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国运交错的中国和日本，恩怨如麻

昨天，是日本明治维新150周年，这位邻居的这场改革，深刻影响了中国的百年国运。

今天的头条，我们从历史和当代的角度，为大家讲述明治维新的现代意义。在这里，我们将进度条回拨到150年前，通过吴老师的《跌荡一百年》，还原一下中国和日本究竟是如何走上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的。

文/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未死将生的时刻

01

在中国企业史的研究中，日本是一个很可以参照的对象。在过去的150年间，这两个东方国家在三个重大的时间点上出现过惊人的类比点。

第一个时间点是1870年前后，当时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发动洋务运动，而日本则进入明治维新，两国几乎同时开始了工业化的变革——更有意思的是，明治维新的结束时间竟与清帝国的灭亡时间颇为接近。

第二个时间点是1945年前后，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全岛变成一片废墟，而中国也处在“国共和谈”的转折点上，饱经战乱的中国从战争中暂时摆脱，随后前者迅速进入新的经济建设，后者则陷入惨烈的内战。

第三个时间点就是我正在写作此书的当下，日本与中国的经济总量分别处在全球的第二、第三位，其政治经济体制和所面临的挑战则全然不同。中日国运交错，恩怨如麻，实在耐人寻味。

明治维新的导火索——黑船事件

话说1871年12月，一个日本使节团登上美国太平洋轮船公司“亚美利加”号，离开横滨赴欧美考察。在二战后把日本经济带入正常轨道的日本政治家吉田茂曾在《激荡的百年史》中追述说，在出发之前，日本的改革家们曾预想用“西方的技术、东方的道德”或者是用“西方的学识、日本的精神”作为日本变革的方式。然而，正是这次考察让他们意识到，“这样的公式与实行近代化是相背离的”。

这些日本人先后访问了美、英、法、比、荷、奥、德、俄、丹、意、瑞士、瑞典等12个国家，历时22个月，考察了政府组织机构、议会的功能及运作、法院的权力、三权分立的机制等等，对公司、交易所、工厂、矿山、港口、农牧场、兵营、要塞、学校、报社以及福利设施等，也都进行了仔细的考察。

回国后，他们坚定地达成了“脱亚入欧”的共识，先后提出制定《宪法建议书》《殖产兴业建议书》《振兴国外贸易建议书》等三大建议书，为维新事业绘制了蓝图。使节团成员、明治维新的代表人物伊藤博文描述自己的震惊是“始惊、次醉、终狂”，他认定：“国家富强之途，要在二端，第一开发国民多数之智德良能，使进入文明开化之域。第二使国民破旧日之陋习，不甘居被动地位，进而同心协力于国家公共事务，建设富强之国家。”

明治维新时的日本工业

在这一理念的引领下，日本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先是在教育制度上进行了颠覆式的变革，政府成立文部省，陆续发布《学制令》《教育令》和《帝国大学令》，奠定了近代学制，到1907年基本上普及了六年义务教育，儿童入学率达到97％。而清廷一直到1905年才废除了科举制度，开始新式教育的尝试。

第二是进行大胆的宪政变革，废藩置县，摧毁了所有的封建政权，同时组建议会，实行立宪，“万事决于公论”。日本政府于1885年实行内阁制，翌年开始制宪，1889年正式颁布宪法，1890年召开第一届国会。在教育和政治改革的同时，经济改革亦紧锣密鼓地进行。日本政府宣布改革农业税，统一货币，1872年建成第一条铁路，1882年成立第一家新式银行，大量工厂相继建成。

明治维新图景

多年以来，不少中国学者一直没有放弃对日本的蔑视，他们常常津津乐道地引用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的一个论调，伯氏将日本学术蔑称为“三余堂”——文学窃中国之绪余，佛学窃印度之绪余，各科学窃欧洲之绪余。而很少有人反思，为何日本以“三余”之功竟能成就百年的兴盛，以一撮儿小岛而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对比中日两国精英阶层在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中的理念差异就很值得反思。与日本的明治改革家们相比，清朝最杰出的官吏和知识分子都没有从制度层面求变，他们认为，中国之落后只在“物器”而已。

甲午风云

02

1892年2月4日的《纽约时报》登了一则新闻称：“中国开始发生该国历史上最大的变化。毫无疑问，这种变化在今后若干年里将对整个中国产生深刻影响，甚至可能进一步打开保守封闭的枷锁，将中国带进人类进步历史的前沿，总之，将超越过去50年变化的总和。”

初读至此，人人以为中国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了，其实，被报纸信誓旦旦地认定为“最大的变化”的只是一则花边新闻：20岁的光绪皇帝开始学英语了。从这一年的1月开始，每天由两个受过英美教育的国子监学生负责教授皇帝学英语，这件事情还以诏书的方式告知全国。美国记者的逻辑推演是：皇帝屈尊学英语之后，3000年的“老规矩”就会被放弃，国家制度就将被改变，接下来，“中国就应该在文明国家的行列中占据一个适当的位置”。

