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如何使用空城计

             

空城计是一个妇孺皆知的计谋，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毛泽东将空城计这个古老的计谋用得更妙更绝了。

一、用空城计驱散溃兵安人心

辛亥革命后，军阀连年混战，人民苦不堪言。湖南是一个军事要冲，饱受战乱之苦。湖南一师是外国殖民者留在长沙的一个两层楼的院落，它处于交通要塞，后院临湘江和粤汉铁路，因此，常有军阀在这里进驻重兵，仅毛泽东在校的五年内，就经历过多次北洋军阀的蹂躏。

毛泽东进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以后，满怀革新社会、改造中国的伟大理想，努力学习、把握各门知识和各种本领。

当时，学校课程中有一门兵式操，对学生进行军事练习。为了增强学生对军事的爱好，学校增加了一些军事练习课目;为了适应警卫的需要，学校又在课外组织了学生志愿军。

报名参加学生志愿军的人很多，差未几占了全校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学校把志愿军编为一个营，由兵式操教员担任营长，营以下的连长、排长、班长均由学生担任。毛泽东是最先报名参加学生志愿军的学生之一，被同学们选为连长。

             

他经常对同学们说：“我们青年要随时预备拿起武器，保卫祖国!眼下最要紧的是认真学习军事。”同学们在他的鼓动下，学习军事的热情很高。毛泽东在师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曾被选为学友会的总务。他领导全校学生志愿军，“分夜梭巡，警卫非常”。但当时的所谓“志愿军”的武器，不过是一些上操用的木棍。

1917年11月，湖南督军傅良佐的军队被桂系军阀打垮了。傅良佐带着他的残兵败将逃出了长沙，向湖北方向逃窜。而当时其他军阀部队还在衡山、湘乡一带，不能即刻赶到长沙，长沙一时成了一座空城。战局动荡不定，第一师范的师生们和长沙市民一样，终日惶恐不安。

11月中旬，战事逼近长沙，轰隆隆的炮声不时地传入人们的耳际，一队队丢盔卸甲的败兵和敞怀露胸的散兵随处可见。长沙城中有关战事的谣言四起，闹得人心惶惶，情势十分紧张。

学校为了躲避兵祸，通知全校师生到礼堂听学监方维夏作报告：“南郊有作战危险，全校师生需集体到城东五里的阿弥岭暂避，速做预备，听号令出发。”但过了很久，不闻出发号令。后来才知道，是学友会总务毛泽东力言留校。

             

毛泽东得到学校动员全体师生到长沙城东暂避的消息后，匆匆赶到校长室，他恳切地对校长说：“外面战事混乱，外出暂避恐怕凶多吉少。莫不如利用学校墙高宅深的上风，加上学生的护卫，方可使全校师生免遭侵犯。”校方权衡再三，以为毛泽东的主张很有道理，最后决定不出去避难。

毛泽东领导全校学生志愿军立即投入紧张的护校行动。他一边率领学生采取湖南农民护院的老办法，将嫩竹削成十分锐利的锋尖插在校园墙头上，一边布置同学在校门口和校内主要通道上持枪站岗放哨。

一些零星溃兵途经一师校门口，见学生布岗，刀枪林立，不敢贸然闯入校园。当然，他们不知道学生手中的武器，只是一些操练用的木头枪。

17日中午过后，支援傅良佐的北洋军第八师王汝贤部，由株洲、湘潭一线，沿粤汉铁路溃败下来，已经到了离学校十余里的猴子石。这些溃军官兵只知道傅良佐已经逃走，不知长沙城内的虚实，害怕在长沙遭到袭击，不敢贸然前进，因此停留在那里徘徊。

若他们一旦探知长沙此刻只是一座空城，就会大胆闯入城内，烧杀抢掠，为所欲为，长沙城和一师校园就会遭受一场浩劫。眼见几十万人民的生死安危系于旦夕，毛泽东下定决心，即便冒天大的危险，也要想法赶走溃兵败将。

             

霎时，得到消息的全校师生陷入紧张的状态中。可是，把长沙人民和全校师生安危放在第一位的毛泽东，却显得非常镇静。他冒着随时可能与溃军官兵遭遇的危险，亲自到猴子石附近探明情况。

