兰汗儿子马木都汗与屈出律的结盟。当然，这只是种推测。毕竟蒙古军对屈出律是紧追不舍的，当屈出律逃经海押立时，想必不会做太长逗留，这只能是屈出律与海押立阿儿思兰汗家族最初的接触，而后来与屈出律结盟以及协助其劫掠西辽宝库一事，应另当别论。而之所以派大将忽必来前往海押立，是由于此时的成吉思汗正忙于征讨西夏，而蒙古人最大的敌人乃蛮残余部众还未被消灭殆尽，又逃经哈剌鲁人所在地海押立，是故成吉思汗派忽必来前来海押立是为追击乃蛮残余更在情理之中，若将其理解为成吉思汗欲出兵征服海押立哈剌鲁人阿儿思兰汗，反而差强人意。

基于上述，可见海押立地区阿儿思兰汗的归附与畏兀儿亦都护的归附背景是完全不同的。在一定程度上，二者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各自归附的背景、成因及时间的先后。海押立地处蒙古高原以西，七河以南地区，属于西辽直辖领地内；[16]而畏兀儿地在乃蛮部被消灭后直接与蒙古地区接壤。如果说亦都护是在直接感受到蒙古的强大而选择归附成吉思汗的话，那么海押立阿儿斯兰汗的归附则可能更多的是在综合考虑了各方势力的基础上所做的决定。尽管1210年花剌子模沙摩诃末于伊拉米什草原打败了西辽大将塔阳古，[17]从而获得“第二个亚历山大”的称号，但这并未给西辽王朝造成重大的创伤，菊儿汗快速集结了一支30，000人的队伍再度攻下叛变的撒麻耳干。而此时的屈出律尽管四处掳掠西辽领土，甚至夺取了西辽在讹迹刊的宝库，但最终在八剌沙衮遭到菊儿汗的打击，败北而还。[18]由此看来，对于此时的阿儿思兰汗来说，无论是具有共同信仰且势力渐盛的花剌子模，亦或曾相结盟且异军突起的屈出律，都无法使其摆脱西辽的昏暗统治。那么，将希望寄托于崛起于蒙古高原，且来势凶猛的蒙古人则是其理所应当的抉择。

1211年春，阿儿思兰汗在大将忽必来的引领下率大批人马前往怯绿连河觐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因阿儿思兰汗不战而降，十分优待，并下嫁以皇室公主。[19]然而由于降附在畏兀儿亦都护之后，故其位序亦低于亦都护。[20]归附后的阿儿思兰汗被遣返回海押立，只留下随从的部分军队。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西征“抵海押立地时，该地诸王中有阿儿思兰汗率师从那里出发”。[21]阿富汗著作家朱兹贾尼在其《纳昔儿表册》中记载，成吉思汗攻下撒麻耳干后，派遣军队分到追击花剌子模沙摩诃末及进军呼罗珊地区。此时，“海押立的木速鲁蛮（回回）人阿儿思兰汗有六千骑兵，都是木速鲁蛮和阿扎米（波斯）人。他同脱栾扯儿必带领的蒙古军队被派往攻击吐火罗的瓦汉城堡，围攻八月后攻下该堡。”其后又进攻卡代思的费瓦尔堡，包围该堡十月后始攻下之。[22]可见阿儿思兰汗带领的人马的确“给成吉思汗很大的帮助。”[23]此后关于此家族的事迹似乎绝迹于各种史籍之中。

