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谋已久：日军为何一定要挑起七七事变？

站在宛平县城城墙上欢呼的日军

实际上，七七事变的爆发，固然有日本军队独断专行的因素，但其中更重要的因素，则是日本基于当时政治和经济的考量。倘若把这些背后的原因一一阐明，那么“日本对中国蓄谋已久”反而更接近事实的真相，而在那样的情况下，当时中国对抗的也绝不只是一群好勇斗狠的军人，在昭和男儿背后还有一套清晰的算计。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中国付出如此巨大的牺牲，在日本的侵略下没有投降，才显得尤为了不起。

满洲必须是日本的

日本对中国兴趣最大的地区是东北，也就是他们口中的满洲。这里很早就被称为日本的“生命线”。

在明治时期的日本人看来，保住满洲才能保住朝鲜，这样才能维持最基本的国防安全。为此，日本和沙皇俄国在1904年到1905年打了一场非常惨烈的日俄战争。

这次战争之后，日本胜利，获得了满洲南部的控制权，但在随后，清朝灭亡，苏联建立，中国东北地区的局势变得非常不明朗。

日本希望在中国东北享有特权，但被张作霖拒绝，1928年，关东军策划了皇姑屯事件，暗杀了张作霖，随后，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日本关东军独霸东北的野心落空了。

皇姑屯事件中被炸毁的列车

1929年，中东路事件爆发，张少帅的东北军在面对苏联进攻时不堪一击。东北军外强中干，如果苏联此时南下，将会对日本的利益构成重大威胁。

因此，为了消灭苏联这个潜在威胁，日本在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并在很短的时间占领了东北全境。

到了这个时候，日本占领东北的意图，并不是“以东北为跳板入侵中国全境”，而是“为了预防苏联入侵，先入为主地占领东北”——无论怎样，因为张学良与东北军的种种表现，东北三省还是全部沦陷。

满洲经济的失败

按照日本陆军智囊石原莞尔的设想，日本要想彻底控制满洲，仅靠军队征服是不行的，还必须在满洲大搞经济建设与人口移民（开拓团）。

一边经济建设逐步取得成效，另一边日本老百姓慢慢移民过去，就能逐步改变满洲的人口结构，然后日本就可以用十五到二十年的时间，把满洲真正地消化成自己的殖民地。

如此一来，满洲就会积累雄厚的经济和人口资源，日本就可以跟苏联在“宿命的满洲平原上”决一死战了。

日本陆军的智囊石原莞尔。有人说，如果他在陆军中不失势，整个世界史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石原莞尔的理想很美好。直到现在，很多人还会觉得，如果日本军部后来没有暴走发动七七事变，一旦让石原莞尔的构想成真了，中国将面临非常凶险的前途。

幸亏日本军部暴走，石原莞尔梦碎，真是“天佑中华”。

但实际上，石原莞尔的构想过于美好。经济的发展有其自然规律，政治强人或军人的设想并非完全能够如愿。任何的经济开发都需要成本，满洲地区非常广大，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既没有足够的资金去开发这么广大的土地，也没有很好的政策去长久地开发满洲。

1932年4月，日本扶植溥仪建立了伪满洲国，满铁调查委员会随即对满洲的经济建设可能进行了大量调查工作。在这些调查工作的基础上，日本于1936年8月制定了《满洲开发方策要纲》。该纲要为满洲国树立了长期的财政和开发计划，并将1940年左右作为该计划的第1期完成时间。

而关东军在此纲要指导下，同样在8月提出了《满洲国第2期经济建设要纲》，以此为据，以1940、1941年为完成日期、以充实日本在满军备和日满共同防卫为目标，开始了产业5年计划、财政5年计划、特殊会社指导监督方针的制定。

伪满洲国皇帝溥仪

这个开发计划的目的是什么呢？根据1937年2月成文的计划纲要，政策的目标是重点开发满洲当地的物资生产能力，以满足“有事”情况的需要，并且进一步地，尽可能使满洲国自给自足，乃至供给日本所缺乏的资源。

换言之，其根本目的是构筑对苏战争的经济基础。

但问题在于，启动满洲的经济开发需要相当大的一笔资金。该计划所需资金总额在当时为约25亿8000万日元，仅矿工业部门所需亦有13亿9000万日元之巨，以当时满洲国的生产水平和日本的资金状况来看，是相当大的数额——做个简单的对比吧，日本当时举倾国之力建造的大和号战列舰，造价是1.7亿日元。开发满洲的启动资金，能造十几艘大和级战舰了。