可惜的是，历史没有耐心等待这种漫长的理性演进。很快，它以一种残酷的方式，让中国人猛地瞪大了充血的眼睛。

任内发动甲午战争的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

1894年7月，中国与日本因朝鲜问题爆发战事，因为这一年是甲午年，史称甲午战争。这两个在20多年前同时进行近代化改革的东方国家，决定当面较量。

据《世界军事年鉴》的统计，当时中国的海军能够排到世界海军实力的第八位，而日本海军则是第十六位。双方舰队中的不少中层指挥者，都是西方军事学校毕业的同学。而在陆军方面，日本的陆军是在明治维新之后才开始兴建的，不超过10万人。

可是，战事从一开始就呈现一边倒的局面。7月开战，中方先是败于平壤，清军狂奔500里，将朝鲜全境让于日军。继而，清军在黄海的海战中失利。从9月到11月，战火延烧到本土，82营数万清军仅三天就丢失鸭绿江防线，接着再失重镇旅顺口。

1895年1月，中日海军的主力在威海卫一带决战，仅短短十余日，战事便以中方完败告终，主将丁汝昌自杀。李鸿章苦心经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灭。

甲午惨败，中国被迫签署《马关条约》，赔偿惊天巨款，并割让台湾。日本获赔白银2.6亿两，加上掳获的战利品和现金，合银3.4亿两，相当于日本全国年财政收入的6.4倍。日本得此巨款，竟一时间不知如何使用。时任日本外务大臣后来回忆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好几亿两，我国全部收入只有几千万两。所以，一想到现在有3.4亿两白银滚滚而来，无论政府还是私人都顿觉无比富裕。”此笔巨资被大量用于修筑铁路，发展航运、造船和机械制造，明显提高了交通和工业水平，中日国力从此越拉越大。

另外一项重要的变革是，日本利用甲午赔款进行了币制改革，建立起金本位制。从19世纪70年代起，欧美等国相继采用金本位，银价不断下跌，导致银本位国家货币贬值和汇率不稳，这也是当时的两大“白银帝国”——中国与印度衰落的一大原因。所以日本也想建立金本位，但苦于资金不足，一直没能如愿。甲午赔款一举解决了资金问题，为日本建立金本位奠定了财政基础。日本学者寺岛一夫在《日本货币制度论》中说：金本位是“日本资本主义的一环，与其他列强角逐世界市场的金融标志”。

《马关条约》签订时中方全权代表李鸿章

《马关条约》是在日本马关的春帆楼签订的，双方谈判时，李鸿章坐的凳子竟比日本人要矮半截。后有国人至此游览，莫不视之为“第一伤心地”。

据基督教广学会《万国公报》报道，签约之际，日本首相、明治维新主将伊藤博文与李鸿章曾有一番对话。两人各主国政，多年相识，堪称老友。伊藤说：“日本之民不及华民易治，且有议院居间，办事甚为棘手。“言下之意颇为炫耀日本“三权分立”的议会制度。李鸿章不明就里地答曰：“贵国之议院与中国之都察院等耳。”伊藤说：“十年前曾劝（中国）撤去都察院，而（李）中堂答以都察院之制起自汉时，由来已久，未易裁去。”李鸿章喃喃无以应答。

条约签订后，李鸿章当夜吐血。

状元办厂

03

正如伊藤所讽，清帝国的制度滞后已是天下共见，可惜统治者一直未肯直视。

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尽管还经历了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不过，最后的尊严仍未丧失，甲午战败却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遭遇到的最大失败，而且是最具耻辱性的失败。统治者从此自信心丧失殆尽，因背负巨额赔款，政府的独立财政破产，靠向西方大国举债度日。中国上下，则莫不瞠然，始时莫名惊讶，继而悲愤激狂。

在中国历史上，甲午战败是一个转折时刻，所谓“一战而人皆醒矣”。晚清至民国初年最杰出的改革思想家梁启超尝言，“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后世的葛兆光教授也在《中国思想史》中认为，“这种深入心脾的忧郁激愤心情和耻辱无奈感觉，大约是中国人几千年来从来不曾有过的。”

便是在这种历史性的悲凉时刻，三个中国知识分子各自作出自己一生最重要的选择：37岁的康有为选择了变法，29岁的孙中山选择了革命，42岁的张謇选择了实业，而其终极目标都是救国。

洋务运动中的留美学生

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署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举国激愤，人人思变，雪耻强国之声陡然放大。时值18省1300多名举子在京会试，37岁的广东南海考生康有为在一夜之间赶写万言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强烈要求光绪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是为震惊天下的“公车上书”。

在接下来的三年半里，中国进入了一段维新变法的时期。自此，以知识分子为主的维新派替代以中高级官吏为主的洋务派，成为中国改革的新主流。

（以上文字整理自《跌荡一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