二、阿力麻里（Almaliq）地区哈剌鲁人斡匝儿（Ozar）家族

关于斡匝儿家族归附成吉思汗一事，汉文史料中并无相关记载，就笔者所见，仅现于两种穆斯林史料之中，即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和贾玛尔·喀尔施（Jamāl Qarshī）的《苏拉赫词典补编》（Malahefat al-Surah）。根据志费尼的叙述，在菊儿汗统治时期，海押立、阿力麻里以及普剌地区的统治者同为海押立的阿儿思兰汗。到了后期，阿儿思兰汗的势力才仅限于海押立地区，而阿力麻里及普剌成为哈剌鲁人斡匝儿的势力范围。斡匝儿来自阿力麻里的忽牙思（Quyas），最初他只是个盗马贼，做犯罪勾当，但受到当地歹徒的拥戴，因而变得强大，后逐渐将势力扩展到首镇阿力麻里，甚至攻占了普剌（Pūlād）。[24]贾玛尔·喀尔施编撰的《苏拉赫词典补编》告诉我们：“阿力麻里的这位葛逻禄首领的名字称为‘布札儿’(Buzar)，又称作脱斡邻汗（Toghril Khan）。脱斡邻汗与屈出律汗处于敌对之中，他们相距半个月的路程或更近些。当时他与蒙古人相距半年路程或更远些，路途的遥远及屈出律为邻的现实，使脱斡邻汗的选择十分不易。”[25]志费尼记载到，在斡匝儿表示归附之后不久，便亲自入觐，极受成吉思汗之礼遇和厚赐。正是由于屈出律屡次攻打斡匝儿，致使斡匝儿不得不向虽相距甚远但势力强大且以屈出律为对头的蒙古人投附求援。然而，斡匝儿返抵故土后，便在其狩猎之处被屈出律捕获。屈出律乘机再次围攻阿力麻里，遭到阿力麻里人的顽强抵抗，最终并未攻取阿力麻里城。

细究上述史料，我们确知，斡匝儿被屈出律捕获之前就已经归附了成吉思汗，但其二者都未明确告知其归附的具体时间。然而，两种史料在关于斡匝儿归附前后相关事件的记载上存有差异：

其一，关于斡匝儿归附成吉思汗一事：志费尼写到：“斡匝儿派一名使者往朝成吉思汗，上报有关屈出律的情况，自称是世界征服者的臣仆”；[26]喀尔施则说：“脱斡邻汗曾将儿子昔格纳黑的斤作为卫士、将女儿兀鲁黑合敦作为礼物送给成吉思汗，希求亲善融洽，以便在同自己难以对付的敌人相遇之时得到他（成吉思汗的支持）。”[27]

其二，对于屈出律擒杀斡匝儿一事：志费尼记叙为屈出律在攻城不得，撤离回师途中将其斩杀。[28]喀尔施则叙述为：“当时屈出律设下埋伏，在他狩猎之处抓住了他，将他杀害，使他鲜血流出。”[29]

其三，关于屈出律撤离阿力麻里一事：志费尼告知是由于突然得到蒙古军到来的消息，故离开阿力麻里回师。[30]喀尔施告知是由于脱斡邻汗之后撒勒必·吐儿罕的坚守，以及听说盟友东喀喇汗王穆罕默德·本·玉素甫被可失哈耳的一些首领所杀害，便从阿力麻里前往可失哈耳为其报仇。此后，成吉思汗便派哲别率军去为脱斡邻汗向屈出律讨还血债。[31]

其四，关于斡匝儿死后其子孙诸事。志费尼书中记作：“斡匝儿死后，他的儿子昔格纳黑的斤获得圣上垂顾：他得到他父亲的位子，而且奉诏与术赤的一女成婚。蒙成吉思汗的恩宠，奉命治理阿力麻里，他死于归途。他的儿子在651/1253-4年继承他的位子。”[32]喀尔施《词典补编》记载为：“最伟大的合罕为自己选择了他（昔格纳黑的斤——笔者注），术赤汗之子拔都将姐妹不鲁汗别吉嫁给他，她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伊利布塔儿。……昔格纳黑的斤在蒙哥汗即位之初，于648 年（=1250.4.5-51.3.25）在（蒙哥即位的——汉译者）那个地方去世，其子答失蛮的斤将他从那里运回阿力麻里。于是答失蛮即父位，并击败抗拒他的人。他曾是一个狡捷、冒险的青年，慷慨大方，乐于献身，颇具策略手腕。他于伊斯兰历657年（=1258.12.29-59.12.17）卒于虎思八里被运回阿力麻里，埋葬在宫中其父的陵墓里。伊利布塔儿在我出走（51叶A）可失哈耳后于673（=1274.7.7-75.6.26）去世。”[33]

