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潜：在新中国过得明明白白

原标题：程潜：在新中国过得明明白白

来源｜《文史参考》2012年第8期(4月下)

作者｜纪彭

原题《程潜：在新中国过得明明白白》

1949年，在中国鼎革之变的关键时刻，国内所有的政治势力都不得不做出抉择，尤其是那些既不是共产党，又不是蒋介石嫡系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南渡北归”，而又有几个真的明白自己的选择意味着什么？“北归”者在历次运动中心灰意冷，“南渡”的在小岛上郁郁寡欢。在内战最后时刻，程潜选择和平起义，作为一名军人、一个党国元老，那一定是个深思熟虑的艰难选择。

内战进行到1948年，蒋介石已露败象，国民党内人心涣散。召开国民大会前，蒋介石邀请程潜参与第一届副总统竞选。等到了副总统竞选进入最后一轮，只剩下孙科、李宗仁、程潜三人角逐时，蒋介石又劝程潜退出竞选，把自己的票转给孙科，程潜一气之下把票都给了李宗仁，成就了李代总统的金陵残梦。程潜随即提出回湘主政。

何应钦觉得以程潜的实力，只让他管一个省实在说不过去，便把江西也给了程潜，成立了长沙绥靖公署，下辖湖南、江西两省。程潜回到湖南，立刻招兵买马，扩充实力，为最后时刻的选择增添筹码。经过精细准备和仔细思量，1949年8月5日，程潜率部在长沙起义。

1949年8月30日，毛泽东亲自草拟电文发给程潜：“新政协召开在即，拟请颂公及仇亦山、陈子良出席，共商国事，倘能命驾，毋任欢迎”。程潜来到北京，受到了中共高层的特殊礼遇。9月9日，程潜乘坐的火车抵达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到火车站迎接，在北平的前门火车站，毛泽东握住程潜的手说：“颂云兄，久违了，可好啊！”毛泽东亲自到火车站迎接的民主人士，一个是宋庆龄，另一个就是程潜。

毛泽东力劝程潜干省长

与程潜相比，阎锡山也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也是早年参加同盟会，也是黄兴丈夫团的成员，也曾打杀过共产党，也曾与共产党交情不浅。可1949年之后，阎锡山失去了山西，而程潜却被毛泽东力劝当湖南省长。自从中原大战失利之后，阎锡山便只想保住山西老家，做他的山西王。1949年，当国共最后的和谈破裂时，太原方面也拒绝了和谈，4天之后，太原解放。在山西执政38年的阎锡山只得到台湾做寓公，了此余生。

政协会议之前，毛泽东单独接见与程潜一同起义的程星龄，对他说：“我想和你商量一下，对颂公如何安排好？中央决定成立几个大区，其中有中南军政委员会，属于第四野战区，颂公是老前辈，他从事革命时，我们还是学生。我想让颂公屈就副主席，论辈分实在是有些为难，你是不是和颂公商量一下？”毛泽东又说：“颂公搞了几十年，几起几落，始终没有被打倒，不简单。”后来，程潜暂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到了1954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程潜担任了湖南省人民委员会主席，后来改称省长。

1958年，毛泽东回到湖南老家，宴请程潜。这时程潜已经当了4年湖南省长，又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总是往返于北京和长沙之间。席间他向毛泽东提出，岁月不饶人，要求卸任省长职务，让年轻一些的同志担任。毛泽东却说：“现在大局安定，不能调换，您是中央的人，我们没有把您当巡抚看待，还是您担任省长为宜，事情多叫他们去办。”毛泽东还建议程潜可以“北京住半年、长沙住半年，天气热的时候到北京，天气冷的时候住长沙，岂不是两全其美”。就这样，程潜这个湖南省长前后当了14年，直到1968年。

