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行出状元:明代媒婆的三大职业素养!
原标题:行行出状元:明代媒婆的三大职业素养!
职业媒妁属于市井江湖的杂业,为正统礼教甚至士农工商各界所鄙夷,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但是这个职业却并非任何人都可以从事的。要想成为一个成功的媒妁并以此为谋生手段,必须有很高的职业素质,否则最好另谋出路。
1、熟悉相关法律
男女婚姻配合,出于自然的法则、人性的需要。在史前社会的漫长时期,男女基于两性的本能而发生杂乱的性关系,没有任何禁忌,称为原始杂婚。人们在长期的配合和生育过程中,逐渐发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的事实,指出同姓或同一氏族内部通婚所带来的弊害。于是周代产生了婚姻的第一个禁忌,即同姓不婚制度。以后,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到唐代有了比较完备的婚姻禁忌制度。
明代在婚姻诸禁方面也有比较严格的规定:1、沿古例无媒不婚。结婚双方必须通过父母之命、媒约之言,方能明媒正娶,否则以奸论。2、同宗不婚,同姓不婚。3、宗妻不婚,宗亲的妻妾,虽是异姓亦不能相配。收继婚明令禁止。 4、外姻不婚,外亲不能联姻,不论直系还是旁系,亦不问有服还是无服。5、同母异父、同父异母不婚。正统十二年后,异父异母兄弟姐妹之间亦禁止通婚。6、良贱不婚。7、僧尼道冠不婚。若僧道假托亲属或憧仆为名求娶而自占者以奸论。8、逃亡不婚。9、先奸不婚。10、胁迫不婚11、买休不婚。
成为媒妁的首要条件就是要了解上述繁琐的婚姻禁忌,元代就有“凡媒妁各使通晓不应成婚之例”的规定,明同唐制,规定“凡嫁娶违律……若媒人知情者,各减犯人罪一等。”媒妁如果撮合了违禁婚姻,便有可能受到法律的制裁,轻则笞杖,重则入狱。
但事实上,婚姻一般按照约定俗成的习惯来实行,法律的硬性规定很难认真执行,民间往往以情代法自行之。尤其是先奸后娶者,民间多以传统道德标准私下议其毁誉,私不举官不究,甚至即使经了官,也很难认真按照法律执行。
《初刻》卷二十九中张幼谦与罗惜惜早已暗通情款,被罗仁卿夫妇当场抓住,即押幼谦到县里告状。尽管二人奸情确凿,但县宰见幼谦“人材俊雅,言词慷慨,有心要周全他。”不想罗家已经受了辛家的聘礼,此时辛家知道后也来补状,要求追究奸情,县宰只好将幼谦“权且收监”。
很快,幼谦在狱中得了中举捷报,于是奸情之罪变成了“纤芥小事”,县宰、太守都“一发要周全他了”。太守一边软硬兼施让辛家写了休亲的状词,一边叫县宰亲自成全张罗两家的婚事。张罗两家自然欢喜成亲,依旧着原来牵合二人的杨老妈为媒,州县各遣人送礼致贺。
在这桩婚姻中,朝廷官吏首先将“先奸不娶”的法律条文置于脑后,普通民众自然更无异议,杨老妈这个媒人乐得现成,更不用担心“嫁娶违律”的罪名。类似的情况出现在《醒世恒言》第八卷。法律执行的不严格使得很多媒约并不太顾忌这些禁忌规定,但是促使媒妁敢置法律于不顾的更强大的动力应该是金钱的诱惑。
2、熟悉人情世故
作为职业媒妁应该了解周围婚龄男女的情况以便于工作。最初的媒妁,作为国家官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妻判子者皆书之。”
即媒妁有权利或责任登记未婚男女的姓名及出生日期,掌握庶民婚龄,过了规定的年龄,便要督促他们尽快婚配。后世的媒妁已经没有了这项权利,要想了解未婚男女的情况只有靠自己“摸排”了。正如《金瓶梅》第七回开篇诗中所言:“我做媒人实在能,全凭两腿走殷勤。”
正统人士由于对“三姑六婆”的卑视厌恶,避之如蛇蝎。元陶宗仪《辍耕录》就认为对于“三姑六婆”,“若能谨而远之,如避蛇蝎,庶几净宅之法。”《初刻》卷六作者也告诫世人:“话说三姑六婆,最是人家不可与他往来出入。”这么说自然也有他的道理。
