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绘散乐浮雕：探访大唐余音与大宋先声

该墓的壁画内容与石雕形象相互配合，平面图像与立体浮雕融为一体，构成一个完整奇特的造型艺术形式。由王处直墓墓门进入墓室，但见四壁绘画斑斓华丽，其间嵌入的浮雕栩栩如生，两者交相辉映，恰如一间五彩洞室，更似一条绚烂的画廊。

彩绘散乐浮雕

王处直墓分前、后两室，后室主要放置墓主棺椁。后室的四壁绘有壁画，其中东、西两壁的前段下部，各镶嵌一块汉白玉彩绘人物群像浮雕，东壁浮雕的内容为奉侍，西壁浮雕的内容为散乐。两块浮雕均呈长方形，规格亦相同，长136厘米、高82厘米、厚17-23厘米。奉侍人物浮雕主要反映日常侍奉之场景，侍女们或持瓶托盘，或捧盒执扇，发型多姿，衣着飘逸，仪态温淑娴雅。散乐人物浮雕则突出表现伎乐场面，乐女们吹奏弹拨，节奏韵律犹闻其声，生动再现了古代音乐艺术之实况。因此彩绘散乐浮雕不仅成为王处直墓的标志性文物，同时也是中国古代艺术的经典之作。

彩绘散乐浮雕群像，共计15个人物，其中乐女13人，分列为前后两排。前排5人，由右至左依次所演奏的乐器为：箜篌、筝、琵琶、拍板、大鼓等。后排7人，其中右端第一人似为指挥，其次由右至左依次所演奏的乐器为：笙、方响、答腊鼓、筚篥、横笛等。乐女群像均作立姿，头饰高髻簪花，面部丰腴圆润，身着披帛长裙，仪态飘逸优雅，演技娴熟端庄。整体群像宛若一幅伎乐现场的影像截图，众乐女乐感韵律一致，神态沉静专注，悠扬乐声犹在耳旁。

彩绘散乐浮雕的整体设计精巧，群像构图疏密得当、错落有致。乐女造型既注重演奏姿态与乐器配合的伎乐之容，又生动描绘勾勒出乐女们的雍容华贵之貌。乐女群像不仅是盛唐以来音乐艺术的真实写照，也是权贵豪门奢侈生活场景的一个侧影。

在雕刻技法方面，彩绘散乐浮雕有不少创新之处。在构图设计上，将乐女形象作写实描绘，又把群像作整体浮雕，犹如一幅完整的写实绘画。在雕刻技法方面，采用多层次的高浮雕，立体感突出，线条与块面结合巧妙，粗细疏密得当。人物面部精雕细琢并磨光，手肘姿态准确精细，而衣裙部分则疏放勾勒。浮雕雕刻完工后，根据不同部位再施以各色彩绘。雕刻线条块面与五色彩绘相得益彰，乐女群像生动传神，极具动感与情态。

王处直墓出土的彩绘散乐浮雕，无论是整体设计与表现内容，还是雕刻及装饰技法，在唐代至五代的石雕艺术中均属上乘经典之作。

王处直的清誉

墓志铭对王处直的生平作了简要记载。王氏家世显赫，唐朝末年，王处直兄长王处存担任义武军节度使，驻守易、定等州。900年，王处直接替其兄职位，继任义武军节度使，成为河北地区很有实力的军阀。907年，唐朝灭亡，后梁建立。王处直归附后梁，继续担任义武军节度使，并被加封北平王，易州、定州一带成为王处直的割据地区，具有很强的独立性。921年，王处直主动退位让贤，将节度使之位传于养子王都，自己则退隐养闲，吟诗赏景，寄情山林。923年，王处直去世，年六十一。墓志铭的文末对王处直评价说：“公素尚高洁……公之清誉，千古一贤矣！”

按照墓志铭的说法，王处直似乎性情高古，自愿让位于王都。据此，再观察王处直墓内的壁画与浮雕内容：四壁的山水、树石、云鹤、花鸟，室顶的日月星辰天象，后室的奉侍与散乐等享乐场面，很似王处直所希求的清雅退隐环境。但历史的真相果真如此吗？

在《旧唐书》《旧五代史》等史籍中，关于王处直却是另外一种记载。921年，王处直与长子王郁合谋抗敌事宜，并允诺将来传位于王郁。王都得知此事后，愤而不平，将王处直囚禁，并捕杀其子孙及部下，继而代王处直之职位。两年后，王处直忧愤而死。因此，墓志铭所载，当存在多处隐讳之伪辞。究其原因，墓志铭的执笔者系王都的亲信，当然要为尊亲者讳耻。而且，王处直墓的建造，也应是在王都的主持下完成的。

王都自幼被王处直收养，颇受溺爱，成年后又被委以重任，位居节度副使。但终因争权夺位，父子反目，王处直最终落得家破人亡。王都负责处置后事，为养父修建了豪华的墓室，并命人撰写了歌功颂德的墓志铭。王都如此所做，难道是内怀愧疚、良心发现之举？因无可靠确凿的历史记载，对于王都的真实动机，只能略作一些推论。比较合乎情理的可能性大致是：王都妥善处理王处直后事，完全是出于维护自己的地位和声名之需。