“反右”时与周恩来达成默契

1957年，共产党下决心整顿“三风”，并且号召党外人士大鸣大放，帮助共产党整风。夏天，湖南省政协召开大会，许多人提了意见，这些书面发言稿一件件都呈送给程潜审阅，他在上面的批示总是四个字——“留存，送京。”

6月6日，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从北京打电话到长沙，说要派专机接程潜和湖南省副省长唐生智到北京参加整风座谈会。8日，专机飞抵北京，同一天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拉开了“反右”的序幕。

程潜回到北京东城宽街2号的寓所，刚进门就听门卫汇报“周总理来了”。这一次，周恩来特意把程潜的政治秘书杨慎之叫住，对他说：“孟潇的文章是你执笔的吧？”原来，1957年3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学习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分析问题》，文章署名唐生智（字孟潇），实际上就是杨慎之代笔。这篇文章“左”得恰到好处，发表后反响不错。周恩来接着说：“我们邀请颂公来北京参加座谈会，他年事已高，你多出点主意。”之后，周恩来和程潜在客厅里谈了一个多小时。两个人谈了什么，没人知道，但两人肯定是达成了某种默契。据杨慎之秘书回忆：周恩来走后，程潜就吩咐杨秘书写一篇发言稿，准备在第二天的民革中央全会上发言。在政治风云突变之际，程潜究竟怎么想的，谁都难以揣摩透。文章是秘书随“风”转舵的产品，也是这种默契的体现。

第二天，程潜在民革中央的会议上照稿宣读了这篇讲话。讲话中谈道：“要不要共产党领导？这本来不是一个问题。谁在今天还提出这样的问题，或者向共产党的领导权进攻，只表明他在政治上的幼稚无知和狂妄……且不说共产党的强大，且不说宪法规定了共产党对我们国家事务的领导权，退一万步，请问：不要共产党领导，谁来领导？……我们民革代表旧军政人员，其他的民主党派各代表一定阶层、阶级，这是中国政治历史形势和阶级力量对比决定的。”这番话后来被总结成“政治领导不能轮流坐庄”。

深夜，人民日报记者来访，说程潜将军的发言十分好，明天全文见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意思是以《民主党派何去何从？》为标题。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当时敏感的政治气氛下产生了轰动性的效果，对“反右”运动产生了影响。后来，这“轮流坐庄”的罪名莫名其妙地安到了章伯钧头上，据章诒和回忆：“1957年5月21日，正患腹泻的章伯钧乘坐吉姆轿车前去参加会议，在车子里还在思考给共产党提什么意见，想着想着，想出了一个‘政治设计院’的方案。”就是这个“政治设计院”的想法，被说成了想搞“轮流坐庄”，章伯钧便成了头号右派。

“程星龄被打成右派，这不是杀鸡儆猴吗!”

“反右”期间，一位曾经参加长沙和平起义的国民党将领，由于没有授得军衔，跑到程潜处出言不逊：“颂公，您过了河穿上了鞋袜，蛮舒服的。我们还站在河心，浑身发抖啊”。程潜对他严加训斥：“共产党有一杆秤，秤星很准，各归其位。我是国民党一级上将，唐孟潇也是国民党一级上将，我们争过名利没有？共产党不过河拆桥，我也不过河拆桥，你将我的军，等于将共产党的军，你这样想就是违背了我们当初起义的初衷。现在争功抢赏，斤斤计较，可耻之尤。”程潜说着手举拐杖，满脸怒色，那人自知理亏，溜了。

不过，对于民革的人的遭遇，程潜看得很明白。1957年夏天，程星龄被打成右派，随后，湖南掀起了批判程星龄的高潮。中央统战部的负责人向程潜打招呼，可私下里程潜说：“程星龄是我族弟，蒋介石讨嫌他，他和共产党联系多，曾身陷国民党囹圄，还是我借机保他出来。长沙和平起义，他参与谋划，功不可没。现在要打他成右派，这不是杀鸡儆猴吗？”

