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健|明清时期徽州出家现象考论

原标题：康健 | 明清时期徽州出家现象考论

摘要：明末清初徽州出家现象较为普遍。出家者包括农民、胥吏、妇女和士绅等社会各个阶层。这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和原因，如因生活贫困、家庭变故、民族气节等。折射出了明末清初徽州社会动荡不安，以及社会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的社会现实。出家为僧的遗民，或从事文学艺术创作，颇有建树；或在出家后一心向佛，成为“名僧”，推动了徽州佛教事业的发展。徽州宗族对出家现象的不同态度，显出了徽州社会存在着多元、多样的生活方式，也说明徽州宗族社会存在松懈的一面。

关键词：明末清初；徽州；出家

当前徽学研究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对徽州宗教信仰关注不够，成果甚少。徽州以程朱理学故里自居，理学独盛，出家为僧尼的资料记载亦为难寻，研究成果不多。近来，笔者在查阅族谱和相关文献的过程中，发现了有关徽州出家为僧尼现象的记载，颇为珍贵，这对于进一步认识徽州社会实态不无裨益。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笔者试就明末清初徽州出家为僧尼的现象作一初步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学者指正。

一

明末清初恰逢王朝更迭之时，徽州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百姓生计较为艰难，加上遭遇家庭变故。这时徽州社会中出家为僧尼的现象日益凸显，涉及各种社会群体。

第一种是农民。徽州田少山多，不宜农耕，广大农民生活较为艰苦。“郡之地隘斗绝在其中，厥土刚而不化，高水湍悍少潴蓄，地寡泽而易枯，十日不雨，则仰天而呼；一骤雨过，山涨暴出，其粪壤之苗又荡然空矣。大山之所落，多垦为田，层累而上，指至十余级，不盈一亩。快牛利剡不得田，其间刀耕火种，其勤用地利矣。”明代中期以后，虽然徽商崛起，徽州商业兴盛，但是贫富分化十分严重。晚明时期，徽州已是“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既不能敌富，少者反可以制多。”明末社会动乱，徽商受到很大打击，徽州本土失去了经济来源，加上邻近地区的“遏籴”，使得山多田少的徽州地区粮食危机更加严峻，民不聊生。祁门县“田少山多，时逢荒歉，皆取给于江西之饶河。邻有遏籴之时，祁民则坐以待毙。”面对这种形势，对一些难以维系生活的百来说，出家为僧不失为一种出路。如婺源人释海心，家庭贫困，曾为竹工，后来被迫出家，人称为淡斋和尚。又如，云外大师，“名行泽，婺源汪氏子。幼丧父母，贫苦彻骨，决志出麈。崇祯癸酉，投云谷禅院薙发，法名智泽”。果然，“休宁汪氏子，贩牛为生。一日见牛异相，大惊，遂改业”。后来，“乞剃发服勤五载”，出家为僧。明末清初，徽州地域社会秩序处于极度不安之中，缺粮危机引起了严重恐慌，无赖奸民到处流窜，流寇四窜，以富著称的徽商成为流寇掠夺的对象，而“黔兵案”又进一步加剧了徽州社会的动荡不安，当时的徽州成为“海内第一危邦”。在这种失序的社会背景之下，广大农民百姓处于饥寒交迫之中，他们出家为僧实为求生的一种无奈之举，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第二种为胥吏。衙门当中的衙役、长随、代书等都是一种身份低微的职业，徽州宗族一般都极力反对族人充当这种职业。一般来说，充当这种职业的人大多为贫民百姓之家。胥吏不拿官府俸禄，生活较为贫困，在明清易代之际，他们的生计更为艰难，出家为僧也是一种不是出路的出路。如黟县僧人释照通，“初为衙役”，后来“削发来婺源平案山苦修净土，寻住碧云庵”。

第三种为妇女。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势力强固，理学盛行，对妇女的束缚尤为严重。因此，徽州的妇女节烈风气盛行，正如清初徽州著名学者赵吉士所言：“新安节烈最多，一邑当他省之半”。一般来说，徽州妇女都是守在家中，相夫教子，侍奉舅姑，与出家没过多的联系。但明清之际徽州也出现了一位出家为尼的妇女周尼。其为婺源胡元靖继妻，其夫被陷害入狱，后在周氏帮助下出狱，过着拮据的生活，“凡十余年死，仆俱去，周氏独携量奴婢扶榇归。”在将丈夫归葬祖籍德兴后，其夫“前妻与子均无养意，遂仍归婺源，依囊时保媪，遂为尼。……乡人重尼节，筑庵居之。”周氏是因遭家庭变故而出家为尼。在理学独盛的徽州，妇女出家为尼的现象较为罕见。

