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中国核司令”程开甲说起这件事竟掩面痛哭

原标题：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中国核司令”程开甲说起这件事竟掩面痛哭

央视网消息：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这极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负责这次试验测试工作的是程开甲，在过去将近40年的时间里，程开甲隐姓埋名，参与主持决策了三十多次核试验，被称作是中国的“核司令”。但就是这样一位“两弹一星”元勋，在生活里却并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程开甲

记者：这黑板就是程老先生到最后还在用？

程漱玉（程开甲之女）：对，他说黑板是最能帮助人思考的。

记者：这是块老黑板？

程漱玉：这个是从北京进到了马兰到了红山，他要离开那儿了，说这里需要一块黑板，就从那儿运回来了一块黑板。

这块黑板已经伴随着它的主人，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直至2018年11月17日，这位被誉为“中国核司令”的老人与世长辞。

记者：这上面的字是老人家写的？

程漱玉：那不是，他的已经擦了，他原来写的，有一句话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他写在这儿，德文写的。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这也正是中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真实写照。上世纪中叶，美苏争夺核霸主地位，面对西方国家的核恐吓，中国核武器的研制开始启动。1960年，经钱三强亲自点将，正在南京大学教书的物理学教授程开甲被调往北京，加入了中国核武器研制的队伍。

程漱玉：因为南京大学郭影秋校长当时就找他，让我父亲到他办公室，去了以后也不说什么，只是说北京有个任务让你去工作，你尽快去，关键是我父亲没有问什么。

记者：什么也没问？

程漱玉：因为对他来说很习以为常了，让我干什么那我就干什么。

程漱玉：没有说，什么都没有说。

记者：那这不问吗？

程漱玉：不问。

记者：那万一要长了，我不愿意行不行，我有五个孩子一个老婆？

程漱玉：那他可能不想这些事儿，这是组织上交给我的事，我是没有价钱好讲的。

程漱玉

因为研制原子弹是“秘密使命”，期间不能参加学术会议、不能发表论文、不能随便与人交往，不能与外界保持联系。自此之后，程开甲隐姓埋名，在学术界销声匿迹了二十多年。在大女儿程漱玉的印象中，那时候的父亲就像谜一样。

记者：这段时间父亲就无声无息了，找不着了，不知道干吗去了？

程漱玉：反正我们只跟北京联系，开始不知道他干吗去了。

记者：那妈妈怎么跟你们说？

程漱玉：她也不会跟我们说，她也不知道。

记者：你们也不会问？

程漱玉：父亲的事历来我们不会问。

记者：那你们家就是一种常态？

程漱玉：对，你问他也不说。

程漱玉后来得知，1968年12月5日负责核武器研制的核心成员郭永怀，携带着一份绝密的试验数据文件，乘坐小型飞机返回北京，即将着陆时不幸失事。也就是这次飞机失事，差点让程开甲成为儿女心中永远的谜。

程漱玉：那年他们在兰州开会，开完会以后，他因为北京有事准备跟郭永怀同机返回。就在这个时候，咱们基地就给他打电话了，说有事必须他回去处理，他就临时改变了，就回去了。这个谜就没有成为永远解不开的谜，因为那天郭永怀那个飞机着地以后发生了爆炸，起火，然后郭永怀和警卫员两个人抱在一起，把公文包抱着，没有给烧毁，两个人牺牲了。如果父亲在飞机上不也一样吗，那样的话我们这个谜可能就不会有解开的时候了。

1980年，程漱玉调入了父亲所在的中国核试验基地研究所工作，1995年从研究所调到北京后，还担任父亲的技术助手，在与父亲一起工作生活的39年时间里，她才开始真正接触并了解父亲的所作所为。

记者：您现在想起父亲来，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

程漱玉：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永远都忘不掉他的工作。

记者：到老也是。

程漱玉：对，他满脑子除了工作就是工作，我们那时候都不在家，门诊部的医生过来，因为我母亲发病了。心脏病一弄起来很急的，他在楼上工作，他根本就不知道。

记者：我觉得太过分了，老伴老伴那不就是要的这个伴吗？

程漱玉：不，他还是工作为重，他满脑子只有工作，除了工作没有别的东西，他没有什么私心。

记者：那她嫁这个人图什么，又给他生儿育女，又给他操持家务，最后自己什么都得不到关注。

程漱玉：所以她特别贤惠，张蕴钰说过了，没有他夫人，程开甲就不是程开甲。

程漱玉了解到，父亲最为忙碌的工作状态是最初参与核武器的研制。当时，面对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以及苏联突然撤走援助中国的专家，新中国只有依靠自己的科学家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展研究，摸着石头过河。

程漱玉：反正马上工作压力就上来了，因为当时他们在搞原子弹的起爆一个条件。这个条件他们当时那些人碰到了很大的困难，你做好这个弹你没有这个起爆条件，你这原子弹是炸不了的，你必须达到这个高温和高压，这就必须你们去研究。