可见两种史料的记载内容有互补也有矛盾之处。继而搜检前人关于斡匝儿家族事迹的论述，发现学者们往往采取将两种史料相裁并的方式来叙述，其中又多以志费尼记载为主，喀尔施的记载为补充，却均未述其缘由。如所周知，《世界征服者史》是志费尼从1252或1253年开始写作的，至1260年基本成书。其中大部分记载都是他亲历亲见，对研究蒙古统治者的征服史具有极高的价值，历来备受治蒙古史学人的重视。《苏拉赫词典补编》（Malahefat al-Surah）作者贾玛尔·喀尔施（Jamāl Qarshī）于628/1230-31年出生在阿力麻里。先仕于该城主哈剌鲁首领昔格纳黑的斤及其继承者，1263年移居可失哈儿，从事宗教、文化活动，曾游历锡尔河流域各地，并在海都处服务过。此书是他用阿拉伯文为自己的波斯文作品《苏拉赫词典》（Al-Surah fi al-Ligha）补写的内容，是流传至今于13-14世纪之交，在忽阐河以东草原地区写成的唯一史料，其重要性首先表现在研究蒙古兴起和强盛时代特别是十三世纪后半期的中亚历史上。[34]因此，就两种史料而言，难以决断关于斡匝儿家族事迹的记载究竟孰是孰非。然据前人已有研究成果，我们或可尝试分析斡匝儿归附成吉思汗的大致时间这一问题。

刘迎胜先生在其论著中探讨了志费尼笔下关于屈出律获知蒙古军到来一事。刘先生提出，屈出律所闻知到来的蒙古军，并非哲别的军队，而是隶属于察合台的按竺迩率领的军队。这是有关察合台与阴山、阿力麻里一带发生关系的最早记载，其时间为甲戌年，即1214年，早于哲别出兵的时间，即1218年。[35]据此，志费尼记载的斡匝儿归附成吉思汗的时间下限将不晚于1214年。黄文弼先生在《元阿力麻里古城考》一文中说到：“按屈出律袭夺哈剌契丹古儿汗大位，是在1212年，1218年即为成吉思汗所灭，则擒杀斡匝儿必在1213-1216年之间，……”。[36]据黄文弼先生的分析，斡匝儿归附成吉思汗的时间应该在1212-1213年之间。而关于屈出律篡夺西辽菊儿汗王位的时间，当前学界普遍认为发生于1211年秋。[37]

彭晓燕博士的著作《欧亚历史上的哈剌契丹》，在关于哈剌契丹政治史的论述方面，不但最大限度地搜检了欧洲所藏的穆斯林文献，并且在汉文史料的搜检方面也超过了绝大多数西方中亚史家，在细节方面显得更为充实。[38]其中关于阿力麻里斡匝儿家族的情况也多有论及：“屈出律乘成吉思汗于1211年秋忙于对付金朝，花剌子模沙摩诃末忙于镇压撒麻耳干的叛乱之际，首先从征服阿力麻里开始来显示其在西辽帝国的权威。而此时阿力麻里的统治者正是来自忽牙思的一个哈剌鲁亡命之徒——斡匝儿，此人是乘哈剌契丹帝国巨变以及阿儿思兰汗（即海押立哈剌鲁人首领——笔者注）于1211年前往归附成吉思汗不在阿力麻里之际，占据并包围了阿力麻里城。他集结当地流氓拥戴自己，并自封为‘斡匝儿汗（Ozar Khan）’。屈出律多次袭击他，但均未成功。屈出律的多次袭击使其投附成吉思汗，甚至后来阿儿思兰汗回到阿力麻里并将斡匝儿杀死后，屈出律都始终未能夺取此城。[39]可见，彭晓燕认为屈出律攻打阿力麻里是在其篡夺西辽统治权之后，即1211年秋以后。那么，斡匝儿归附成吉思汗的时间自然就在1211年秋以后。魏良弢先生也有类似表述。[40]

再来看贾玛尔·喀尔施的《补编》：屈出律的盟友东部喀喇汗王穆罕默德·本·玉素甫于伊斯兰历607年（相当于公历1210.6.25—1211.6.14）被可失哈耳的一些首领所杀害。屈出律得知此消息后便从阿力麻里前往可失哈耳为其报仇。[41]可知，屈出律围攻阿力麻里擒杀斡匝儿在先，征伐喀什噶尔在后。无疑，东部喀喇汗王穆罕默德·本·玉素甫的死亡时间是判断斡匝儿被杀以及斡匝儿归附成吉思汗的关键。关于穆罕默德·本·玉素甫的死亡时间，魏良弢先生与彭晓燕都曾有提及，且认为时间是在1211年。[42]所以，喀尔施笔下所记录的斡匝儿归附时间大抵在1211年以前。对此，巴托尔德也有类似论述：“另据杰马勒·卡尔希的记载，布扎尔曾以托格鲁勒-汗为号，遣子苏克纳克-的斤与女兀鲁克-可敦朝见成吉思汗，与蒙古人结为同盟。屈出律乘布扎尔出猎之际擒而杀之。这些事都发生在屈出律远征喀什噶尔以前，亦即约在1211年以前。”[43]