实际上,一般人家可以不与“三姑”往来,但只要家中有妇女,就很难将“六婆”拒之门外。由于封建时代男女有别,与妇女相关的很多事情都需要“六婆”的参与。儿女婚配、买卖妻妾奴婢需要媒婆、牙婆;妇女生产需要稳婆;妇女生病一般也需要医婆;女子所用珠翠脂粉也离不开卖婆。
这其中尤其是媒婆几乎家家都离不了。就连平时“三姑六婆飞不进门”号称铁扉道人的儒生,因女儿渐长,也请一个媒婆到家中好生款待,托她为女儿择婿。正是由于社会的这种需要,使得“六婆”可以深入到市井风尘、闺阁厅堂中,男女不避,老少皆宜,接触到社会的各个阶层。
媒婆往往身兼数职,即使在平时也可以借他职之便进入千家万户。晚明白话小说中对此多有描写,牵合陈商与三巧的薛婆是卖珠子的,“日逐串街走巷,那一家不认得”;牵合张草与潘寿儿的陆婆是“惯走大家卖花粉的”;为张幼谦和罗惜惜做媒的杨老妈是卖花的;为周胜仙和范二郎做媒的王婆号称“王百会”,“邻里家有些些事都挽他”;陷害董昌的姚二妈“原是走千门踏万户的”,“乘便卖些花朵,兑些金珠首饰”。
因此,媒婆们给人的印象好像都是在奔走中,正如陈铎《滑稽余韵》“媒”中所写“沿街绕巷走如飞,两脚不沾地”,夸张地表现了媒人们忙碌的情形。
媒妁们走千家踏万户而得到的成果有:一是对周围人家的情况根底了然于胸,一旦有需要,无需打听便能脱口而出。如《喻世明言》第一卷中的薛婆尽管从不曾上得蒋兴哥的门头,但对其夫妻却非常了解:“蒋兴哥新娶这房娘子,不上四年,夫妻两个如鱼似水,寸步不离。如今没奈何出去了,这小娘子足不下楼,甚是贞节。”
《醒世恒言》第十四卷中的王婆一听周胜仙说道范二郎,马上道:“莫不是樊楼开酒店的范二郎?”“若说范二郎,老身认得他哥哥、嫂嫂,不可得的好人。范二郎好个伶俐子弟,他哥哥见教我与他说亲。”同书第十六卷中的陆婆与张潘两家都熟,既了解张草“家中有百万家私,做人极是温存多情”,也熟知潘家“老子厉害,家中并无一个杂人,止有嫡亲三口,寸步不离。况兼门户谨慎,早闭晏开。”
《金瓶梅》中的王婆更是厉害,她对潘金莲的根底一清二楚:“原是南门外潘裁的女儿,卖在张大户家学弹唱,后因大户年老,打发出来,不要武大一分钱,白白与了他为妻。”清楚地掌握婚龄男女的情况,既为牵合私情提供了便利,对于正经做媒来说,一旦有人托付,也能毫不费力地从自己心中所储存的名单中挑选出自认为门当户对的合适对象。
尽管作者对这些媒人骗茶吃酒的行为很是厌恶,但不能否认,媒婆的“宣传”行为在相对隔绝,信息相对封闭的古代社会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它有助于打破这种隔绝和封闭,为信息闭塞的封建家庭间相互沟通架起了桥梁。
二是熟悉人情世故,善于察言观色。媒妁们长期在市井闺阁中奔波,尝尽人间世态炎凉,熟悉了社会各色人等的心理状况,因此她们往往在察言观色中就能发现对方的心理和企图。
《醒世恒言》第十四卷中王婆本来是被请来给周胜仙看病的,但她一看就知道周胜仙害的是心病:“小娘子,莫不见了甚么人,欢喜了,却害出这病来?”一语中的,说到了周胜仙的心坎里。《警世通言》第二十四卷中为赵昂和皮氏做通脚的王婆也是早就看穿了“皮氏平昔间不良的口气”。
熟悉人情世故更是媒妁不可缺少的素质要求,能做到这一点,她们在说媒中遇到的许多困难便会迎刃而解。《二刻》卷九中杨素梅本依兄嫂而居,但她的外婆却嫁在冯家,是个富户。说起外孙女的亲事,媒婆们便道:“若只托着杨大官人出名,说把妹子许人,未必人家动火。须得说是老孺人的亲外甥,就在孺人家里接茶出嫁的,方有门当户对的来。”媒婆也并没有说谎,只是考虑到世人嫌贫爱富的本性,将姑娘接茶出嫁的地方换了一下,情况便有了不同。
另一位将人情世故烂熟于心并在其中游刃有余的高手是《金瓶梅》中的薛嫂儿。说合孟玉楼时,对于西门庆这样贪财好色之人,她首先极言对方之富,其次盛赞对方的美貌伶俐,诱惑的西门庆当即便要去相看。她早就看出,娘舅张四,“山核桃差着一福儿里”,关键在守寡的姑娘,而这婆子尤其爱的是钱财,她建议西门庆把那“嚣缎子,拿一段,买上一担礼物,明日亲去见他,再许他几两银子,一拳打倒他”,只要婆子首肯,“谁敢怎的”,一副胸有成竹又略带霸道的口气。当然,这一方面是她对自己的计策充满信心,另一方面是有西门庆这样豪富的主顾在后台撑腰的缘故。
3、能言善辩