第四种为地方士绅，他们多具有较高的科举功名，或为举人，或为进士。如如汪沐日，为崇祯癸酉举人，为僧后自名曰宏济，或作正济，号益然；凌世韶，崇祯甲戌进士，授宁化令，升户部郎中，甲申弃家隐黄山，后居白门天界寺之万松庵为僧，名大时。释行印，天启年间曾任内阁中书。又如，无知，明崇祯十六年进士，曾任县令，被革职后入佛门，在掷钵禅院拜无易和尚为师，法名智灯，著有《净土诗集》。顺治五年卒于显圣寺。明末清初徽州士绅出家为僧与政权更迭、“异族”统治有关。明朝灭亡，意味着汉人建立的王朝结束，在明代遗民看来，满族建立的是“异族“统治。这种亡国之痛，在这些遗民心中，留下深深的印记。因此，有些遗民组织各种武装反对清廷统治；还有一些遗民选择归隐山林，不与满清王朝合作；甚至有些遗民选择出家为僧，归依佛门，通过信仰宗教来忘却世俗的喜怒哀乐，求得解脱，如渐江、朱耷等。不论是选择哪种生活方式，明代遗民的这些行为都是士大夫气节的表现。明末清初，徽州遗民在面对王朝更迭的现实时，有些士绅组织义军与清军对抗，试图挽救明王朝，著名的有抗清义士金声、江天一等，这些人最后都归于失败，为国捐躯，名垂青史，受到后世人们的尊重。与这些积极和清廷武力斗争的遗民不同的是，还有一部分遗民没有采取武装斗争的方式，而是选择出家为僧，归隐山林。上述徽州士绅即是如此。

综上所述，明末清初徽州出家为僧尼者的身份较为复杂，包括农民、胥吏、妇女、士绅等各个阶层。

二

明清鼎革时期的徽州，一些遗民选择出家为僧。他们在出家之后，有些人转而从事文学艺术创作，颇有建树；有些人在出家后一心向佛，成为“名僧”，推动了徽州佛教事业的发展。

近代徽州著名学者许承尧在《歙事闲谭》中记载了明季遗老时，特意记录了三位出家为僧的遗民：

明季歙中遗老，三僧最著名。一汪沐日，字扶光，石冈人。崇祯癸酉举人，甲申入闽。为僧后自名曰宏济，或作正济，号益然。著有《友林漫言》、注：查《友林漫言》，府志以为王芦人著。《易解》、《庄通》诸书。与江文石至契，曾为闵宾连审定《黄山志》。死于扬州，汪扶晨归其丧，葬青鸾峰下。黄宗羲为作塔铭。

一凌世韶，字宫球，或作官球，号苍舒，沙溪人。崇祯甲戌进士，授宁化令，升户部郎中。甲申弃家隐黄山，后居白门天界寺之万松庵为僧，名大时。著有《汭沙草》。殁于庵中。士人私谥为文节先生。

一即渐江，渐江事母纯孝，赴闽后始为僧也。彼时吾乡以金、江之殉难，又黄石斋亦被执于徽，忠愤激发，节义之士，以弃磅礴郁积之气，寄之诗、书、画者尤众。乾、嘉以后，以禁网严密，一时科举中人，各取肤仕，遂以遗老为不祥物，无敢表章，湮没多矣。如渐江之高洁，程垢区之郁愤，乃但以画称、以刻印称。其生平志行，俱不见于志乘。吾友汪鞠卣言，见垢区诗歌长卷，与杨廷麟有关，疑其曾参与江西义军。

从上述记载可知，许承尧认为三位僧人是明代歙县遗老中最为著名的人物，对他们的评价很高。这三位遗民都是在“甲申之变”，即1644年，清军入关、明朝灭亡之后出家为僧，均与王朝更迭，不甘为“异族”统治有关。

选择出家为僧的方式，不但使得个人生命得到维系，而且可以文化创造的方式，在文学艺术创作中来寻找对亡国的思念之情。如汪沐日著有《友林漫言》、《易解》、《庄通》等书，他还为闵宾连审定《黄山志》。死后，当时著名思想家黄宗羲曾为其做塔名；凌世韶著有《汭沙草》。