因此，相比于志费尼所述，从喀尔施的记叙中我们更能判断出斡匝儿家族归附成吉思汗的大致时间，即于1211年之前阿力麻里的斡匝儿就已归附成吉思汗，这显然早于海押立哈剌鲁人首领阿儿思兰汗家族的归顺时间。

三、阿儿思兰汗家族与斡匝儿家族之对比

首先，两大家族归附成吉思汗相关情况的对比。关于阿儿思兰汗家族的归附情况，文献记载方面除了汉文史料记载之外，还有穆斯林史料和蒙文史料的记载。[44]而斡匝儿家族的情况只见于两种穆斯林史料当中（前文已述及）。而论及两大家族归附成吉思汗的时间，我们大致判断出阿力麻里地区以斡匝儿为代表的这支哈剌鲁人于1211年之前就先于海押立阿儿思兰汗这支而归附了成吉思汗。此外，值得关注的是：作为曾附属于西辽帝国的两大领区的代表畏兀儿亦都护和海押立阿儿思兰汗，在归附成吉思汗一事上，除同时与乃蛮人屈出律相关之外，且都有杀所在地西辽少监以示归诚之举。而阿力麻里斡匝儿的归附过程中，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一幕。这该如何理解？是因为西辽统治者菊儿汗并未在自己的这一领地内安排代表其利益的少监？我们知道，作为游牧帝国的西辽其统治特色在于：未将帝国划分为各独立省；其属国内部享有自治权；在各附属国内部安排菊儿汗的代表。[45]巴托尔德在其《七河地区历史概要》中还说到：“我们在菊儿汗的国家里，以后至少可以看到附庸领主对帝国首领三种程度的附庸关系，像蒙古在俄罗斯的统治一样：葛逻禄汗，像撒马尔罕的领主一样，应是忍受菊儿汗的长驻代表在自己身边；对另一些[附庸]，如花剌子模沙，只是定期派出收纳贡赋的官员；有一些[附庸]，如布哈拉的宗教首领——他曾有段时间把世俗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则获得了自己为哈剌契丹收纳贡赋的权力。”[46]借由巴托尔德的观点，或许我们能更准确地理解彭晓燕的观点：即认为直至屈出律得势于西辽，海押立地区阿儿思兰汗的统治领域依旧包括有除海押立之外的阿力麻里以及普剌；而葛逻禄人斡匝儿只是一名地方叛乱分子，乘西辽统治秩序动荡剧变，地方统治者阿儿思兰汗又前往归附成吉思汗之际，攫取了阿儿思兰汗在阿力麻里及普剌地区的统治权力。[47]由此回应上述问题：斡匝儿的归附过程中，之所以没有杀西辽少监一事，或许并非西辽统治者未在阿力麻里安置少监，只因当时以阿儿思兰汗为首的葛逻禄汗国领地就包括了阿力麻里地区在内，只是阿儿思兰汗的宫邸可能在海押立城，西辽的少监自然也只会被安排在海押立。

其次，两大家族后人境遇的对比。前已述及“阿儿思兰汗”只是海押立地区哈剌鲁人首领的世系称号，而非他们的真实姓名。在此需要缕清从西辽菊儿汗直鲁古统治末期延续下来的“阿儿思兰汗”家族中的几个人物。文献记载中首次出现的“阿儿思兰汗”，即在西辽末期以服毒自杀而要为在菊儿汗处保全其子继位之阿儿思兰汗，或许有两个儿子，其一是曾与屈出律结盟的马木都汗，另一位是在阿儿思兰汗服毒自杀后，沿袭其位的另一“阿儿思兰汗”。当然，也不排除马木都汗就是后来继位的“阿儿思兰汗”的可能。但考虑到马木都汗曾与蒙古人的敌人屈出律结过盟友关系，或许首先就不会得到西辽菊儿汗的同意令其继父位统治海押立，继而在后期更不会得到蒙古人的原谅。所以，我们还是坚持认为此二人并非同一人。其中之一子才是真正前往归附成吉思汗的“阿儿思兰汗”，限于无从知晓其真实姓名，只得再以称号“阿儿思兰汗”称之。

