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党史研究专家李海文披露1976年京西宾馆的一场交锋

原标题：著名党史研究专家李海文披露1976年京西宾馆的一场交锋

撰文：李海文（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1976年7月5日, 全国各地出席全国计划座谈会的代表云集北京京西宾馆。这个会议是5月31日政治局讨论决定，经毛泽东批准召开的。毛泽东批准会议日程是两项：一是批判条条专政，二是调整下半年计划。会议前期，因毛泽东病危，华国锋政务繁忙，没有时间过问会议的情况。

一、会前王洪文积极准备，向上海布置任务

王洪文是中央副主席、军委常委。张春桥是中央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常委，但是他从来不到国务院工作。江青是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给她的任务是“研究国内外动态”。但是，用她的话说对任何工作要“保留批评权”。姚文元掌控舆论。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有的是时间策划于密室，布置写文章，在全国各地指挥造反派制造事端。“四人帮”要篡夺最高权力，这是他们一贯的方针。周恩来逝世，毛泽东病重后，他们认为时机已到，要在全国计划座谈会付之实施，借着批判条条专政，将矛头指向国务院，指向华国锋。

这年3月13日在政治局会上，“四人帮”批评外贸工作是卖国主义后，为了进一步整理材料，王洪文专门请两个记者吃饭，交待意图，要他们写一篇文章。经过两个多月文章写出来，发表在《人民日报》的《财政部汇编》，题目是《外贸部推行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些情况》。文章诬蔑外贸部推行“卖国投降路线”“出卖国家资源”“崇洋媚外”“丧权辱国”，给外贸部列了几大罪行。王洪文在上面批了很长一段话，指定印发给参加计划座谈会的同志，但是，王洪文既不准印发自己的批语，也不许印上文章的作者，更不准说明来历。会务组的同志们知道这是王洪文组织的文章，气愤地说：做贼心虚，藏头藏尾！

6月中旬，王洪文收到一封群众来信，来信攻击王震是邓小平的吹鼓手。王洪文马上将信批转给王震，向王震施加压力。

另一方面，王洪文知道只有抬出毛主席来才能压住国务院。六七月间，他给毛泽东写信：认为批邓运动情况分三种，其中一种搞得好的，一种比较一般，还有一种问题比较多的。“这后面两种，占全国多数，都需要解决领导班子问题，特别是第三种不解决不行。”特别点明“国务院有些部，军委有些部门，也是这样。解决的办法要像有的部已经做的那样把主要领导干部换掉”。一旦毛泽东批示同意，他马上可以动手，撤掉大批领导同志，换上上海准备的干部。但是，毛泽东没有理他。

为了准备全国计划座谈会的阴谋行动，会前王洪文和上海电话不断。王洪文一竿子插到底，直接和上海市委常委黄涛通电话，对黄涛说：主席关于社教批示5 下来后，那些大官们这几天惶惶然。政治局最近开会涉及外贸问题，要黄搜集这方面的材料。黄接到指令，马上要上海工交各组准备材料，召集一部分局、公司开了几个会，搜集国务院各部的资料。根据马天水的意见，黄涛向大家交底：“这次放炮，不能万炮齐发，还要做工作。”“有些部政治倾向还可以，要争取他们，矛头主要对国家计委，还有外贸部、交通部等。” 最后形成针对十二个部委的资料共二十份，三万五千多字，诬陷这些部委搞“条条专政”“复辟倒退”“卖国投降”等等。

在王洪文、张春桥的督促下，从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组织班子翻印46种材料700万份，广为散发。其中被指名诬陷的有15名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和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30名国务院部委负责人和外省、市领导人。

临离开上海的前一天晚上，马天水不放心，特别将市委常委、工交组负责人黄涛找来问：“都准备好了吧？”黄涛答：“做了一些准备。”

马天水刚到北京京西宾馆，就找辽宁省委书记杨春甫问：“都准备好了吧？”杨答：“做了一些准备。”