他想，这些既惊慌又疲惫不堪的溃兵不知道桂军尚未进城，好似惊弓之鸟，我们完全可以设法将他们赶走。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于是，他立即向学校提出采取紧急措施的建议：组织部分学生志愿军去截击溃兵，缴他们的械。这是个大胆而又冒险的设想!学校接受了他的建议，毛泽东便迅速行动起来。

他首先从学生志愿军中挑选出一百多名胆子大的同学做好出发准备，而后又持学校的公函到南区警察局请求增援。晚饭后，毛泽东率领持木枪和棍棒的学生志愿军和部分持真枪的警察离开学校。那些胆子小的学生和教员都躲在寝室里，吓得不敢走动。在苍茫的暮色中，毛泽东率队匆匆赶到了猴子石附近地势险要的金盘岭。

他把学生志愿军和部分警察分成两队，绕道分布在溃兵驻地附近的几个山头，对溃兵形成包围之势。

这时，天色已晚，毛泽东让持真枪的警察在山头鸣枪，其余持木枪的学生志愿军点燃爆竹，并向溃败的官兵齐声呐喊：“傅良佐已经逃走了!桂军进城了!你们被包围了!只要你们缴枪，就放你们回去!”

             

溃军官兵被这漫山遍野突如其来的枪声、炮声、呐喊声吓得乱作一团，他们不明虚实，哪里顾得上抵抗，纷纷表示愿意缴枪。毛泽东派人命令溃兵放下武器，后退几十步。不大一会儿，这支三千余人的溃军就全部缴枪投降。

当晚，溃军官兵露宿学校前坪。学生志愿军和全校师生把缴获的武器扛的扛、抬的抬，全部运到学校，堆了半个礼堂。第二天，湖南省商会筹集了一笔款子，分发给被缴了枪的官兵，每人五至七元大洋，把他们送上开往武汉的火车。

二、二十支枪吓走两个师兵力

1927年11月中旬，湖南军阀何键以两个师的兵力从省城出发，驻扎在古城、茶陵一带，准备进攻茅坪，攻打红军，想将新生革命政权扼杀在摇篮里，想把共产党的“要犯”毛泽东缉拿归案，这就是何键一箭双雕的出兵之策。

这时，红军的主力部队都去攻打酃县、茶陵去了，茅坪只剩下很少的红军，而且大部分是伤病员。剩下的战士配备的都是梭镖和鸟铳，步枪也只有二十多条。军情万分危急。倚路石一带，是古城周围最高的山，可以俯视县城。

             

一百多人分成四五个人一组，每组一支步枪，把守一个山头。布下了一条三四里长的防线。天色渐渐黑下来了，敌人的大部队缓缓地进入了防线，各个山头的赤卫队员、红军战士和部分群众开始行动了。他们有的开枪射击，有的摇旗呐喊：“白军士兵快投降吧!你们被包围了，缴枪不杀!”弄得敌人一时搞不清周围究竟有多少红军。

后半夜，伸手不见五指，山头的呐喊声更大了。赤卫队员和战士们将仅有的二十多支步枪，忽而分散射击，忽而集中使用，一时间，枪声大作，喊杀声不断，吓得敌人乱作一团，互相联络不上，都以为自己被红军包围了，纷纷向城里的敌军师部求救。

敌军指挥官看到城里到处都贴满了标语，又听到城外激烈的枪声和不断传来的电话求救声，十分害怕红军主力打进城来，只好下令撤退，连夜从古城逃走了。毛泽东和新生红色政权连同茅坪这座空城才化险为夷。

三、塘边村遇敌不惊迎得贺子珍的芳心

塘边村是江西省永新县新四乡一个比较大的村庄。由大屋、塘边等四个自然村落组成，有一百多户人家，五百多口人。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这里曾是最早进行土改和组织人民政府的地方。毛泽东到塘边村的主要任务是就土改、工商业政策及经济发展等情况做社会调查。

             

在塘边村，毛泽东遇上了正在这里带领工作队开展工作的贺子珍。在以后的工作接触中，毛泽东逐渐知道贺子珍原名贺桂圆，1909年桂子飘香的时节降生在永新禾川镇一个叫“海天春”的小茶馆里。贺子珍懂事后，不喜欢“桂圆”这个名字，她要自强、自立，自我珍重，遂改名“自珍”，又称“子珍”。

这次，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塘边村因工作而相遇，两人心中都由衷地喜悦。或许是因为毛泽东到塘边村后一时难以找到更合适的住处，或许是因为愿有情人终能成眷属，工作队也把毛泽东安排到了贺子珍她们住的固春姬孤老婆婆家里。老婆婆高兴地把堂屋腾出来让毛泽东居住。

