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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三个不完美侧面 真实林则徐是怎么样的

             

 

林则徐

道光皇帝可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倒霉蛋,他1820年继承皇位,即位的头20年里,几乎没有一年不遭遇困厄——水灾、旱灾、饥荒、暴动、叛变。而在1839年前后,新涌现的困厄则集中在一种鬼魅之花的果实上,那就是鸦片吸食的泛滥。

 

在晚清时代,世界上其余国家也有服食鸦片的吸毒者,但只有中国人使用吸食的法子。鸦片吸食大约是明末荷兰人传到台湾,再经由海峡传到大陆。雍正、嘉庆等朝曾几度查禁鸦片,但吸食之风却始终未曾根绝。到1837年,中国的鸦片进口已从1796年的几百箱增加到4万箱,每年流失白银达数千万两,民间也是烟馆遍布,乌烟瘴气,甚至绿营士兵也多吸食鸦片,军队战斗力之孱弱可想而知。

这时候,禁烟的呼声终于占据了主流,道光皇帝也下了禁烟的决心。于是,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进入了朝廷的视野,多年来,他一直以精明廉洁、雷厉风行的形象出现,并且也是长期支持禁烟的重臣之一。诏书下达,林则徐遂作为钦差大臣赶赴广东禁烟,从此走上“英雄之路”。

 

林则徐禁烟的事略已为多种书籍记载,本文不再赘述,概言之,他1839年3月10日作为钦差大臣到广州禁烟,至5月21日共收缴2万零291箱鸦片,并于6月中逐日全部销毁。这次禁毒的成绩与效率,在今天看来,仍是相当了不起的。

 

关于林则徐,我们长期将其作为一个“高大全”的历史英雄来看待,因此,他在“高大全”意外的一些侧面,也有意无意地被人们忽略了。在这里,我想谈谈在林则徐在广州禁烟及随后的外交、军事行动中的一些不为人熟知的事情,以勾勒出他的侧面轮廓。如我将在文末阐述的,林公的这些侧面轮廓,也许不很好看,但只会使他的形象更加全面、真实、生动。

一、林则徐偏见的侧面

 

“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

 

林则徐曾被誉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也确实担得起这个称呼。在广州期间,他组织人手翻译外文新闻纸,节译政治、军事等书籍,甚至首次选译了当时通行的《国际法》。

 

林则徐并且相信西医,1839年,他曾向广州教会医疗协会求助,看有没有根治鸦片瘾的药物。但是这所协会也许不是最好的求助地方,因为其第二大董事查顿,就是当时英人在中国最大的鸦片贩子。后来,林则徐提议,对在18月内无法戒除鸦片瘾的中国人,处以死刑。

 

林则徐自己还使用西医疗法。也是1839年,他因小肠疝气而拜访了一位叫彼德·帕克的传教士的诊所。这位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医师给林则徐安了疝带,缓解了他的痛苦,而且送给他5条疝带——这是彼德的全部存货。

 

但任何人都难免有时代局限,相对开明的林则徐也不例外。

 

比如,他认为洋人士兵因为脚上有绑腿而无法弯曲膝盖。1839年9月,他给皇上的奏折中说:“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这实际也是当时通行的一种荒谬见解,洋人腿不能弯曲,故只长于海战,一登岸就无可作为。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定海沦陷后,林则徐鼓励军民奋勇杀敌,仍然认为英国人膝盖不能弯,“一仆不能复起”,可任大家宰割。对洋人的坚船利炮,林则徐也有着奇怪的幻想:“英国要攻中国,无非乘船而来,它要是敢入内河,一则潮退水浅,船胶膨裂,再则伙食不足,三则军火不继,犹如鱼躺在干河上,白来送死”。

 

基于这些偏见,林则徐相当小看英军的陆战能力,他在官涌主持修建的两座炮台,也根本没有防御敌方从侧后发起地面攻击的措施。结果,战事一起,英军很快就在港口战舰和登陆部队的夹击下,陷落炮台。事后,英军一位官员还很纳闷地在一封信里告诉友人:“真奇怪,这些炮台完全没有防御地面攻击的设施,就像是欢迎我们回家的摆设”。

 

更奇特的是,林则徐认为洋人嗜吃牛羊肉,若无从我国进口的大黄、茶叶以辅食,将会消化不良而死。在与道光的一份奏稿中他写道:“况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而在一份拟交英女王的文书中,他又再次强调:“大黄、茶叶、湖丝等类,皆中国宝贵之产。外国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

 

这些偏见,难免会使林则徐自信心“爆棚”,加上对国际外交惯例的不熟悉,从而做出一些莽撞的事儿来。

二、林则徐莽撞的侧面

 

有个中国船夫仅仅因为身边带着一封欧洲文字的信件,就被处死。

 

在林则徐广州禁毒的行动中,部分海外史家对其两个做法略有微词,认为实在莽撞了。

 

一是他在禁烟初期,对广州外国商馆进行封锁,严密隔离一切外侨。这种做法实在是一竿子打倒一船人,被隔绝的人中,不少并未染指鸦片贸易。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林则徐此种做法,实际上已酿成了一个不小的外交事故。这就好比如今广州有一些外人从事贩毒,政府却直接把各国大使馆封查,并软禁所有人员。当然,在林则徐那个时代,中国连专门的外交部门都没有,更别谈外交准则了,林则徐做出如此强项的举动,出于禁毒心切,也可以理解。

