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官员双轨制发工资：白居易爱晒工资韩愈爱哭穷

             

唐初薪水：

比隋朝有下调

外官不如京官

唐高祖建立大唐，同时也制定了唐朝官员的俸禄规格，跟隋朝相比，工资水平有所下调，原因可能跟战乱破坏了生产力、民生凋敝有关吧，具体的还得看工资表。

《隋书》的“百官志”里有一张不太详尽的工资表，标明了基本情况：古代的年薪以粮食为基本发放单位，一品官年薪九百石，然后按照品级递减，低一级就减一百石，所以从一品就是八百石，正二品是七百石……到正四品，年薪为三百石，接下来每降一级就减五十石，到正六品，年薪为一百石。九品和不管事的闲官没有年薪。

唐朝建立后，我们看《新唐书》里的工资簿，发现确实有所下调，公元618年，正一品的年薪变为七百石。正四品的年薪倒是相当的，都是三百石，再往下差别也不大。而唐朝的九品芝麻官也列入了财政，年薪四十石。

这些以粮食为单位的薪水都是一年之内一次性发放到位，“皆以岁给之”。悲催的是，京师以外的地方官吏没有年俸，“外官则否”。在唐朝的相当一部分时间里，地方官员的待遇远不如京师官吏。名臣倪若水曾在地方为官，有一回，他给一位回长安为官的朋友送行，朋友动身后，倪若水望着其远去的背影，羡慕嫉妒恨地说：“这哥们回京城做神仙去了。”

当然，外官的困难还是有人关心的，贞观六年，公元632年，中书省的官员高季辅上奏说，外官同事们实在太苦了，级别低，又没薪水，已经到了“饥寒切身”的地步，还是要发俸禄才行，“宜给禄养亲”。于是外官开始有年俸，稍低于京官，例如一品低五十石，二品和三品低三十石，具体就不罗列数据了。也可以用盐代替，至于怎么兑换，不得而知。

由此可见，外官待遇不如京官。不过，风水轮流转，到中晚唐时，出现了京官不如外官的情况。例如唐穆宗的时候，堂堂工部尚书郑权，居然惨到薪水养不活家人的地步，“俸薄不能赡”，所以他绞尽脑汁要调到地方去，并最终如愿以偿。据《资治通鉴》第243卷记载，公元823年的四月二十五日，调令下来，郑权任岭南节度使。接到调令的他欢欢喜喜地上任去了。岭南在当时算是偏远地方，郑权都乐意去，可见情况与初唐相比已大不相同。

薪水调整：

唐高宗时有月薪

武则天上调低层官员待遇

年薪也不是固定的，会视表现情况有所浮动，当然，多数是往上浮的。唐太宗贞观年间，百官在年终考核中，如果得上等成绩，可以奖给他们一个季度的俸禄，后来追加到一年的俸禄，大概相当于年终奖了。看来，好好表现还是有希望加薪的。

新到的官员，手头没薪水，等发年薪又太遥远，所以就每日给粮，等于计日算工资。

据《新唐书》的“食货志”记载，唐太宗的时候财政吃紧，于是实行隋朝就有的“公廨本钱”，其实是一种融资借贷制度。政府贷款给一些民间人士，每人限五万钱，让他们拿着这笔钱去做生意，每月收利息四千钱，一年收四万八千钱，息钱已经接近本金，算是高利贷了。这些赚来的利息钱，就用于发放官员的薪俸。

当然，朝廷也给贷款人一个身份，叫做“捉钱令史”，顾名思义，就是专门想法赚钱的官，这个“捉”，真是用得太形象了。

这些负责“捉钱”的官员，虽然不是正式编制，但在吏部是有档案的，一旦一年缴足四万八千钱的利息，归还本金，吏部可以授予官职，“岁满受官”。要达到几乎是百分之百的利息指标，真得要拼才行。

但这个制度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当时的大书法家褚遂良就提意见了，他是从人事制度来考虑的：皇上，现在长安城里有六百多位“捉钱令史”，过一两年这些人都要被吏部任命为官吏，那各大部门的位置岂不是被他们占满了？朝廷的进士往哪儿安置去？读书考进士有什么用？

唐太宗也觉得头大，就废除了此项制度，恢复拨款发薪俸。不过，后来这项制度还是反反复复地实行，屡废屡兴，没钱总得想法子吧。

到公元650年，即唐高宗永徽元年，唐朝的财政状况好一些了，于是有了月薪，当时叫做俸料。一品官的月薪是八千钱，另外伙食补助一千八百钱，办公用品费一千二百钱。这是最高的，九品芝麻官的月薪为一千五百钱，伙食补助二百五十钱，办公用品费二百钱。

每个官员的警卫人员和办事人员也是有严格规定的，一品官配备随从96人，二品官配备随从72人，到九品官，就冷清多了，只配备两人。公主的随从也挺多的，法定80人，所以说影视里公主前呼后拥的场面，不是没有道理的。郡主也不能怠慢，会配60名工作人员。

到武媚娘上台，公元684年，即光宅元年，上调了八、九品官员的待遇，主要是增加随从工作人员。

当然，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收入来源不可忽略，那就是职分田和永业田。农业社会，收田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发薪水方式。一品官分十二顷田，二品官分十顷田，九品官分二顷五十亩田。至于永业田，一品分六十顷田，二品分三十五顷田，余不赘述。不过，永业田是可以收回去的。

                

白居易爱晒工资

韩愈爱哭穷

唐朝近三百年期间，从治到乱，再考虑到通货膨胀，官员薪水当然也是跟着时代变化的。到了唐武宗会昌年间，薪酬就基本固定下来了，理论上不再作任何调整，“会昌后不复增减”。《新唐书·食货志》也有工资单，当然是年薪，此处略举几例：太师、太保、太傅的年薪是二百万钱；中书令，其实也是宰相，年薪一百四十万钱；各部门的尚书年薪百万钱；节度使年薪三十万钱，比尚书低多了。为什么上文的郑权要舍工部尚书不当，去当岭南节度使？估计是中晚唐节度使有地方行政权和财权，实际收入不止于此吧。

公元807年的五月，大诗人白居易在陕西当县尉，看到当地老百姓冒着暑热在割麦子，“足蒸暑吐气，背灼炎天热”，不由得大为感叹，并很珍惜自己现有的待遇，不用种地干农活。他打开工资条看了一下，每年有三百石的收入，“吏禄三百石”，于是对自己说：白先生，您知足吧，感恩吧。

白居易似乎很适合搞统计工作，每到一个职位，就喜欢写诗晒一下收入，这个已经有人写过，因此只简略提一提。他从当县尉的年俸三百石到太子少傅的月收入十万，“月俸百千”，收入线一直往上走。

韩愈曾经是国子监博士，也就是高校校长，他的年薪多少呢？查一下史料，和县尉一个级别：两万钱。这是唐武宗时候的标准，韩老师稍微早一点，估计八九不离十。一次早训时，学生笑话他：老师，你好穷啊，孩子冻得哇哇哭，老婆饿得嗷嗷叫。韩老师回击说：我不用耕地，老婆不用织布，一家人“安坐而食”，我挺知足的。

其实，这是韩老师借学生的嘴哭穷。他当然有办法创收，那就是写墓志铭，据说收费挺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