三位当中又以渐江为最著名。渐江，名江韬，字六奇，为僧人后，自号渐江学人、渐江僧，又号梅花古衲，歙县人。明朝灭亡后，他去往福建出家为僧，长期穿梭于黄山、白岳之间，积极从事书画创作，以诗文、书画自娱，终于有所建树，形成了“境界高阔，笔墨凝重”的独特风格，被奉为新安画派之鼻祖。与查士标、孙逸、汪之瑞并称为“海阳四家”。又和髡残（石溪）、原济（石涛）、八大山人（朱耷），并称为“四大高僧”，在明清画坛上享有很高的地位。由渐江开创的新安画派，在清代以后得到长足的发展，其开创之功不可磨灭。

汪沐日、凌世韶和渐江，这三位出家为僧的士大夫，或从事诗文创作，或从事书画创作，他们以各自的生存方式，表达对明王朝的怀念。明朝的灭亡，对他们个人来说是个悲剧，可能预示着仕途的结束。但是他们选择出家为僧，从事诗文、书画创作，在诗文和书画艺术上获得了成功，同样为后世所推重，这方面渐江可为典型代表。

明清之际，出了以上三位著名高僧外，徽州还有众多人士出家为僧。丁希勤先生在其专著第三章“徽州佛教”共列举明至清前期徽州僧人45人，其中徽州籍的为8人，分别为云外、无易、果然、文齐、檗庵、白毫、吴山、渐江。其中，歙县5人 ，休宁1人，婺源2人。檗庵为天启五年进士，崇祯四年授给吏科事中，后因直言进谏入狱，出狱后入佛门隐居，著有《檗庵别录》6卷；吴山，为崇祯六年举人，次年会试第一，后在福建入佛门。他们皆为明末清初时人，当时国家“变色”，他们出家为僧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此外，丁氏专著附录“徽州历史上的名僧”中，列出明清时期徽州“名僧”33人，徽州籍的为12人，即释海球、释海心、释真柏、释真松、释照通、周尼、一九和尚、释文齐、释妙参、释行印、释普信、恒证据。徽州籍“名僧”占明清时期徽州名僧总数的三分之一强。他们中有些人发展了佛教理论，促进了徽州地区佛教事业的发展。如歙县文齐，歙县人，五十五岁出家，“为僧仅七年，不谈禅，不持诵，止言万法俱空，一善是实，惟劝人行善而已”。恒证据，“年十三，削发遍参丛席，依天童十五载。后衍化庆学、水西、断山、梓山、杉山，最后住黄山慈光寺暨开黄禅院，为黄山燃一灯”。无易大师，名大守，婺源张氏子。拜寓安和尚为师，“法嗣专事净土一门，继主掷钵禅院主持，多所创作。顺治八年卒”。果然，休宁汪氏子，出家为僧后，创建香山庵。

三

明清时期徽州是个典型的宗族社会，宗族势力强固，族规家法严密，秩序井然。正如清初徽州学宦赵吉士所言：“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不过，明清时期的徽州社会是否如此整齐划一呢？显然不是。赵氏言论显然只是就徽州总体情况而言的，具体到徽州各个县域的宗族，其实际情况与之有较大差异。祁门善和程氏承海派就是如此。据族谱记载，该宗族从宋到清初有不少人出家为僧。最早的一例为南宋初年，贵谦秩下8世孙程昊出家。明代永乐年间，贵谦秩下18世程星祐出家。到了明清易代之际，出家的人数不断增多，如贵恩秩下中村派24世程廷光，贵谦秩下一清派25世程世昌，贵谦秩下一清派26世程玄龙，贵恩秩下林村派26世程汝尚，贵谦秩下一清派27世程尚质，贵谦秩下一清派26世程玄龙，等等。研究发现，出家人数最多的为贵谦秩下一清派。善和程氏承海派族人出家为僧的具体原因，由于资料有限，暂时无法判断，但一个家族中如此众多的族人出家为僧，这种现象出现在宗族势力强大的徽州，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一般来说，徽州宗族在族规家法中都严禁族众出家为僧，将这种现象视为异端，若发现有族人违反禁令，则加以重罚，甚至将其开除族籍。明万历年间，休宁林塘范氏《统宗祠规》“职业当勤”条规定，“商者亦不得越四民之外为僧道，……犯者，即系故违祖训，罪坐房长”。这不仅说明休宁范氏宗族严禁族人出家为僧，而且处罚十分严厉，房长也要受到责罚。不仅如此，范氏甚至制定出不让族人与僧道交往的规定，“今后族人凡遇僧道之辈，勿令至门” 。休宁茗洲吴氏宗族家规则规定，“子孙毋习吏胥，毋为僧道，毋狎屠竖，以坏心术。”在此，茗洲吴氏宗族将僧道、吏胥与屠夫三种职业相提并论视为“贱业”，一概禁止。不但如此，茗洲吴氏宗族甚至还规定，“妇人亲族有为僧道者，不许往来。”这些家规显示出茗洲吴氏宗族严禁族众为僧道的决心。休宁古林黄氏家规，甚至将僧道、胥隶与优娼一体谈论，严厉禁止，“四民之外，又有为僧道、为胥隶，甚且为椎埋优娼下贱等辈，一有犯者，即以显背祖训之罪罪之，并则坐房长。”