 

当时的广州外国商馆可谓弥漫着“林氏恐怖”,有个中国船夫仅仅因为身边带着一封欧洲文字的信件,就被处死。同时,食品,甚至于一桶水,都不能被带进商馆。封锁中途,交涉到矛盾激化时,林则徐还找工人去商馆周围砌墙,彻底将商馆变成监狱。直到英方商业代表义律妥协,才解除封锁。

 

林则徐禁烟主要只针对英方商人,而不太注意扑杀中国方面的鸦片走私势力,对吸食鸦片者也只有惩戒而无引导之术,结果虽然缴获了大量鸦片,但并未使鸦片走私绝迹。1839年6月的《澳门月报》记载,就在同年9月,鸦片贸易又再度活跃,且有上万箱鸦片已经运到中国海面。

 

禁毒是一个系统工程,而林则徐的禁毒手法则显得相对单调、粗暴,没能取得哪怕暂时的成功,也在情理之中。

 

林则徐另一个莽撞的做法在查缴鸦片后,要外商写保证书,以后永不夹带鸦片,违者处死。起先,外商愿意个人写保证书,但是林则徐要求,保证书不但对签署者有效,对其船上所有人都有效。换言之,船主若签署这个保证书,等于是替将来所有在他船上的人都签署了“生死状”。结果对方拒绝,导致矛盾进一步激化。

 

现在看来,林则徐的想法比较朴素,他在一个奏折中称,外人重信用,所以要求他们签署“具结”,也就是保证书,可以一劳永逸。他那个时代,当然考虑不到立法的问题,只能做出如此要求。但其时,外交沟通毕竟不如安琪儿的皮肤般润滑,一边是固执到如石头的地步,一边是倔强到如牛头的地步,且各按自己国家的法律条规,风俗习惯等来思考、处理问题,结局自然只有一拍两散。

 

顺便说一下,我在这里使用的“莽撞”形容词,丝毫没有贬义,只是一种客观形容。事实上,林则徐当年的莽撞,也是出于一腔爱国热忱,以及对鸦片的痛恨。正如早年对林则徐颇有微词,但晚年已经有了谅解的历史学家蒋廷黻所言:“……英国虽不反对禁烟,但反对中国再用林则徐用过的方法。这样一来,禁等于不禁,因为以中国的国力及国情,用文忠的方法尚有一线之望,不用则全无禁烟的希望”。

三、林则徐遮掩的侧面

 

1842年,在流放伊犁的途中,他给友人写信中也说:“第一要大炮得用,令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但遗憾的是,他并不想更多的人知道这个现实,这封信他也请朋友不能给人看。

 

中国旧大臣在上奏军情时往往有种积习,那就是粉饰撒谎,明明是一边倒的大败,也要说成“我军伤亡颇多,然敌方死伤更众”,以骗取龙颜不怒。

 

很遗憾,林则徐也不能免俗。

 

1839年穿鼻战役后,关天培报告林则徐,中方大胜,击沉几艘英国船,并造成英军50多人死伤。然而,其实英军此役无任何人员损伤。参与此役的一个英方军官事后在书信中更刻薄地嘲笑说:“中国炮台上似乎是在放烟花”。按常理,林则徐应该调查真实战况(当然,也有可能被蒙蔽),却全盘按照军方的报告,上奏汇报大捷。

 

这种做法,当然大大激发了道光皇帝的战斗热情,他在接到林则徐关于九龙山炮战的报告后,就意气风发地批示:“朕不虑卿等孟浪,但戒卿等不可畏葸。”意思大约是:好好干,杀得洋毛子全滚蛋!林则徐等也很配合,不断奏报大捷,更敞开了说大话,比如“接仗六次,俱系全胜”云云,把道光皇帝的胃口吊得很高。

 

1839年9月,已经清楚双方军事实力,明白“扛不住”了的林则徐又上奏说:“英国商人苟知悔悟,尽许回头”。结果道光皇帝批示道:“不应如此,恐失体制”,弄得林则徐进退维谷。

 

实际上,1840年时,清朝无论是八旗兵还是绿营兵,将领腐化,装备落后,完全无法抵挡任一个西方强国的军队。如《剑桥世界近代史》所说:“军队中贪污盛行,士气不振,有的部队花名册上只有极少一部分实有其人;武器只有老式的火枪、梭镖和弓箭等;而且中国人一贯尊崇读书人出身的文官,轻视武夫。因此,中国军队毫无准备,在清帝国一旦不得不面对沉重压力时,无法担当起国防的重任”。

 

对此,林则徐逐渐有了深刻的认识,尤其是双方军备的差距,特别是西洋大炮的威力。1842年,在流放伊犁的途中,他给友人写信中也说:“第一要大炮得用,令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但遗憾的是,他并不想更多的人知道这个现实,这封信他也请朋友不能给人看。

 

此后,林则徐东山再起,又作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却不曾倡导改革,也未曾公开宣传过中外强弱悬殊。在后一方面,林则徐遮遮掩掩,还不如抚夷派的琦善、耆英——他们至少给了怀有天朝大国美梦的士大夫们一瓢冷水——而林则徐却终身对此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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