1941年建造中的大和号战列舰，开发满洲需要的资金可以造出十几艘大和号出来。关于大和号战列舰的造价，具体参见：《为什么说“大和号必须死，日本才能活”？| 循迹晓讲》

日本政府和军部短时间拿不出这个钱，他们通过与以财阀为代表的经济界进行交涉，设立了以长期提供资金为目的的满洲兴业银行。即使这样，资金缺口还是很大。当时的日本为了筹措资金可以说是想尽了各种办法。甚至在当时，有人提出“鼓励犹太人到满洲移民投资”的”河豚计划”，只不过由于一般的犹太人并不把满洲当故乡，“河豚计划”这才作罢。

满洲兴业银行总部大楼

此外，金钱不是日本人要面临的唯一困难。“产业开发五年计划”还需要解决电力不足的问题，为此在鸭绿江和第二松花江上分别修建了水丰水电站和丰满水电站。但电站的建设需要时间，而当时的国际形势波诡云谲，在日本人看来，时不我待，五年计划时间太长，必须早日完成满洲的经济产业发展。

今日的丰满水电站

但是，一切从零开始的经济建设，在短时间内是难以见到成效的。1936年底，日本全国，满洲和朝鲜的钢铁产量加起来也就是40多万吨，而这一年日本的全年钢铁消耗量是600万吨（海军和陆军用去了相当一部分钢材）。

这么巨大的缺口，只能依靠外国的进口了。但是，一旦打仗，外界援助断绝，日本立刻就要陷入危机，因此，必须自立更生。如果满洲的经济资源不足以支持日本的军备，那就去满洲附近拿资源——于是，既有煤矿又有铁矿的中国山西和华北地区，这成了日本人的理想目标。

所谓“华北自治”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当然不可能满足于只占领满洲地区。在他们看来，占领满洲之后要准备对抗苏联，而满洲的经济又需要时间发展，那么中国华北的资源就一定要充分利用。

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1935年，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少将就华北问题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公然声称：“依靠华北民众的力量，逐渐使华北明朗化，这是形成日满华并存的基础。”随后，陆军大臣川岛义之综合陆军各方面意见拟定《鼓吹华北自主案》提交给内阁，并得到通过。日本分离华北活动提上日程。

冀东伪政府大门

1935年10月，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秘密地与国民政府内亲日人士会谈，希望建立协议。会谈期间国民政府方面提出“和平解决中日关系、平等交往、取缔反日运动”，同时要求日本取消承认满洲国。而广田不接受此条件，另设以下三个原则，被通称“广田三原则”，内容如下，

1，中方（国民政府）彻底取缔反日运动，并摆脱对欧美的倚赖，改为对日亲善及合作。

2，正式承认满洲国独立，并支援满洲国与中方控制的周边区域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

3，为应对来自外蒙等地共产势力的威胁，中方应就日方的要求与日方合作于与外蒙接壤地区设立设施。

本质上讲，这就是新时代的二十一条。任何一个负责任的中国领导人都不可能答应这样的条件。国民政府当然对这些断然拒绝。日本的“华北自治运动”，使得中国的抗日情绪高涨，“一二九运动”，“西安事变”相继发生。全民抗日已经成了中国人的共识。

而这个时候的日本，军队意见在政府中的权重越来越大。经历了二二六事变之后，广田弘毅成了日本首相。他在枢密院报告，如果国民政府以容共为条件，与张学良妥协，日本即断然排击。与此同时，关东军声称，倘中国政府接受共产主义与抗日政策，关东军将采任何必要方法，以防卫满洲国及维持东亚和平——就这样，华北从一个“对满洲重要的经济大后方”变成了一个必须要拿下的地盘。

日本外相，首相广田弘毅。他在战后成了唯一一名被绞死的文官甲级战犯。有人说他是替近卫文麿受了死，但实际上，他的所作所为也的确够把自己送上绞刑架了

到了这个时候，日本已经没有别的方式，只能用各种威逼利诱的手段让华北独立了。在日本军人的思维中，为了确保一处战略要地，就必须拿下它周围的其他地盘，这样的思想根深蒂固。例如后来的太平洋战争中，日军进占瓜达卡纳尔岛就是这样的思路延续。

1942年，在美军日渐强大的物质力量下，日军在瓜达卡纳尔损失惨重，被迫撤退，从此一蹶不振。这样的故事经常被后世嘲笑，说日本这样的战略观有问题——这当然不错，前提是日军碰上了美军。在1937年的中国，面对各方面都比日军差的中国军队，日本的这种战略还是有执行的可能。