接着，毛泽东提出要召开几个调查会，请工作队帮助组织、安排一下。贺子珍自告奋勇地承担了这项任务。她心里暗暗地想：这可是个学习的好机会呀!突然，村东方向传来“砰!砰!砰!”几声枪响。

不大一会儿，一个手持梭镖，跑得满头大汗的暴动队员闯进门来，上气不接下气地报告说，一支四五十名全副武装的地主保安队正向村里袭来，扬言要捉拿毛泽东领赏，现在离村子只有两里多路了!原来，塘边村地处遂川、莲花和永新三县的交界。虽然永新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但塘边村附近几个县仍是敌人的天下。

             

从塘边村逃出去的地主向附近的地方保安队报告，说共产党有个中央委员毛泽东正在这里活动。蒋介石正以五万大洋悬赏捉拿毛泽东呢!保安队这些家伙贪财心切，立即纠集起来向塘边村发起突然袭击。贺子珍听完报告，不由大吃一惊。因为警卫班和跟随毛泽东来的一连红军，都到别处分散做群众工作去了，眼下只剩下几个暴动队员，而且他们的武器只有大刀和梭镖，显然跟敌人硬拼是不行的。

贺子珍一时没了主意，她用焦急的眼神望着毛泽东，似乎在问：怎么办?塘边村处于群山环抱之中，走出村落就是山。山高林密，隐蔽性极好。毛泽东随同贺子珍、房东老大娘以及村里群众，一起撤上了山，隐蔽在密林深处。

在这次意外的事件中，毛泽东临危不惧的大将风度深深地震撼了贺子珍的心灵。贺子珍感到，毛泽东的这种沉稳、自信的处事风格，正是她所缺乏的。打这以后，贺子珍的感情起了微妙的变化，产生了一股质朴、挚爱之情：“要是能够永远在他的身边工作，经常得到他的帮助和指点，该有多好!”

四、大摇大摆通过胡宗南封锁线

1928年6月的一天，边界党的“一大”结束不久，毛泽东和贺子珍终于结合在一起了，热心的袁文才为他们在茅坪象山庵举行了婚礼。1947年7月下旬，毛泽东在靖边县小河村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研究部署全国战略反攻和各大区协同作战。

会议刚结束，刘戡率七旅之众由瓦窑堡北上，经大理河向小河扑来，企图封锁绥德、米脂，把毛泽东和党中央包围在无定河以西。为此，昆仑纵队必须抢先过绥德。

             

周恩来首先介绍了敌情：“南边是敌占区，东边是董钊部，北边是刘戡的二十九军，西边是钟松的二十六师。我们是四面临敌，真是四面楚歌呵!”毛泽东打趣地说：“可没有风声鹤唳!”紧接着他面带严肃，一边吸烟，一边思考。片刻之后，他手指地图说：“按原计划，顺大理河而下，向东边榆林方向走。也就是说，迎着敌人西进的快速部队方向行进。”

这次行军，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一改常态，将夜行军改为白天“明目张胆”地转移。胡宗南捕捉到消息后，一面派飞机轰炸袭击，一面令刘戡拼命追击。8月6日，为了配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彭德怀发起了榆林战役。

守城的邓宝珊连连向胡宗南告急求援，并惊动了蒋介石。8月7日，蒋介石飞抵延安督战。蒋介石对于毛泽东的行动琢磨不透：彭德怀攻击榆林，毛泽东也往榆林走。但他的如意算盘是：集中十个旅的兵力，先解榆林之围，再将西北野战军主力歼灭于葭县、米脂、榆林三角地带，并寻机将中共高层机关一网打尽。8月17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在乌龙铺住了一夜，又率队东进，来到了黄河岸边。

刘戡率七旅之众紧紧逼近，情况万分紧急。刘少奇、朱德得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处在前有黄河、后有数万追兵的险境之中，万分焦急，打电报建议中央立即过黄河。彭德怀派人送信，也建议迅速过黄河。“敌人已经从北路、南路、西路包围过来……”

             

任弼时不无焦虑地说，停了一会又说，“德胜同志，看来只有向东走了。”“我有话在先，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现在，屁股后面有七个旅的追兵，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过黄河呢?”毛泽东的话很坚定。周恩来连忙说：“主席，我们要过前边的葭芦河，不是过黄河。葭芦河只是黄河的一个分汊。我们过了葭芦河，回旋的余地就大了。”