前文述及，参与蒙古西征后阿儿思兰汗家族的事迹似乎绝迹于各种史籍。但在1252年蒙哥汗分封诸王封地时，将海押立划分给海都，[48]以讹迹刊作为封邑地赠予阿儿思兰汗家族。[49]不禁追问，海押立原住民阿儿思兰汗家族及其统领的哈剌鲁人归属何处呢？翻检史料，搜寻阿儿思兰汗的去踪，我们在明朝人玉笛山人所著的《淮城夜语·狮子王墓》一文中获知了阿儿思兰汗最终之所在。[50]文中记载到：

元初，忽必烈平滇，军中有色目军三千骑。军中大将本狮子国国王。狮子国为忽必烈灭，国王归顺而善战，屡立战功，隶兀良合台。后驻龙尾城，死葬青龙山秧草堂。正德初，墓为蒙化忽学海盗伐，被守哨执，按律斩于市。狮子王墓，圆形，高八尺，径丈二，有墓门入，中有石床。王尸仰卧，为无肚肠干尸，个头高大，白绫缠之，内置金银葬品皆被盗劫，缴获后入库。另有狮子国文书一部，人均不识其字。西番古剑二柄，异于常剑，剑锋钝而锥形。尸体有奇香涂抹而无臭，有铠甲一副、马镫一对、酒一坛，后封存。时隔两年，墓又被盗，抛尸于野，为兽撕啃。[51]

《淮城夜语》作者真名李以恒，字静瑛，明代贡生。其祖公李浩，江苏江宁人，随明将沐英攻滇，任“军中司文”，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著《三迤随笔》。外族公张继白，云南大理人，著《叶榆稗史》。李以恒三代都擅长记叙小品，辑录成书。[52]这三部书是已失传430多年的明代书稿，是关于大理古代历史文化佚而复得的珍贵资料，经大理州文联整理校注，汇编为《大理古佚书钞》一书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53]根据文中详细的描述，想必是作者亲眼所见，值得一信。其中仅“狮子国为忽必烈灭”一句失实，这只能说是远在云南的文人对三百年前蒙古军西征的历史不够了解所造成的，可以理解。而文中“元初，忽必烈平滇，军中有色目军三千骑。军中大将本狮子国国王。……国王归顺而善战，屡立战功，隶兀良合台”。这段记载是来源于元朝大理总管府历史档案的。当年李浩随沐英攻大理时，“殿堂火发，余派人救火，幸段氏藏书全存。余命五百战士，清理所存字画藏书，遍收得二百余驮，驮至龙尾关，由余保存。”“余藏书之多，皆为蒙段、元胡诸文人手本。除送沐府一部外，全藏余所建斜阳书楼。中有宋元刻书千部，亦为珍品。”[54]李浩死后，藏书自然归其子孙所有，方才有玉笛山人的这段记载。

文中之狮子国国王显系海押立哈剌鲁人首领阿儿思兰汗。《元史》记载：“宪宗即位之明年，世祖以皇弟总兵讨西南夷乌蛮、白蛮、鬼蛮诸国，以兀良合台总督军事。”[55]结合《狮子王墓》一文，我们可知阿儿思兰汗部下三千色目军于1252年追随忽必烈前往云南征伐，后由兀良合台统率留守云南，未随忽必烈北撤。此后“凡二年，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洎乌、白等蛮三十七部。兵威所加，无不款附。”[56]平定之后，阿儿斯兰汗驻“龙尾城”。杨毓骧、温琪宏两位先生据此文，推断阿儿思兰汗在平定云南之后不久便去世，大概死于1257年前后，享年61-63岁。[57]笔者以为对阿儿思兰汗享年的推断似乎欠缺说服力，恐有不妥。

综上可知，1252年海押立分封给海都之后，阿儿斯兰汗及其所统领的三千色目军士，追随忽必烈前往云南征伐，隶属于兀良合台军。阿儿思兰汗最终死于云南，并葬于青龙山秧草堂。其属下的三千色目军理应就是当初随其从海押立奔赴云南的哈剌鲁军士，在阿儿思兰汗死后，应该是收归于兀良合台的。仅凭现有史料我们无法断定阿儿思兰汗于何时死去，更无法获知其享年。