按照“四人帮”和毛远新的部署，杨春甫一到京西宾馆就和黄涛串连。毛远新树的白卷先生张铁生这时已当了辽宁省的负责人，也参加了会。吉林省的人一下飞机就找辽宁的人串连。张铁生在会下和东北组的一些人开会分析形势，认为华国锋不可靠，研究对策。派人给毛远新送信，要毛远新提防华国锋。进行非组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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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5月27日华国锋（左一）陪毛泽东会见布托，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二、王洪文四次到京西宾馆，上海首先发难，辽宁呼应

7月6日，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京西宾馆开幕。首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讲话。按照毛主席批准的日程：一是批判条条专政，二是调整下半年计划。先用两三天的时间批判条条专政，几个部负责同志大会发言。然后转入讨论调整下半年计划。准备用较长时间讨论调整下半年计划。他讲话到三分之一时，因朱德委员长逝世，政治局的成员都退场，去办后事。

王洪文虽是党中央副主席，但是在国务院没有任何职务，会议期间，他非常积极，四次到京西宾馆找人谈话。

会议开幕后，王洪文到京西宾馆来找黄涛了解情况。黄涛说：“谷牧同志的开场讲话，自我批评轻描淡写，是一篇官样文章，几个部的发言也很不像样。”

王洪文说：“好不了，一批邓，就批到他们头上去了。”“洋奴哲学，崇洋迷外要狠批，假洋鬼子要狠整。”

黄说：“大批判再闹它两三天，就要转入讨论下半年生产计划调整。”

王洪文说：“可以考虑多搞几天，批深批透，不要急，先把这个会开好。”

在他的指使下，黄涛经过几日准备，7月13日，首先在华东组发难。他说：“当前，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深入批，同邓小平对着干。但是，他们担心上边有些人"批归批，干归干，还是照老样子干"。”他明明知道邓小平没有参加1975年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却说：“去年的经济工作"务虚会"，在邓小平的指挥棒下，究竟务的是什么"虚"？务的是哪个阶级的"虚"？搞的是哪个阶级的政治？名曰规划国民经济，实为策划右倾翻案。有的同志，同邓小平那一套货色，岂止是共鸣？分明是合唱了！经济领域里右倾翻案风的风源，盖出于此吧？！” 他说：“联系到去年的全国计划会议，就很值得我们想一想：那次会依据是一个什么指导思想？打的什么算盘？要把经济工作引导到什么地方去？”“条条专政就是邓小平为头子的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他们要专中央的政，专地方的政。”

黄涛认为经济领域里右倾翻案风的风源，不仅是邓小平，还有国务院务虚会。把矛头直接指向主持务虚会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华国锋等同志。

17日，黄涛发言经过本人审定，作为《会议简报》增刊5发出。

上海放了头炮，改变了会议原定计划，不能进入讨论调整下半年计划。辽宁不甘人后，经过一个星期的准备，7月19日辽宁省委书记杨春甫在东北组会上，做了长达3个小时的发言。他说：“国家机关的领导权，是不是都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啊？我看不是。务虚会是资本主义泛滥，计划会议是掩护邓小平退却。国务院的务虚会，务了什么虚？在邓小平路线下，能务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虚吗？我认为，是资本主义泛滥。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总得对大家有个交代吧！” “计划会议是邓小平大刮右倾风，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搞复辟的高峰。”“计划会议那一套灌下去，还乡团就都回来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文教战线盘根错节，顷刻瓦解。但经济战线根深蒂固。”“会议不是揭露邓小平错误，而是千方百计地掩护邓小平打退却战，计划会议后期为什么对任丘石油那么大的兴趣？是不是搞大进大出？石油出了缺口，拿这个来给邓小平打掩护。”他含沙射影地说：“国家机关的领导大权掌握在走资派手里，我们不放心。现在邓小平下台了，我们考虑，会不会有人给邓小平翻案？吹捧邓小平，跟着他闹腾的大多数是有权的，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人思想并不通，看形势不利，不轻易讲话，一慢二看三通过，当不倒翁。阶级斗争复杂，就在这里。” 扬言：“邓小平一倒了，还有大平、邓二平。”“走资派就要在我们这些人中间找。”质问：“为什么把毛主席关于社教的批示扣压了十年？《论十大关系》修改稿为什么不拿出来？” “为什么让邓小平在周恩来的追悼会上念悼词？我们不能不怀疑，是不是受邓小平影响的人搞的？”