茫茫的雨夜里，中共中央机关好不容易摸到了葭芦河边。几天来连降暴雨，葭芦河水骤然猛涨，像脱缰的野马奔腾咆哮，几里地外就听到了轰鸣声，令人望而生畏。子弹在耳边呼呼地响，几个战士应声倒下。敌人的先头部队已占领了附近的山头。

担任阻击任务的警卫部队只有两个连，是二百人对付几万敌人。刻不容缓，任弼时派人找来了几只羊皮筏子。于是，在灰蒙蒙的天色下，十几名水性好的战士，在一片助威声中登上羊皮筏子，在波涛中拼命地划。

可一下子，连筏子带人全被卷进了激流，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毛泽东这些天戒烟了，身边的工作人员没有准备烟。况且，连日来大雨不停地下着，人们都成了落汤鸡，哪里去找烟呢?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大摇大摆地在几万敌人的目光下走过去，二百米，三百米……

直到消失在远方，才听到激烈的枪声，但没有人追来。几十年后，李银桥仍记忆犹新地说：“那简直是令人不敢相信的!当时胡宗南的追兵四五次追上我们，都是这样……”

             

毛泽东率队顺利地来到了一座大山脚下，他仰望云雾缭绕的山峰，对大家说：“上山吧!”毛泽东走在队伍的前面。

五、毛泽东由此上山

毛泽东听后转过身子说：“没关系，你们就在这里竖块牌子，写上‘毛泽东由此上山'!那些蠢货也毫无办法。”.毛泽东走到山顶，听到山下传来的枪声，立足道：“是敌人来了吗?”他边说边找了块石头坐下，轻松地说：“好吧!我等着，我要看看刘戡是个什么鬼样子。”

上山后远眺，葭芦河宛如一条银色的飘带，穿越在崇山峻岭之间。一阵凉风轻轻吹过，大家感到格外清新惬意。此情此景，让大家不约而同地哼起了《黄河颂》：“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奔向东南……”这时，刘戡率七个旅的追兵赶到河边，他们正想方设法要过河之际，河水突然猛涨，冲走了不少敌兵。大水挡道，刘戡只好望河兴叹。

8月17日，彭德怀打响了沙家店战役，死死围住了曾受到蒋介石嘉奖的、骄狂至极的钟松。经过三天两夜的激战，我军全歼钟松的36师6000余人。8月21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朱德和各大军区首长，讲了西北战场的大好形势，西北野战军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8月23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到葭县的朱官寨，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11月，来到米脂县的杨家沟，在这里召开了中共中央的“十二月会议”，制定了“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具体行动纲领。

             

1948年3月10日，周恩来在杨家沟的一个小操场上，向中央直属机关的全体干部郑重宣布：一年来，敌我力量的对比已经起了根本变化，中央坚持在陕北的任务已经完成，为了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范围的胜利，党中央决定东渡黄河，前往西柏坡与中央工委会合，共同完成夺取全国胜利的历史任务。

人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幅大照片，蒋介石及其高级将领在他的嫡系胡宗南的陪同下，得意地站在延安的窑洞前，手持手杖，一身威武的戎装。蒋介石这时是得意的。他的高徒——他最信任的黄埔学生胡宗南也踌躇满志，不可一世，在得到蒋总裁的“河图勋章”并晋升为“陆军上将”后，又在西安和叶霞弟宣布结婚，可谓“双喜”临门。

毛泽东则胸中有数，他在蒋介石挑起内战一开始，就确定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即以歼灭蒋介石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及地方为主要目标的作战原则。

实际情况也如此，蒋介石已经丧失了对解放区实行全面进攻的本钱，企图以速战速决的方式在短期内消灭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计划已经破产。1947年3月10日，美、苏、英、法四国外长要在莫斯科开会。

蒋介石已获取情报，马歇尔、莫洛托夫又要重新提出中国问题，为了在国际上捞取政治资本，蒋介石在无力进行全面进攻的情况下，集中了94个旅，重点进攻山东、陕北两个解放区。

             

蒋介石命令他的亲信胡宗南，在3月10日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开会这一天，向延安发起进攻。后来，由于胡宗南在集结部队时，遭到解放军的攻击，还因延安美军观察组没有撤出来，蒋介石对延安的进攻推迟了3天。他曾对他的部下说：“不应该阻挡他们进占延安，你知道吗?蒋介石阿Q精神十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是，实际上他只要一占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