关于斡匝儿家族。斡匝儿生有九子，分别为：洪都札蔑力，昔格纳黑的斤，阿合马的斤，忽辛的斤，苏莱曼的斤，朱法哈尔的斤，达乌德的斤，秃剌干的斤和乌赤·阿勒台的斤。另有一女，兀鲁黑合敦。其中曾将儿子昔格纳黑的斤作为卫士、将女儿兀鲁黑合敦作为礼物送给成吉思汗以表臣服。[58]据志费尼的记述，斡匝儿死后，昔格纳黑的斤奉成吉思汗之命继其父位继续治理阿力麻里，并随之娶了术赤之女。[59]由此判断理应在成吉思汗时代发生。而巴托尔德据扎马尔·喀尔施的记载说到：昔格纳黑的斤婚配术赤女，乃窝阔台继位以后的事情。[60]总之，斡匝儿家族后人也成为了黄金家族的驸马。昔格纳黑的斤与术赤女不鲁汗别吉生有一子，名叫伊利布塔儿，扎马勒·喀尔施曾担任过其教师。昔格纳黑的斤于伊斯兰历648年（相当于公历1250.4.5-51.3.25）于蒙哥汗继位之地去世，其子答失蛮的斤将其运回阿力麻里安葬。于是答失蛮的斤继位，他是一个狡捷、冒险的青年，慷慨大方，乐于献身，颇具策略手腕，于伊斯兰历657年即公历1258年12月29日-1259年12月17日于虎思八里，被埋葬在阿力麻里宫中其父的陵墓里。[61]此处之虎思八里（Kuz-Baligh 或 Ghuz-Baligh），[62]亦作虎思斡鲁朵（Quz ordu），这是志费尼时代对其称呼，而此城在西辽时期是王朝的统治中心，又被称之为八剌沙衮（Balasaghun）。由于蒙古人兵不血刃就占领了七河流域的首城八剌沙衮，故蒙古人称此城为果八里（Gobaligh），意即“良好之城”。[63]经苏联考古学者考察认定，此城古遗址即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托克玛克城南约16公里处的布拉纳遗址。[64]而自葛逻禄人西迁中亚之后，此城便与葛逻禄人有着密切联系，前人对此问题也多有探讨。[65]刘迎胜先生由此认为，“斡匝儿后人的势力一度从阿力麻里扩展至虎思八里。在蒙古时代，阿力麻里与虎思八里为同一支葛逻禄人所据。按可失哈里的记载，这支来自忽牙思的葛逻禄人属职乙部（Chigil）。”[66]昔格纳黑的斤另一子伊利布塔儿于伊斯兰历673年（相当于公历1274.7.7-75.6.26）去世。[67]可见，斡匝儿家族后人是留守在阿力麻里地区。

斡匝儿后人昔格纳黑的斤也曾率领人马参与成吉思汗西征。[68]巴托尔德据朱兹贾尼的记载：阿儿斯兰汗的兵力为6,000人；亦都护与昔格纳黑的斤所部兵力现已无从考知。[69]可见，相比于亦都护与昔格纳黑的斤所部兵力无记载，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阿儿思兰汗家族的势力在当时是较强的。

四、余论

公元八世纪中叶葛逻禄人逐渐西迁之后，今巴尔喀什湖东南、楚河一带以及伊犁河一带成为他们主要的活动区域；时至西辽时期，七河地区的海押立、伊犁河地区的阿力麻里等地成为当时哈剌鲁人的主要聚居地。根据上文的论述，我们可知西辽末期、成吉思汗崛起时代的哈剌鲁人并不统属于一个君王，而是各自为政。基于此，导致了哈剌鲁人分批且以不同形式归附蒙古。由于海押立阿儿思兰汗举族内迁，且身份远高于盗马贼出身的阿力麻里地区的斡匝儿，使其在有元一代享有着较高的地位。[70]斡匝儿家族后人则是留守在阿力麻里地区，未见有其后人内迁汉地的活动。尽管阿力麻里地区是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始封地，并在后来的发展中成为察合台汗国及其后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斡匝儿家族的统治并未因归附成吉思汗而被取缔，且势力维持了较长时间。此外，我们也不排除还存在有分散的哈剌鲁人零星投附蒙古人。对此，将有待我们做进一步的探讨。

[①] 关于匣答儿密立家族的归附，详见《元史》卷133《也罕的斤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3226-7页。

