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爹的时代

　　

　　这是一个拼爹的时代！不管它是否存在争议与纠结，却实实在在地潜藏于我们的日常中，并随着“我爸是李刚”及李双江儿子驾车打人事件等迅速传播开去，再次撩拨着人们敏感而脆弱的神经。
　　
　　无法回避的是，拼爹的时代在中国寄存着丰厚的土壤，在漫长的专制和世袭年代，拼爹的游戏一直在不知疲倦地上演着。从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到今天的“老子英雄儿好汉”以及“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拼爹的生存法则屡次不爽，长盛不衰，早已潜移默化到中国人的思维血液中去。
　　
　　只是，相对于过去拼爹时代的潜规则而言，今日的拼爹时代具有更大的杀伤性与破坏力，因为对于那些能够有资格拼爹的权二代、富二代来说，拼爹游戏已从过去羞答答的玫瑰绽放为赤裸裸的权力嚣张与傲慢，这不免让那些我本善良的人们倒吸一口凉气。
　　
　　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拼爹的明规则正堂而皇之地进入中国活的各个领域，譬如教育，譬如工作，譬如医疗等等。毫无例外，在这些涉及民生问题的领域，资源的稀缺性注定了它只能为一部分享有，其直接后果是掌握资源的门槛无形中被拔高，这便为以权力与金钱铺道的拼爹时代展示了广阔的腾挪。
　　
　　从幼儿园到大学，拼爹的明规则几乎贯穿着每一个角落：因为学费的问题，“有爹”的小孩可以享受优质的双语教育，“无爹”的孩子只能被塞进破败的非法幼儿园就读；因为户籍的问题，北京的小孩更容易进入重点中学与重点大学读书，而非北京籍的小孩只能被迫进入条件极其简陋的打工子弟学校，有些甚至只有辍学了事。
　　
　　同样，从找工作来说，“有爹”的小孩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权力与金钱的余荫，轻易地在国外镀层金，通过“萝卜招聘”进入公务员队伍，再经由盘根错结的关系网得到提拔的机会。起点的不同，意味着结局的不同。当权二代、富二代顺利接班上位，承袭着父兄们的基业时，一切的一切，因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而变得简单起来，只是可怜了那些“没爹”却幻想依靠自身努力向上层流动的底层穷人们。当网友揶揄“投胎是个技术活”时，当有网友笑言：“虽然自己没有名爹，但自己会努力去成为名爹。”其背后的无奈、苦涩、仇恨、愤懑自是可想而知。
　　
　　从李双江儿子李天一的打人事件中，我们分明看到拼爹时代明规则的化学效应正在持续发酵。尽管李天一仅仅15岁的年龄，却享受着令人羡慕的教育资源：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人民大学附中、美国沙特克圣玛丽冰球学校，每一所学校都令普通人家的孩子望尘莫及。此外，仰仗父母的关系，他四五岁就成了“年纪最小的申奥大使”，多次与父亲同台演出献歌，在中央民族乐团厅开过“假日歌友会”。如果没有那个明星般并拥有相当权力的父亲，估计这些好事是不会如此幸运地同时砸到一个年仅十余岁的少年身上的。
　　
　　除享受着明规则带来的种种好处外，拼爹时代的权二代和富二代们，还肆意霸占着没有明文规定但却约定俗成的潜规则中获得的既得利益。令人尴尬的是，急剧转型期的中国，不仅社会规则向权力和金钱大肆倾斜，整个社会心理也弥漫着对拼爹游戏的羡慕与赞赏，有些人甚至展露出摇尾乞怜的丑态。
　　
　　撇开李天一的家庭教育不谈，15岁的稚嫩少年，为何敢于如此狂妄骄横甚至飞扬跋扈？这恐怕不是一两句“子不教，父子过”便可以搪塞敷衍的。其背后隐藏着的必然是以身份符号为特征的特权意识以及孕育特权意识的环境。作为特权阶层中的一员，李天一从小感受的是对权力的敬畏与顶礼膜拜，是对权力光环无所不至的认知。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年仅15岁的弱冠少年，却有着根深蒂固的特权意识：权力是被尊敬和仰视的；权力可以摆平一切；我是特权阶层中的一员，便应该享受属于我的规则和自由，社会上的规则只是为那些平民阶层而设的。
　　
　　正是有着这样的特权意识，才会有他的无证驾驶，非法改装豪车以及32次交通违法行为，令人震惊的是，如此众多的违规违规行为发生在李天一身上，竟然没有受到来自有关方面的任何处罚。如果李天一不是李双江或者某位名爹的儿子，如果他只是一位普通人的孩子，他还会享受着这些视而不见的“豁免权”吗？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执法机关以及周围人群的纵容包庇，对李天一身上笼罩光环的敬畏，才最终酿成李天为所欲为，一痛下杀手的悲剧。
　　
　　为何“名爹”事件一再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刺激着公众疼痛的神经？那是因为在这样一个拼爹的时代，不管是明规则抑或潜规则，都在急速地向权力和金钱倾斜，挑战着整个社会的基本秩序，撕裂着社会赖以生存的基本共识，割裂着社会各阶层那本已非常脆弱的名份与关系。倘若社会对此现象不闻不问，甚至鼓励之，赞赏之，那只会使拼爹的游戏愈演愈烈，最终伤害的是我们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
　　
　　《论语》中，子贡曾经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说：“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对于穷人和富人来说，孔子的标准颇有些高，但如果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来说，物质财富丰富的人，应该也是精神文明程度较强之人。只是，现在的那些权二代和富二代们，连基本的“富而无骄”都做不到，更何况“富而好礼”呢？我们在强烈谴责他们的嚣张与蛮横时，不禁要问：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曾经离我们很远的“高衙内”们为何还阴魂不散？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