职业媒妁的巧舌如簧、能言善辩是她们最显著的特点,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职业素质之一。媒妁的能言善辩是是建立在前两点职业素质之上的,只有在了解各种法律禁忌的前提下,巧妙地利用自己所掌握的人情世故,言说才能有效果,否则便成了空谈。职业媒妁的能言善辩一般表现为三种情况:
首先,委婉道难言之事。职业媒妁的说媒技巧之一就是委婉道出自己所言之事,使对方不感到突兀、难堪、难以接受,否则便会令双方不欢而散,甚至自取其辱。
《喻世明言》第一卷中,同样是为平氏说媒,只因做媒的水平有差距,结果便截然不同。陈商原住店的主人吕公“见这妇人年少姿色,料是守寡不终,又且囊中有物。思想儿子吕二,还没有亲事,何不留住了他,完其好事,可不两便?”打好了如意算盘,他便央平氏家人陈旺的老婆“委屈进言,许以厚谢”,没想到“陈旺的老婆是个蠢货,那晓得什么委屈?不顾高低,一直对主母说了”,结果“平氏大怒,把他骂了一顿,连打几个耳光子,连主人家也数落了几句。”
要说吕公的儿子也未必配不上平氏,只因陈旺的老婆没有掌握说媒的技巧,不会委婉言事,结果挨打受骂,自讨没趣。另一位媒妁张七嫂有心撮合平氏与蒋兴哥,但她没有直接说明,而是很讲究说话的方式。
首先她将平氏当前所面临的困境娓娓道出:“死的没福自死了,活的还要做人,你后面日子正长哩。终不然做针线娘了得你下半世?况且名声不好,被人看得轻了。还有一件,这个灵枢如何处置,也是你身上一件大事。便出赁房钱,终究是不了局。”几句话说到了平氏的心坎里。
接着她又指出守寡的难处:“莫说你衣食不周,到底难守;便多守得几时,亦有何益?”最后水到渠成提出自己的看法:“依老身愚见,莫若趁此青年美貌,寻个好对头,一夫一妇的随了他去。得些财礼,就买块土来葬了丈夫,你的终身又有所托,可不生死无憾?”入情入理、推心置腹的一番话,终将平氏说动:“罢,罢,奴家卖身葬夫,旁人也笑我不得。”如此张七嫂便顺利地作成平氏与蒋兴哥这桩媒,成就一对恩爱夫妻。
其次,巧言解婚配之愁。《醒世恒言》第三卷刘四妈在美娘与秦重相约从良时受美娘重金所托来说服老钨儿,她首先劝对方将己经成刺儿头的美娘高价卖出,既省得整日不安宁,又可讨五六个接班的,鸨儿自然愿意,但等到知道美娘私自攒下许多财物,便又颜色不满。刘四妈媒人做到底,一力打消鸨儿的三心两意:
“这些东西,就是侄女自家积下的,也不是你本分之钱……况且小娘自己没有钱钞,临到从良之际,难道赤身赶他出门?少不得头上脚下都要收拾的光鲜,等他好去别人家做人。如今他自家拿得出这些东西,料然一丝一线不费你的心,这一主银子,是你完完全鳖在腰胯里的,他就赎身出去,怕不是你女儿!倘然他挣得好时,时朝月节,怕他不来孝顺你!就是嫁了人时,他又没有亲爹亲娘,你也还去做得着他的外婆,受用处正有哩!”如果没有刘四妈这一番花言巧语,美娘与秦重的婚姻必然还得好一番波折。
按说媒婆都应该是能说会道的,尤其是惯做此事的职业媒妁,但事实上也有例外。《醒世恒言》第八卷就描写了一个笨嘴拙舌的媒婆张六嫂。张六嫂“媒也做老了”还没有练就一般媒妁巧言善辩的本事,无法化解自己夹缝中的尴尬处境,也算是媒婆中的一个特例吧。
上述所说只是做媒的基本要求,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还有一般媒妁做不到的更复杂的技巧。嘉靖间的《熊峰集》便记载这样了这样一位“大媒氏”。 一个西里的媒妇,尽管口才了得,但是不仅三年没人请她做媒,难以以此为生,而且到处被人唾骂,吓得一年都不敢出门,只好打算逃往他方,再不与人做媒了。
而她请教的这位大媒氏竟然将兵法引入做媒的技巧中,不仅能够“收两家之欢,得三倍之惠”,而且即使有所不顺也能自洁其身,做媒技巧己臻化境,令人叹为观止。但她一句“吾辈者,为正人小利,为邪人大利,而怨不及焉”又让人感叹媒约这一职业的腐朽。
撰稿/婷婷【读史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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