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瞻谈中国古代游记文学

我把六朝当作游记的发端时期出于文学与社会两种考虑。六朝之前，有关旅行的作品，比如《穆天子传》，大多是神秘的、符号化的，或是想象的。但汉朝以后，主要因为东晋时的政治之乱，不少文人从中国北方迁徙到南方去，结果他们有机会在江南一带的名山胜水中旅游。这对山水文学的产生有十分深刻的影响。可惜，游记虽然产生于六朝，但传下来的散文作品已经寥寥无几。目前我们在古籍中所能见到的，对后来写游记的作家影响最大的作品应该是慧远的《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袁山松（一名袁松山）的《宜都山川记》以及郦道元的《水经注》。

您认为，到了宋代游览观光才成为旅行文学的核心主题，这是指我们现在说的休闲旅游吗？这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变化有怎样的关系？

何瞻：我认为到了宋代，游记文学进入了一个成熟时代。从保存至今的文体资料来看，宋代旅行书写可以分成三大类，就是“游览叙述”“江河日记”以及“使臣叙述”。此文献的主要作者是政府官员。十到十二世纪的时候，当然有些旅行者——如商人、军人、短期劳动者和宗教朝圣者，也拥挤在各地的陆路和水路上，但这种人写游记不是一件很普遍的事。于是拙著的关注点仍是政府官员书写的旅行记录。从十一世纪开始，观光游览和游记撰写成为了文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士大夫几乎每三年换个地方做新的行政工作，于是常有机会去游览名山大川。他们所撰著的游记文学作品大多数是“游览叙述”，而且可以说这种游览活动跟我们现在所说的休闲旅游是有关的。可是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官员在路上时常有机会利用闲暇时间来参加旅游活动。这种休闲旅游的关键是要轻松。但是宋代社会上大多数的一般人或者老百姓没有这种旅游观光的机会。于是我认为，可以说，到了宋代游览观光才成为旅行文学的核心主题。这样说没错，但此情况不是完全等于我们现在所说的“休闲旅游”，因为宋代的时候，旅游活动限制于政府官员群体中，而今天基本上享受休闲旅游活动的中国人好像没有受到任何限制。

您认为，从宋代到晚明，游记文学日渐发达，这当然一方面是指作品数量的繁荣，除此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标志？您在书中比较了张岱的写法和宋代人的不同，这在明代是典型性的吗？在写法上的变化体现在哪里？

何瞻：不少文学批评家将明朝晚期称赞为中国传统游记文学的黄金时代。虽然“黄金时代”这个名称的确切含义并不完全清楚，但无疑明朝是一个旅行写作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拙著提出明代旅行文学由三种话题视角构成：“娱乐游览”“学术评论”和“地理调查”。以娱乐为目的的游览在中国可以上溯到六朝，到后来的宋朝已经很繁荣了。此种活动的趋势延续到明朝，尤其是在晚明末期特别普遍。但晚明的娱乐游览游记和宋代的游览叙述游记有些不同。晚明游记作家比较喜欢去有名的，尤其是既舒适又方便到达的江南城市或郊区旅行，而不喜欢过于偏僻的远地，尤其是那些旅游设施落后的区域。很多晚明游记作家，如代表作者张岱，用小品文的文学体裁来写游记。晚明小品文游记与宋代的“游览叙述”的主要区别是它的简洁。比如，张岱的小品游记代表作《湖心亭》（即杭州西湖的景点）用少于两百字的篇幅，描述了一次前往此名胜的夜游。与宋代游览叙述的区别也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张岱没有对西湖的冬天雪景进行详细的描述，相反，他遵循小品文的创作方法，仅仅勾勒了几处精选的细节。其次，宋代游览叙述中，作者的回应常表现为对美景的回应，与此不同，张岱关注的是对自己的评价。这是理解小品游记本质和其创作目的的关键点：从本质上说，游览经历起到了催化功能，它启发作者对个人天性的回应。

您举出明代曹学佺的《游武夷记》的例子，这篇文章多次讨论武夷山的道教传统，我们知道，佛教徒和道教徒都有大量旅行及山水的记载，宗教因素怎样影响了中国传统游记？

何瞻：宗教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产生于史前社会的后期,相信并崇拜超自然的神灵。在中国,道教徒和佛教徒都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和对幻想中的超自然力量，也就是所谓对“神灵”的敬畏和崇拜。出家的道教徒与佛教徒也总是希望能够到远离尘世、僻静幽美的地方建立栖身的道观或寺院，以便摆脱尘世欲念，止息杂虑，专注一境，习静修行，获得道果或佛果。山峰高插云霄，被古代的人民看作通往天堂和极乐世界的捷径。道教徒与佛教徒经常选择一些风景秀丽的深山老林，兴建道观或庵堂。政府官员有机会出去游览时，经常前往受到宗教影响的名山，如跟道教有关的青城山、武当山、龙虎山和齐云山，或者跟佛教有关的名山，如峨眉山、五台山、普陀山和九华山。中国古代文人去这种有宗教性的地方，不但有机会撰写游记描写这些优秀山峰中的幽美胜地，记录了中国佛教文化、建筑和艺术的进步，而且有时这些作者自己也受到道教或佛教的影响，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改变了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南宋大诗人范成大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成都积极参加佛教界举办的各种佛事活动，这是他行政过程的重要环节之一。同时在他的著作《吴船录》中留下了一篇登上峨眉山看到“佛光”的游记作品。此作品反映出像他这样的地方政府官员与佛教寺院、僧侣之间的特殊关系。