首先，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人民就会知道了是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祸国殃民，不得人心，这是主要的一面。”

六、“蘑菇”战术上演绝地反击

1947年3月13日，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集结34个旅共25万人的兵力，从洛川、宜川，分两路向延安进犯;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部12个师，榆林第二十二军2个师为策应，相继由西、北两面出动;蒋介石又从统帅部抽调100架左右的飞机，对延安及其附近大肆轰炸。

他企图摧毁人民革命力量的“心脏”，“三日之内占领延安。”从3月13日起，陕北解放军一部在延安以南节节抗击胡宗南部，经过六天的激战，在掩护中共中央机关和群众安全转移后，于19日主动撤出延安。

同时实行坚壁清野，使延安成为一座空城。胡宗南的那个“天下第一”的第一军第一师第一旅随着别的部队抢占延安后，马上喜形于色，给蒋介石发电报报功。胡宗南在给中央社的电讯中吹嘘：18日，下午进抵距延安十公里处，经一席激烈战事后，今(19日)上午10时，已收复延安。

             

“……据初步统计，共军伤亡约一万余，投诚二千余。国军乃于本日上午10时，完全占领延安，刻正抚辑流亡中。”

正在蒋介石和胡宗南高兴之际。3月16日，毛泽东命令彭德怀任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率领陕北仅有的2万多部队，同胡宗南指挥的20多万部队进行了殊死的搏斗。

毛泽东则于3月26日给彭德怀、习仲勋拍发如下电报：(一)庆祝你们歼灭三十一旅主力之胜利。此战意义甚大，望对全体指导员传令嘉奖。(二)一三五旅可能向青化砭方向寻找三十一旅，望准备打第二仗。战后，彭德怀马上致电毛泽东。

毛泽东于4月15日给各战略区发电说：这一胜利给胡宗南进犯军以重大打击，奠定了彻底粉碎胡军的基础。毛泽东又分析了敌我的作战方针，敌之方针是：不顾疲劳粮缺，将我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然后封锁绥德、米脂，分兵“清剿”。3月31日到清涧立即北进，目的是让一条路给我走，敌西进瓦窑堡，是赶我向绥、米。

“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毛泽东将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军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经过边区军民的团结奋斗，在延安、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陇东、榆林、沙家店七次战役后，共歼灭蒋军3万余人，粉碎了蒋介石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

             

蒋军十几万部队在陕北被“肥的拖瘦、瘦的拖垮”，还常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没办法，l948年4月21日，胡宗南带着残部撤出延安。1948年5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从城南庄迁移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同在这里的以刘少奇和朱德为首的中央工作委员会会合，从此，西柏坡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心。此时，长江以北的大片国土相继解放。

国民党军队的主力退缩到东北、华北、华东和中原的几个战略要地。毛泽东纵观全局，抓住战机，决定与蒋介石进行最后的决战。9月16日至24日，华东野战军攻克山东省会济南，全歼守敌11万人(内一个军起义)，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

10月下旬，辽沈战役已经取得关键性的重大胜利，占领了锦州、长春等地，20余万敌军被歼，解放东北全境指日可待。就在丢失长春的当天，蒋介石在北平圆恩寺行辕召集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徐州剿总司令杜聿明开会，策划夺回锦州。会后，蒋介石单独召见傅作义，并让他马上组织一个精锐兵团。

傅作义不知蒋的用意何在，因为华北援锦配合辽西会战已作安排。面对傅作义的疑惑不解，蒋介石直截了当地说：“共军东北主力集中辽西，企图与我辽西兵团决战。其华北主力为阻止我华北援锦兵团，倾巢而出，共军后方兵力空虚，此乃歼灭共党总部的千载难逢之机。”

然后，两个人进行了密谋，制定了整个行动计划：以三个军、十个师、一个旅，共十万余人的兵力，分为偷袭和策应两个梯队，以骑兵为先导，由沧县等地出发，集结保定，然后分别南下向西柏坡和石家庄发动进攻，中心攻击目标是西柏坡。10月23日，华北“剿总”司令部门前，岗哨林立，戒备森严。早上7点，一辆辆轿车、美式吉普车接踵而至，一批国民党高级将领匆匆下车，鱼贯而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