王都的成长与权位完全来自于养父王处直的栽培，离开这一背景将如无本之木。即使在王处直已死、王都顺利继任节度使之后，仍旧需要王处直的背景和影响。因此，王都便将自己装扮成王处直合法继承人的形象，隆重为养父举行葬礼，修建高规格墓地，以此掩人耳目、塞人口舌。墓志盛赞王处直的清誉，实质上就是彰显王都的贤明。如此这般，不仅能博得孝道之嘉名，还可骗取舆论方面的拥护。此外，王都在心底很可能还存在另一个隐情：借高规格葬礼来安抚冤死的鬼魂，以化解对己身不利的影响。简言之，就是将丧葬事宜世俗功利化，名为死者之荣，实为生者之利。这也是当时流行的社会心理和葬俗之制。

不管王都出于何种动机，一个客观的结果是：王处直的墓室建造华丽，装饰有精美的壁画和石雕。王处直长眠在五彩斑斓的石室洞窟内，身旁两侧分别是彩绘奉侍和散乐浮雕，侍女们恭敬服侍，乐女们优雅取悦。王都的初衷或许是安抚养父不安的魂魄，让他在另一个世界静心享乐，但未料如此则将珍贵的壁画与石雕艺术佳作传之于今世。这一结果，应该算是王处直身后最大的声誉，而非王都假意吹捧的所谓清誉。

大唐余音与大宋先声

以彩绘散乐浮雕为代表的王处直墓壁画与石雕，是五代时期绘画和雕刻艺术的经典佳作。但如果从墓主生平经历、墓葬形制及葬俗、壁画内容及风格、石雕形象及技法等方面一一细究，王处直墓的壁画与石雕艺术，具有浓厚的大唐风韵，应属于晚唐艺术范畴的典范作品。

王处直原本晚唐重臣，大半生为唐皇室服务。王处直的养子王都，也是成长在晚唐时期，深受大唐文化熏染。王处直下葬时，唐朝灭亡已经十七年，当时正值后梁甫灭的后唐初年。但无论后梁还是后唐，其建立者均是晚唐旧臣，其所传承的文化还是以大唐文化为主体。因此，王处直墓的建造时间虽在后梁与后唐之交，但无疑是在晚唐文化的环境里完成的。这一点在墓志铭里最为突出，志文不仅开篇即称“大唐”，并继续沿用唐昭宗的年号“天祐”。由此说明，王都遵守了王处直生前的意愿，仍将其定位于唐臣。

在主观的思想意愿和客观的文化环境相互影响下，王处直墓室的设计完全沿袭了晚唐的传统风格。墓室形制为前后双室并附带耳室，四壁及顶部满饰五彩壁画，内容也是晚唐盛行的天象、云鹤、花卉、奉侍、伎乐等，尤其是侍女和乐女等人物的形象，既雍容华贵，又丰腴圆润，当是典型的唐风遗韵，可称得上是大唐余音绵长悠远。

然而王处直墓室壁画与石雕艺术的价值与意义，绝不仅仅限于传承唐风遗韵，其最突出的亮点是创新，并因此开创下一个时代即宋代墓室艺术的先河。最大的创新之处就是将汉白玉浮雕像嵌入墓室四壁，并将其与壁画内容毗连，壁画之中含有雕刻，雕刻之侧关联绘画，两者互相衬托并融为一体，因此成为独特的复合型造型艺术。墓室前室的十二时辰浮雕与天象图相连，象征日月星辰与时光的流逝。后室的奉侍和散乐浮雕与花鸟树石图相衬，刻意表现奢华惬意的日常生活。而奉侍与散乐群像，由于浮雕艺术的自身特点，使得侍女与乐女的形象远较壁画更显得立体感突出，栩栩如生恰似身临其境。这种新颖的墓室艺术形式，显然与曲阳一带丰富的大理石资源和悠久的石雕艺术传统相关，应是石雕之乡的传统艺术氛围，酝酿滋生了将石雕与绘画融合为一体的复合艺术新形式。

王处直墓的石雕具有两个鲜明的艺术特色：即浮雕群像和着色彩绘。奉侍和散乐石雕均属于高浮雕群像，其整体设计犹如一幅绘画，需要总体构图与层次配合，而将浮雕技法用于表现人物逼真形象并酷似于绘画，确属于一种精妙高超的艺术创造。在雕刻完工后，汉白玉浮雕又着色加饰了彩绘，使得雕像既完全类似绘画，但又优于绘画而具有凸显的立体感。这种彩绘浮雕人像，正是宋代流行的彩绘砖雕人物的先声。因此，以彩绘散乐浮雕为代表的五代王处直墓室艺术，既上承大唐遗韵，又下启大宋先声，当之无愧是古代绘画与雕刻艺术的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