杨春甫的发言更进一步提出：“国家机关的领导权，是不是都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手里啊？我看不是。务虚会是资本主义泛滥，计划会议是掩护邓小平退却。”

杨春甫的发言20日作为《会议简报》增刊9下发。他的发言不是偶然的，早在1976年3月30日，杨春甫便在辽宁市地盟会议上发言批判邓小平的唯生产力论。

在王洪文指挥下，黄涛、杨春甫，一南一北，一唱一和，攻击1975年国务院务虚会和全国计划会议，把这两个会议说成是“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复辟的高潮”，扬言不揭开这两个会议的盖子不散会。攻击国家机关的领导权并不掌握在真正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就是妄图把华国锋等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都打成走资派。他们还煽动一些省市和部门的同志攻击国务院领导同志，并且在会上一再点计委和有些部门的名，施加压力，让他们起来揭发国务院内幕，说什么：“计委领导不行了，你们是好的，靠你们了。”由于他们的破坏，会期一拖再拖，无法安排讨论下半年生产计划。

会上、会下配合得非常密切。王洪文一伙策划于密室之内，黄、杨开炮于会上。就在辽宁发言的当天（20日）下午2时15分，王洪文第三次到京西宾馆黄涛的房间，将上海小组和杨春甫等辽宁小组成员找来，高兴地说：“辽宁小组的发言看到了，批得很好，问题提得很尖锐，批判就要直捅，不要不痛不痒的，怕什么！”“国务院务虚会的问题很值得研究，看务的什么虚，"二十条""十八条"，同一个时间各部门都搞这种东西，搞"管、卡、 压"。这些问题你们可以同杨春甫再研究一下。”

黄涛说：“刮右倾翻案风同国务院务虚会有很大关系，批条条专政这个问题要点出来。”

王说：“你们点就点，我不管。”

杨春甫、黄涛汇报时，王洪文说：“有些人通了，有些人不通，有些人半通半不通，也有假通的。要斗，不斗就不能胜利，在这可以斗，回去还可以斗。实践证明，不斗不行。不斗，修正主义老爷就拆你的台。”“上边出了问题，不同于一个工厂、一个基层单位，一出问题就是全国性的。” 谈了一个小时。

送走王洪文后，黄涛、杨春甫等人一起商量追风源，批“邓小平为头子的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把矛头指向华国锋、李先念等中央政治局领导、国务院的副总理。

当晚杨春甫给毛远新写信汇报王洪文的讲话内容。随后，王洪文第四次到京西宾馆看黄涛，黄说：“当我正发言时，谷牧同志也进来参加听了，是面对面的，我在会上发言的简报看到了吗？”

王说“已经送上来了”。

“怎么样，有什么意见？”

王笑笑说：“我不发表意见。”王的态度完全肯定、支持、赞赏，黄心领神会。

三、7月24日谷牧向华国锋汇报

谷牧知道黄涛以紧跟“四人帮”著称，比较注意他的动向。谷牧回忆：

他想的做的同我们南辕北辙，原在意料之中，我比较注意观察他在会上的动向。但是，他竟然借这个讨论经济计划工作会议提出所谓“追风源”，向国务院发动进攻，搅得乱糟糟，却是没有预计到的。我听说黄涛要在华东大组会发言，就专门去听。黄涛见到我说：“我就想说给你听！”他摆开了“教师爷”的架势，用“大批判”的腔调，放了一通。

谷牧看得很清楚，黄涛对“风源”穷追不舍，就是要把华国锋总理，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国务院副总理统统打倒，搞乱国务院、夺国务院的大权，实现他们1974年流产的“组阁”计划。这时在会上有个别人站不直了，说《工业二十条》是怎么炮制的，要站出来说明情况。

7月24日当晚，26谷牧给华国锋打电话，说有要事汇报。

华国锋正在游泳池值班，他知道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谷牧为人谨慎，说有要事汇报，必然紧急、重要，立即请他到游泳池来谈。