您指出中国传统游记的一大特点是非正式的文字形式，换句话说，在传统观念里，这类文字不承担“文以载道”的社会化功能，可否谈谈传统社会对旅游文学的基本态度？

何瞻：依我看来，查看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一种便捷方式是将其分为两大类：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正式的作品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文体和内容有严格的规定。比如，律诗句子字数整齐划一，每句或五言，或七言，分别称为五言律诗、七言律诗，等等。押韵严格的律诗通常押平声韵，而且必须按韵书中的字押韵。非正式的文学作品，如笔记、晚明的小品文和游记，基本上没有这种严格的规定。除了达到这个体裁最基本的要求（叙述前往真实地方的旅行，描述一个特殊位置和相应的作者回应），游记是一个可塑性极强的写作形式。作者享有的高度灵活性，体现在他们如何书写旅行经验，尤其是用哪种语言来描述旅行，讲述见闻，并表达它对自己的影响。因此，像元结一样的作者会选择高度文学化的风格，而另外一些，比如陆游，就更喜爱报道式的语言。还有其他以宋濂为代表的作家，在游记中混入历史和地理参考信息，用来确认或否认史迹（如钟山）的传统叙述。一些像王士性和徐霞客那样的旅行作家，甚至改进了这个体裁，使它成为一个全新的游记形式：“科学考察”游记。在中国的传统时代，几乎没有任何其他散文体裁，能为作者的个人需求和文学需求提供更高的自主性。恰恰是这种自由赋予了中国旅行文学充满活力的品质。

您用“以我观物”和“以物观物”两种方法将游记文学分成两类，前一类似乎受到“山水比德”传统的影响，您认为后一类的目的是通过“格物”完善自我修养，产生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何瞻：中国传统游记另一个特点是没有两个作家会用完全相同的方法观察外部世界，所以在如何体验和描述山水古迹等景象时，中国作家也确实有巨大差异。出于这样的原因，游记作者对个人经验的重述具有极高的多样性。像柳宗元和张岱一样的作家，遵循了一种被晚清民国学者王国维称作“以我观物”的实践。其他作者像范成大和徐霞客，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呼应了北宋哲学家邵雍提出的“以物观物”。这两种偏好的主要区别是，在前一类中，作者用游览经验和山水观察来表达个人内心的忧虑或矛盾（柳宗元），或仅仅是通过简短的自我画像来自我解嘲（张岱）。第二个路径在南宋江河日记、明代学术评论类和科学调查类游记中十分显著，它较少强调“自我”的角色，转而描述、分析和证实个人在旅程中的观察。对第二种方法的偏好，特别是从南宋到明清，反映了这种理念：通过观察、记录和最终的“格物”，作者进行实证性地追问，这是完善自我修养，建立自我身份过程的一部分。然而，我必须强调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没有看到“以我观物”发展或变成“以物观物”的过程。相反，这只是个人偏好的情况。游记的非正式性质允许这样的选择。至于“以物观物”，范成大和徐霞客等一些作家更感兴趣的是描述他们的旅行经历，而不是通过他们自己描述自然世界。

您书中讨论的游记作品到晚明为止，不过，您也提到，晚清的王韬、康有为、梁启超等创作了游历国外的“现代游记”，这些现代游记与传统游记的不同在哪里，您能谈谈吗？

何瞻：拙著讨论中国古代游记发展史到晚明为止的原因有二：第一是在美国的大学出版社不喜欢出版超过三百多页的书籍，但更重要的是第二个原因：十七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初，这是把“传统游记”和新的“现代游记”联结起来的关键时期。这里的“传统游记”尤其指学术评论类作品，早期由宋濂、钱谦益实践，后来被很多清早期学者继承，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屈大均和朱彝尊；“现代游记”指的是晚清主要知识分子的创作，如王韬、康有为和梁启超。王、康、梁和其他十九世纪晚期、二十世纪早期作家创作的游记，其特殊之处在于主题和内容。晚清作家开始书写前往外国的旅行，叙述那些本质上他们和读者都不甚了解的地方。比如，梁启超的行程遍布日本、澳大利亚、夏威夷群岛、加拿大和美国。1903年在美国为期五个月的旅行还包括了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和金融家摩根的会面。梁启超和他同时代的人创作的游记，不仅描述了陌生的异域和人群，还囊括了一系列的评论，讲述他们在国外的观察如何与彼时国内混乱的政局有关。当时，日益腐朽的满清政府已无力抵抗英美和其他帝国主义势力对领土的军事入侵和对主权的系统渗透。

本次访谈得到译者冯乃希女士的热情帮助，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