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防汛抗洪,太牛了
原标题:古人防汛抗洪,太牛了
洪涝灾害是从古至今一直威胁着人类生命的自然灾害,人类在长期与洪水的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防汛抗洪经验。但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古人是如何防汛抗洪的呢?
古代的水文站
自古以来,人类逐水而居,不断观测探索河流水的变化规律。《尚书·禹贡》有载:“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其意为:大禹划分九州土地,沿着山峦疏浚水道,依据土地的具体情况制定贡赋品种和数量;大禹用土堵水,砍削树木作为路标,以高山大河奠定界域。也就是说,早在2000多年前,人们已经认识到水文的重要性了。之后,历朝历代更是重视防汛抗洪和汛情通报工作,在河流要处建立水文监测站。
目前,我国保存较为完整的古代水文监测遗址当属长江流域重庆的白鹤梁,其被称为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由于白鹤梁的梁脊仅比长江常年最低水位高出2—3米,几乎常年没于水中,只在每年冬春之交水位较低时才部分露出水面,故古人常根据白鹤梁露出水面的高度位置来确定长江的枯水水位。从唐代起,古人便在白鹤梁上以“刻石记事”的方式记录长江的枯水水位。
白鹤梁“刻石记事”
古代把观测水位的标记称作水则,又名水志、水尺。“水则”中的“则”,意思是“准则”,通常每市尺为一则,又称为一划。在古代水则主要有无刻画、只有洪枯水位刻画和等距刻画的水则碑三种形式。
无刻画,如石人水则。李冰当时修建都江堰时,用3个立于水中的石人观测水位,以水淹至石人身体某部位作为衡量水位高低和水量大小的标记。有记载“竭不至足,盛不没肩”,当水位在石人的足与肩之间,引水量才正好满足灌溉与防洪安全的要求。南宋在今宁波设立的平字水则,上刻一大“平”字,当时,宁波城外各个楔闸视“平”字于水中出没情况而启闭:如果水浸没了“平”字,则应当泄水;如果“平”字出于水面,则应当蓄水。因水闸启闭适宜,当地百姓无旱涝之忧。
1900年宁波平桥水则碑
只有洪枯水位刻画,如:《水经·伊水注》记载三国魏黄初四年 (223)伊阙石壁上的刻画及题词;白鹤梁石鱼记下了自公元764年后断续72个年份的枯水记录。
白鹤梁石鱼
等距刻画的水则碑,如陕西的宋代丰利渠取水口遗址的左岸石壁上就有保存完好的水则,刻度每格在30—32厘米之间,宽30厘米,分成两段,上半部在闸槽前,共有五格,下半部在闸槽后,共有四格,前后两段刻度基本衔接,可见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精确的测水技术。
宋代丰利渠取水口水则遗迹
古代的防洪法规
我国古代不仅在应对洪涝灾害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同时也形成了内容丰富的防汛抗洪法律法规。最早的防洪制度是章武三年(223年)蜀国的护堤命令:“丞相诸葛令,按九里堤捍护都城,用防水患,今修筑竣,告尔居民,勿许侵占损坏,有犯,治以严法,令即遵行”。可见,诸葛亮当时主持修建九里堤是为了防水患,以保护都城,并且还向居民宣告,不允许侵占和损坏,如果有违反的,要严惩。
到了唐代,唐高宗永徽年间颁布的《唐律疏议》中,对水利防汛有专门的条款规定:“近河及大水有堤防之处,刺史、县令以时检校。若须修理,每秋收讫,量功多少,差人夫修理。若暴雨汛溢损坏堤防交为人患者,先即修营,不拘时限”。意思是说:在河水有堤防的地方,当地刺史、县令要按时检查踏勘。如果需要修葺,则在每年秋收之后,计算所需人工,派遣人丁修筑。如果洪水突然来袭毁坏了堤防,要先行修堵,不受时令限制。另外,在唐代还专门颁布了水利管理法规《水部式》,其中也对防汛抗洪做出了具体规定。