1958年，大跃进开始了，程潜老家的乡亲邻里有时来家里拜访，说出了一些实话。比如，程潜家乡湖南醴陵的官庄水库，就很成问题。死库容太多，拆迁户太多，而灌溉面积却很少。程潜就出生在那里，那个地方该不该修水库他比谁都清楚。听家乡人说，修水库时，男男女女赤膊上阵，而监修的基层干部态度野蛮，和国民党的保甲长一样。程潜发火道：“我是当年国民党军队的参谋总长，日本侵略军进驻官庄，把我的房子当马厩，后来听说是参谋总长的旧居，立刻清扫退出。修官庄水库，淹没我的私宅，我是一省之长，为什么不先和我打招呼？这不是礼貌不礼貌的问题，个人私利问题，这是蛮干和科学之争的问题。你们不敢讲，我敢讲，我要直接报告毛主席。”这些话是有些斤两的。在那个年代，恐怕只有程潜敢说这样的话。

周恩来：程潜家是革命干部成分

新中国成立之后，程潜算是为数不多与毛泽东保有私交的党外人士，毛泽东对他也是礼遇有加。解放初期，毛泽东考虑到程潜旧部众多，人事关系复杂，按月拨大米五万斤作为特别开销，以后币制改革，改为每月5000元，那可真是一笔巨款，要知道当时国家主席的工资只有500元！据程潜的秘书杨慎之回忆：“一半左右固定支给他的部属，其余部分除了赴京开会时开支300-500元外，从不随便动用一文。”

1952年，中南海，毛泽东亲自为程潜划船。

1952年秋天，毛泽东特邀程潜到中南海划船，两人坐上游船，毛泽东要亲自为程潜划船。程潜忙说：“使不得，你是国家元首，又年近花甲，怎么好你为我划船。”“哪里，哪里。你是国民党元老，又是我的老上级，家乡人，还分什么彼此，何况你已古稀之年，总不能叫你为我划船吧。”在影片《开国大典》中，毛泽东为程潜划船的故事被搬上银幕，广为流传。毛泽东和程潜之间的确交往颇多，关系亲密。程潜和夫人郭翼青，还有几个女儿常被邀请到中南海做客。1963年，毛泽东过七十大寿，在中南海举行了家宴，一共只有两桌，除了亲属外，还邀请了4位湖南老人：程潜、章士钊、叶恭绰和王季范，那天程潜携夫人和女儿程熙应邀参加了主席的家宴，席间摆满了湖南家乡菜，毛泽东还特意让厨师为程潜加上了豆豉辣椒和熏鱼两道菜。

“文革”开始后不久，周恩来拟定了一份“必须保护的重点人物名单”，包括宋庆龄、程潜、章士钊、蒋光鼐、蔡廷锴等13位民主人士，并指示把程潜接到301医院休息，等到危险过去，又安排程潜回家休养。1968年初，程潜在家不慎摔了一跤，造成骨折，到北京医院手术。可那时北京医院已经乱作一团，医疗秩序混乱。4月9日，86岁的程潜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

得知程潜去世，周恩来、江青等人到家中吊唁。悲痛之中的程潜夫人郭翼青当面问周恩来：“总理，程潜的成分究竟算什么人？我们家到底算什么成分？”周恩来当着江青的面大声回答：“颂公当然是革命干部嘛！他与共产党合作那么多年，抗日功勋卓著，和平起义义声昭著，还是一级解放勋章的获得者。解放后，身兼要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你们的家庭当然是革命干部家庭嘛！”

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近代中国，人们不得不做出选择，而选择的前提是看得懂，所谓“一眼万里”。回顾百年沧桑，很少有人在整个一生中能几起几落始终不被彻底打倒，程潜算是一个。1949年，他比阎锡山选得对；1957年，他比章伯钧看得准；周恩来最后的表态，保全了他的名誉和家人，无怪乎同是湖南人的唐生智感叹说：“颂公死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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