值得关注的是，善和程氏承海派不仅在族规家法中没有禁止，而且将族人出家为僧的现象记载入谱，这俨然是明确认可了族人出家为僧这种现象。由此可知，徽州宗族的发展并非总是不断强化的，也存在松弛的一面。徽州宗族的制度规范与宗族实际运作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制度规范是垂直型的、是静态的，而宗族实际运作则是水平的、动态的，后者才是宗族实际活动的真实表现。善和程氏承海派宗族为我们全面、深入的认识徽州宗族提供了一典型例证。

结 语

明清时期的徽州，是个典型的宗族社会，程朱理学盛行，这使得佛道等宗教在发展空间受到一定的限制。对此，《歙县风俗礼教考》记载；

徽俗不尚佛、老之教，僧人道士，惟用之以事斋醮耳，无敬信崇奉之者。所居不过施汤茗之寮，奉香火之庙。求其崇宏壮丽所谓浮屠老子之宫，绝无有焉。于以见文公道学之邦，有不为歧途惑者，其教泽入人深哉！

清初徽州学宦赵吉士亦云：

“徽州道学之乡，不重二氏，虽有名号禅师开堂说法，人不响应，旋即废之。所以，明初至嘉靖末已二百余年，只载一人。”

赵氏此言是对明代徽州佛教发展整体状况的论述。

难道明清时期，徽州真的“独无教门”吗？显然不是。赵吉士、许承尧等人的言论只是从“道学之邦”的角度来说的，并非是对徽州佛教发展情况的真实描述。正如李琳琦先生在在《古代徽州宗教信仰研究》的序文中所说：“《歙县风俗礼教考》所言要害在‘文公道学之邦，有不为歧途惑者，其教泽入人深哉’一句，‘徽俗不尚佛、老之教，僧人道士，惟用之以事斋醮耳，无敬信崇奉之者’无非是突出了‘文公道学之邦’的百姓对‘文公道学’之笃信。因此，这段话仅仅是徽州人追求儒家一统思想的流露，并非是对客观现实的描述。

事实上，明末清初徽州出家为僧尼现象也是有迹可循的。这更令人深思。明清之际，徽州出家为僧尼者的身份较为复杂，概括起来存在两种情况，一种为普通民众，包括农民、胥吏、妇女等各个阶层；一种为士绅出家，他们多是一些文人雅士，出家后从事诗文、书画创作，在文化艺术上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前一种出家为僧现象说明，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并非僵化不变，而是具有复杂多样性。一般来说，徽州宗族视僧尼为异端，在族规家法中明令禁止族众出家为僧尼，且对违反禁令的族众做出严厉的惩罚，甚至将其开除出族籍。但任何事物不可能是整齐划一的，即使在宗族势力强大的徽州，族谱中也有民众出家的记载，如前述善和程氏承海派家族族谱所记。这一现象与徽州宗族普遍禁止族人出家的现象，形成了强烈反差，这明徽州宗族社会并非如钢铁般坚固，也存在着松动的一面。而在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被忽视了。后一种士绅出家现象，往往出现于王朝更迭之时，其出家目的主要是出于对明王朝的思念，是一种文人气节的显示。这两种出家现象折射出了明末清初徽州社会动荡不安，以及社会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的社会现实；一些徽州宗族对出家为僧的默许态度，也说明了明清时期徽州社会存在着多元、多样的生活方式，这对于进一步认识传统时期徽州社会实态具有一定的意义。

因篇幅所限，本文参考文献与注释皆省

作者介绍：康健，安徽祁门人，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研究员，从事明清史和徽学研究。

原文刊发《历史档案》2014年第3期。

编排：秋水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