[②] 就笔者管见，关于海押立地区阿儿思兰汗家族的专门探讨，学界仅见杨志玖先生《阿儿思兰汗家族事迹杂考》一文，收于氏著《元代回族史稿》，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版，第421-430页。此外，陈高华：《元代的哈剌鲁人》，《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杨怀中：《元代东来的回回世家（续）》，《回族研究》1991年第2期；杨毓骧、温琪宏：《赛典赤·瞻思丁与哈剌鲁部阿儿思兰汗》，《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这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对阿儿思兰汗家族做了深浅不同的论述。而关于阿力麻里地区的斡匝儿家族目前还未见有专门论述，只在各种通史及相关专著中有所涉及，笔者在下文会具体谈及。

[③]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何高济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版，第86-88页；《元史》卷1《太祖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15页。王国维：《圣武亲征录校注》，北平隆福寺街，文殿阁书庄印行，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二月重印，第126页。

[④] 周清澍：《元蒙史札》，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247页。

[⑤] 札奇斯钦：《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中华民国六十八年十二月版，第277页。

[⑥]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71页。

[⑦] 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余大钧、周建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9月版，第248页。

[⑧] 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版，第24页；魏良弢：《中国历史——喀喇汗王朝史、西辽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9月版，第316页；周清澍：《元蒙史札》，第247页；Michal Biran ,The Empire of the Qara Khitai in Eurasian History: Between China and Islamic World, （彭晓燕：《欧亚历史上的哈剌契丹》）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p 75-6.

[⑨] Four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vol.2. V.V. Barthold, tr. by. Minorsky, P.106.

[⑩] 周清澍：《元蒙史札》，第247页。

[11]Four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vol.2. V.V. Barthold, tr. by. Minorsky, P.33.

[12]同上，p.119注2。

[13]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71页；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250页。

[14] Four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vol.2. V.V. Barthold, tr. by. Minorsky, P.106.

[15] 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张锡彤、张广达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6月版，第414页。

[16] Four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vol.2. V.V. Barthold, tr. by. Minorsky, P.103.

[17] 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185页。

[18]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417、72页。

[19] 同上，第86-88页。

[20]《元史》卷7《世祖纪四》，至元七年二月乙未条，第128页。

[21]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96页。

[22]Juzjani: Tabakāt-i-Nāsirl, Raverty英译本，第1004、1023-1026、1054-1055页。脱栾·扯儿必，英译作Tūlān the Juzbl。脱栾，见《元朝秘史》202节（译音蒙语），亦作脱仑扯儿必（同上191节）；《亲征录》作脱脱栾阇儿必。扯儿必，官名，《至元谭语》作“阇里必”，释为“宰相”。朱兹贾尼说，Jazbl义为哈只卜（hājib）（该书第979页），英译者在该字下释为Chamberlain（皇家管家、侍从）。Jazbl中之z应作r，因阿拉伯字母J（r），与j（z）只一点之差致误。以上内容转引自杨志玖：《元代回族史稿》，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3年7月版，第424页。

[23]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88页。

[24] 同上，第87页。

[25] 华涛：《贾玛尔·喀尔施和他的<苏拉赫词典补编>（下）》，《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十一期，1987年12月版，第92页。

[26]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87页。

[27] 华涛：《贾玛尔·喀尔施和他的<苏拉赫词典补编>（下）》，第92页。

[28]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87页。

[29] 华涛：《贾玛尔·喀尔施和他的<苏拉赫词典补编>（下）》，第92页。

[30]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87页。

[31] 华涛：《贾玛尔·喀尔施和他的<苏拉赫词典补编>（下）》，第92页。

[32]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87页。

[33] 华涛：《贾玛尔·喀尔施和他的<苏拉赫词典补编>（下）》，第95页。

[34] 以上两种史料的相关介绍，参见陈得芝主编《中国通史》卷八《元时期》，第三章：国外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引言·基本史料》；华涛：《贾玛尔·喀尔施和他的<苏拉赫词典补编>（上）》，《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十期，1986年7月版，第60-61页。

[35] 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第64页。

[36] 黄文弼：《元阿力麻里古城考》，《考古》，1963年，第10期。

[37] 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罗致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160页。

K .A. Wittfogel and Feng Chia-Sheng,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907-1125)（K .A. Wittfogel、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Philadelphia-New York,1949. P.652；魏良弢：《中国历史——喀喇汗王朝史、西辽史》，第317页；Michal Biran ,The Empire of the Qara Khitai in Eurasian History: Between China and Islamic World（彭晓燕：《欧亚历史上的哈剌契丹》）,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p79.