后来，程开甲第一个估算出原子弹爆炸时弹心的压力和温度，为原子弹的总体力学设计提供了依据。1962年，核试验被提上日程，重任落在了程开甲的肩上。作为技术总负责人，他带着人马远赴位于新疆罗布泊的马兰红山核试验基地，着手核试验的准备工作。这里被称为“死亡之海”，50摄氏度的高温、又涩又咸的饮用水，戈壁滩上的飞沙走石，艰苦的条件，考验着每个人的意志。而对于程开甲来说，从理论研究转到核试验，他面临着一个全新领域的挑战。

程漱玉：你得要把这个核试验想透，首先他想的是我要有个研究所，当时最开始提了五个研究室，有人就说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把它爆响，爆响就可以了，不同意他搞得这么大，他没有同意。按照他的思路，最后建起了这个研究所，不是说这一次我就让你爆响就完了，我这次我还给你数据，所有数据都得给你，整个的效应数据都要给你。而且这是为了我们后面的发展，核武器的发展。

记者：但是您说他一个人，就一个脑袋，他要想这么多的事那段时间他怎么过的，他后来跟您说过吗？

程漱玉：我有的时候也很难理解他，他怎么能做到的，真的很难。你像我们自己要是做一些工作的话，可能这里还会出现差错，那里还会出现差错，他做起工作来不允许你出差错。每件事他必须要做到极致，尤其是安全问题。周总理再三提，稳妥可靠，万无一失，他抓得太紧了。那么多的问题，安全，核试验你想想就可怕，点起来就是魔鬼，成功了大家都开心，失败了你就全完了。

记者：没错。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罗布泊腹地，随着一声惊雷般的巨响，原子核裂变的巨大火球和蘑菇云升上了戈壁荒漠，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时间里，程开甲马不停蹄，参与主持决策了包括首次氢弹、首次两弹结合、首次中子弹、首次地下平洞和首次竖井试验等在内的多种试验方式的三十多次核试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除了需要实现技术难题的一次次跨越之外，他有时还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

程漱玉：非常大的压力，他和（核试验基地原司令）张蕴钰在家里面回忆起1976年这件事，那个时候反正对他们来说肯定是已经非常艰难了，但是任务在那摆着，安全在那摆着。因为这个地下的试验从爆心，爆心在地下非常深，然后再出来的时候有个主坑道，一直要堵塞，一直堵到口上。到口上的时候，坑道口的时候会逐渐逐渐变宽，变宽以后施工量就逐渐逐渐增大。在一次任务讨论会上，那些人他们就是要缩短，反对你再接着堵，这个他可不同意，坚决不同意。

程漱玉：他们反对，那个时候非常难了，张蕴钰也在。他当时说完这一句话，他就控制不住了，在旁边也是眼泪往下掉。

程漱玉：所以说这个人他要有事业心，他就能成功。而且他的利益不是说个人利益，如果他不是这样想的话，再有其他那些方方面面的想法，肯定失败了。所以我觉得要是按张蕴钰的说法，他是一个纯粹的科学家，真正的科学家。

记者：您怎么理解纯粹的？

程漱玉：纯粹就是没有私心，上次八一勋章(颁奖词)对他的评价，我觉得非常非常正确。“忠诚奉献，科技报国”，这实际上是他的一生。

1946年，浙江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程开甲远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师从量子力学奠基人、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玻恩教授，进行双带超导理论的研究。1948年，他以优异的成绩博士毕业，在导师的推荐下，担任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就在所有人都认为他会从此过上平稳安逸的生活时，程开甲却在两年后毅然选择了回国。

记者：我就在想当一个非常有才华的物理学者，如果从自己科研的角度，当有这么多的世界上的物理大家给他做背书，给他提供各种各样的科研条件，他留在英国是更适合安安静静做学问，为什么没有？

程漱玉：他的导师也多次劝他把家人接过来，但是因为他觉得他在国外我可能科学上很有成就，但是我在那儿是被瞧不起的，中国人在那儿是被瞧不起的。因为我们国家弱，我们国家受人欺负。我应该怎么做呢，我应该用我的知识回来报效祖国。

记者：您能理解吗，作为他女儿您后来跟父亲探讨过这个问题吗？

程漱玉：问过。

记者：他怎么讲？

程漱玉：他说我为什么不回来，我学成了就是要报国，就是这句话。

与父亲共事近40年，终于理解了父亲

1980年，程漱玉调入了父亲所在的中国核试验基地研究所工作，1995年从研究所调到北京后，她担任父亲的技术助手。在与父亲一起工作生活的39年时间里，她见证了父亲晚年将主要精力重新放在了双带超导理论的研究上，她开始真正接触并了解了父亲的所作所为。

程漱玉：没有人帮他，因为国际上有一个超导理论是得过奖的，别人干吗要跟着你来干，你的风险这么大。

记者：什么叫风险大？

程漱玉：科研理论的工作，如果你跟错了人，你做出来可能是不会得到什么承认的时候，你不是风险吗。他很务实，我用我的所有知识把你所要求的事儿，我都必须完成得漂漂亮亮，没有丝毫遗憾，这是他的务实。所以如果要像他这样做，可能有很多大家可以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