一路加速到卢沟桥

1937年1月20日，日本参谋本部提出要给中国“给予致命的痛击”。2月外务省制定《第三次处理华北纲要》，声言“要对南京政权采取措施”。2月18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在丰台等地驻军；3月24日，日舰70艘拟在青岛大演习，以中国为假想敌。

6月，日本集中其河边旅团于北平近郊。6月25日，日军在卢沟桥附近举行军事演习，更计划以丰台到卢沟桥一带60多公顷土地建飞机场，要求中国卖出这块土地，中方不予理睬。演习部队有几次想进入宛平县城，被中国守军严厉拒绝。6月28日，关东军司令官、朝鲜总督、南满铁路总裁、华北屯驻军司令官在大连会议，侵华形势，日趋积极——这怎么看都不是“下级军官头脑冲动”的产物。

到了这个时候，可以说“卢沟桥事变”已经成为了历史的必然。在这段时间里，国民政府对日本做出了措辞严厉的交涉，日本也知道这样做会激怒中国，但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力量不足为虑。于是这一系列的挑衅活动，最终加速到了卢沟桥。

卢沟桥事变后进入宛平县城的中国守军

卢沟桥事变后美国的态度和苏联因素的影响

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在庐山讲话中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中国抗击日本，当然要付出惨烈的牺牲，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在积极寻求国际上的支援，具体来说，是希望英美去调停战争。

在日俄战争末期，美国总统老罗斯福调停了两国的冲突，这一次，很多中国人也是寄希望于国际调停的。然而，美国在这次战争爆发后，采取了静观其变的态度。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内孤立主义的因素影响，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远东地区局势背后的苏联因素。

蒋介石庐山讲话

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其终极目的是获得对苏联作战时稳定的侧翼。这点美国当时的政界军界已经有共识。美国外交官的观察也证明日本没有放弃进攻苏联的打算。

美国驻日本大使格鲁报告说：日军在东北和朝鲜的部队继续保持最高状态的战斗力以应付任何可能的事态，甚至可能将精锐部队用于东北驻防，而将相对较弱的部队派往中国战场。

而苏联那边呢？

美驻苏联代办亨德森报告了苏联对中日战争的态度，认为苏联对中国政府开始武装抗日感到高兴，希望敌对行动的发展导致日本深陷华中，无力向北采取侵略行动；尽管苏联口头表示希望西方列强采取集体行动阻止敌对行动扩大，但实际上苏联不会同情任何推动和平的行动，除非该行动可能严重削弱日本的军事力量；苏联决心不卷入中日冲突，但也不容忍挑衅；苏联毫不掩饰对中国的同情，但同时注意不给日本提供苏联在积极干涉的口实。

马克西姆·李维诺夫，苏联革命家、外交家。苏联历史上的第三位外交部长

法国总理布鲁姆也告知布里特，称李维诺夫曾经表示，苏联欢迎中日战争，越长越好，不担心日本征服中国的后果。不管如何，苏联都将保持消极姿态。

而与此同时，抗日战争在惨烈地进行中，当时的日本气焰正盛，断然不接受任何调停。他们宣称要在三个月解决中国问题，占领了北平之后，接下来又攻击上海和南京地区。关于日本的“三月亡华论”，参见《抗战胜利75周年：日本人说过「三个月灭亡中国」吗？| 循迹晓讲》。

虽然所谓的“三月亡华”论破产了，但日本已经把中国逼入了绝境。在这个时候，国民政府步步后退，但绝不放弃抗战，这才拖住了日本进攻的势头。到了这个时候，任何调停中日冲突的努力，也都不可能了。

结论

站在经济和政治的角度看，七七事变绝不是日军军官下克上灵机一动的产物，而是在日本人视角中的蓄谋已久。在他们看来，拿下了华北，就可以更好地经营满洲，以备同苏联决战——至于后来的历史进程，那就是另外的故事了。

1939年的诺门坎战役，日军知道了苏军并不软弱可欺

所以，中国在抗战时面对的日本，不仅是单兵战斗素质一流，他们的谋略家也是有一定的，甚至是相当的战略眼光。

如果说，抗日神剧丑化日本鬼子的形象，实际上是给抗战的先辈抹黑，那么，把日本军队的决策层描绘成“除了精神啥也没有”的昭和男儿，其实也是给抗战的先辈抹黑。

唯有了解中国曾经跟一个多么可怕的敌人战斗过，才能更加明白，抗日战争，实在是中国了不起的一个胜利。而这些，也正是纪念七七事变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