[38] 邱轶皓：《彭晓燕<欧亚历史上的哈剌契丹>述评》，《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二十三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61-167页。

[39] Michal Biran ,The Empire of the Qara Khitai in Eurasian History: Between China and Islamic World（彭晓燕：《欧亚历史上的哈剌契丹》）,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p 81.

[40] 魏良弢：《中国历史——喀喇汗王朝史、西辽史》，第318页。

[41] 华涛：《贾玛尔·喀尔施和他的<苏拉赫词典补编>（下）》，第92页。

[42] 魏良弢：《中国历史——喀喇汗王朝史、西辽史》，第100、317页。魏先生在这两处的表述稍有差异：第100页：“据普里查克研究，是穆罕默德·本·玉素甫，但是当地贵族并不欢迎他，设下阴谋，在他入城时将他刺死于城门中。这一事件被认为发生于1211年，西部喀喇汗王朝灭亡。”第317页：“但喀什噶尔的贵族们并不欢迎他（即摩诃末·本·玉素甫——笔者注），设下阴谋，当他入城时被刺死于城门洞中。这一事件发生在1211年，东部喀喇汗王朝至此也结束了自己的统治。”彭晓燕博士在其《欧亚历史上的哈剌契丹》一书第81页上写到：“可失哈耳城的贵族们反抗穆罕默德·本·玉素甫的统治，于1211年夏天将其杀害于城门，又一说为王宫圆屋顶上。”

[43]《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456页。

[44]《元史》卷1《太祖纪》，第15页；王国维：《圣武亲征录校注》，第126页；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86页；拉施特：《史集》，第一卷一分册，第247、226页；札奇斯钦：《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第352页。值得一提的是，其中《史集》与《蒙古秘史》中都记以哈剌鲁人首领阿儿思兰汗先于畏兀儿亦都护归附成吉思汗，《元史》及《世界征服者史》记做以畏兀儿亦都护归附在先。这有待作进一步的考察。

[45] 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第128-129页。

[46] Four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vol.2. V.V. Barthold, tr. by. Minorsky, P.103；魏良弢：《中国历史——喀喇汗王朝史、西辽史》，第284页。

[47] 参见Michal Biran ,The Empire of the Qara Khitai in Eurasian History: Between China and Islamic World（彭晓燕：《欧亚历史上的哈剌契丹》）,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p81.

[48] 《元史》卷3《宪宗纪》，第45页。

[49]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88页。

[50] 有幸拜读杨毓骧、温琪宏两位先生的《赛典赤·瞻思丁与哈剌鲁部阿儿思兰汗》一文，其中提及并利用了这份史料，为笔者探讨阿儿思兰汗家族后期发展情况提供了线索和思路。谨以致谢！

[51] 大理州文联编：《大理古佚书钞》，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434页。

[52] 同上《前言》第1-3页。

[53] 同上《序》第1页。

[54] 同上，第175-176页。

[55]《元史》卷121《速不台 兀良合台传》，第2979页。

[56]《元史》卷121《速不台 兀良合台传》，第2980页。

[57] 杨毓骧、温琪宏：《赛典赤·瞻思丁与哈剌鲁部主阿儿思兰汗》。

[58] 华涛：《贾玛尔·喀尔施和他的<苏拉赫词典补编>（下）》，第92、95页。

[59]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88页。

[60] 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456页。

[61] 华涛：《贾玛尔·喀尔施和他的<苏拉赫词典补编>（下）》，第95页。

[62]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355页。

[63] 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457页。

[64] 张广达：《碎叶城今地考》，《北京大学学报》，1977年，第5期。

[65] 参见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第79页；佚名：《世界境域志》，米诺尔斯基英译本，伦敦，1970年（Hudud al-‘Alam, 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tr. by. W. Minorsky, London, 1970）P. 291,注4；张广达：《碎叶城今地考》，《北京大学学报》，1977年，第5期；尤努斯江·艾力：《喀喇汗王朝古都巴拉沙衮考》，《新疆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66] 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第21、547页。

[67] 华涛：《贾玛尔·喀尔施和他的<苏拉赫词典补编>（下）》，第95页。

[68]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96页；拉施特：《史集》第一卷二分册，第272页。

[69] 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459页。

[70] 阿儿思兰汗裔孙麦来迪嫁予元明宗，且生有一子妥欢贴睦尔即元顺帝。《元史·顺帝本纪一》卷三八，第815页。

（本文原刊于《元史论丛》第十四辑，引用请核对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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