金代泰和二年(1202年),金章宗颁布实施的《泰和律令》中的《河防令》,是我国现存较完善的一部防洪法规。内容有:明确划定了黄河和海河等水系的防汛起止期限......规定朝廷每年都要派出官员“兼行户、工部进”,在汛期到来之前沿河检查......规定河防紧急时,沿河州府和都水监、都巡河官等应共同商定抢险事宜......沿河州、府、县官员防汛无论有功还是有罪,都要上报,由国家据情处理等。
金代以后各朝代的防洪法规,多由《河防令》引申而来。明代的《护守堤防总考略》、《修筑堤防总考略》。到了清代的防洪法规又得到了进一步完善,道光年间林则徐任湖广总督期间,订立了《防汛事宜》共十条;嘉道年间著名水利专家、玉环同知王凤生编著了《详定江汉堤工防守大汛章程》十一条等。
古代的预警机制
据史料记载我国在先秦时,已形成了“报汛制度”。古代官府专门设置了报汛驿站,报汛又叫“水报”,主要有“羊报”“马报”“狗报”“步报”等多种报警手段。
“羊报”,最初是黄河遇险时报汛之法。报警差役带着水签,乘充气羊皮筏,从上游而下,将观测到的水位刻在标签上,陆续投掷报汛。下游各段的防汛守卒在缓流处接应,根据水签提供的水险程度,迅速做好抗洪、抢险、救灾等各项准备。
黄河羊皮筏
“马报”,乘坐快马报汛,明清时称为“六百里飞马”。古代黄河常决口,因而在黄河堤岸备有报汛的“塘马”。当上游地区降暴雨河水陡涨时,行政主官就将水警书于黄绢遣人快马急送下游。马报属接力式,站站相传,沿河县份皆备良马,常备视力佳者登高观测,一旦发现洪灾,即通知马夫接应,逐县传到开封为止。当时有的一昼夜迅奔500里,竟比洪水还要快。
元代,朝廷还据自然条件,设有陆站、水站、轿站、步站等报警驿站。东北地区由于路况差,故设有狗站。当时用于报告水警的狗最多时达3000条,在辽东、黑龙江下游等地区就设立有15处狗站用于报告水警;明代,著名治河专家潘季驯更是总结出的一套可行的报警方法:如果出现险情,要立即悬旗、挂灯、敲锣,发出紧急抢救信号,提醒抢修,安排群众转移;清代陈潢辅助河道总督靳辅治水,提出从上游根治黄河的主张,并发明了测定流速流量的“测水法”。
古代的防洪技术
我国古代的防洪技术,大体经历了“障—疏—堤”的发展过程。史籍中记载的最早防洪活动是“共工埋水”,较早记载应对洪涝做法的是《礼记·月令》:“季春之月……命司空曰,时雨将降,下水上腾。循行国邑,周视原野,修利堤防,导达沟渎,开通道路,毋有障塞。”要求官员在季春初夏之时,就提前视察辖区堤防情况,疏通境内渠道,方便行洪。
古代的防洪主要是城防和河防。对城市的内河沟渠,通过护城河将城市内积水及时排出或利用湖泊、池塘短暂蓄水。为避免江河暴涨形成倒灌,在进城处设置水门,既有效管控船只的往来,又对江河与城市进行有效分割。陕西秦咸阳城、汉唐长安城以及阿房宫遗址区均有古代防洪排水设施的俢凿痕迹。
陶水管道
明代西安由龙首渠供水,但满足东城使用。成化元年(1465年)兴建广济渠,引交(xiao)河、皂河入西城,工成后立有《新开通济渠记》碑,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碑阴刻有水规十一条,其中规定:皂河上源至西城壕的七十里间,每里设夫二名,负责修理河道堤防和植树......城内渠旁不许开饮食店或堆放粮食,以防老鼠和害虫打洞,确保汛期堤坝安全。
部分《新开通济渠记》碑阴
对于河防,北宋对汴河管理有“每岁自春及冬,常于河口均调水势,止深六尺,以通行重载为准”的规定;明代还兴建了大型的水闸,以控制水位,保证汛期调节水位和航运安全。浙江绍兴三江口(钱塘、曹娥、钱清三江汇合地)的三江闸建于明代嘉靖十六年(1537年),是个大型排水闸。建闸以后,潮水盛涨时下闸挡潮和蓄积内河淡水,潮退时则开闸排涝。
民国时期三江闸
来源:陕西水利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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