谷牧带来两份会议简报《增刊5》《增刊9》给华国锋看。

华国锋打开，一个是上海的黄涛的发言，另一份是辽宁的杨春甫的发言。

谷牧告诉华国锋：王洪文常到京西宾馆。

1999年左右笔者在华国锋家采访时，华国锋回忆：事情很明显，这两个人一唱一和，配合默契。这背后必然有人指挥，必有阴谋。上海的发言肯定是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让干的。辽宁的发言和毛远新有关系。这是“四人帮”和毛远新串通一气的证据。他们打倒邓小平还不够，再把国务院的领导都打倒，秩序更加混乱，生产更加下降，国民经济更加困难，要到崩溃的边缘，一切都不可收拾。他们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对着国务院的领导同志，是对着我和李先念等一批同志来的。将这些同志都打倒后，他们就扫清了篡夺最高权力的障碍。我认为，绝不能让“四人帮”的阴谋得逞。毛主席病重，不能再用这些事来影响他老人家的治疗。我一定要顶回去。他对谷牧说：“不能出，顶住！我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讨论，我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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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李海文（右）、严晓江夫妇与华国锋在华寓合影

四、华国锋在政治局发火，张春桥、王洪文退让

7月24日， 27华国锋马上让秘书通知召开政治局会议，因为主席病重，正在值班，不能远走，会议就在游泳池的北面紫光阁召开。很快人就到齐了，李先念、纪登奎等同志来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也来了。

姚文元问：“去年国务院务虚会究竟是怎么回事，谁能说说清楚。”

谷牧说：“务虚会从6月16日到8月11日开过13次，讨论如何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会议由李先念、华国锋同志主持，实际工作是我做的，因而我到会次数最多，每次会议都有记录。”并强调说，副总理中唯有邓小平同志一次也没参加。姚文元一听邓小平没有参加过，不作声了。

华国锋回忆：谷牧汇报到上海、辽宁的发言内容时，张春桥插话说：“有意见让人家讲嘛，要允许人家讲话嘛。不然的话，欠了债。”

华国锋等谷牧汇报完后，拿起登有上海、辽宁发言的两份简报，目光犀利地巡视一下会场，最后将目光落在张春桥的身上，声音不高，十分严厉，一字一句地说：“黄涛、杨春甫这样讲，事情就难办了。他们查风源，这不是查先念和我吗？这是什么意思？！矛头指向谁呀？！”

“四人帮”在政治局占不了上风，他们是少数。张春桥第一次见华国锋发火了，马上慌了，赶快打圆场，连说：“不要计较这些，不要计较这些。”

华国锋斩钉截铁，不容置疑：“这两份简报扣下了，不准下发。会议仍按原计划进行，谁也不准追查国务院务虚会的问题。”他的提议得到政治局众多人的同意，决定会议仍按原计划进行，谁也不准追查国务院务虚会的问题。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也同意简报不要出了。

张春桥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害怕华国锋报告毛泽东，引起毛泽东的批评，对他更加不利。另外，他没有见过这个阵势。以前在政治局开会，他只害怕周恩来总理，也最恨周总理，经常背后出坏主意，但是也不敢当面顶撞。张春桥是个志大而智小，色厉内荏的家伙。没有想到华国锋态度如此坚决、严厉。华国锋一硬，他就向后缩。会后，他急忙与王洪文商议，将黄涛第二次发言的简报改了两处。在政治局听取会议情况汇报的第二天，王洪文亲自给上海组打电话来说：“那个发言要印发，但是有两处要修改。”黄涛不明究里，没有想到王洪文的态度会发生180度转变，怕传达错了，打电话问王：“怎么改法？”王洪文说：“一处是关于"风源"问题，我同张春桥商量过了，那样的提法也不大确切，关于务虚会那一段还是都拉掉，这个问题还是让别人去讲，让辽宁他们去讲。关于"以邓小平为头子的少数人"的提法也要改，这样打击面太大，不利。”

计划座谈会开始讨论调整下半年计划。因为上海、辽宁知道政治局的决定后，没有敢再有其他的小动作。会议进展顺利。

当时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冲击下，交通堵塞，工业生产不正常，欠产严重，财政减收，原定的1976年经济计划已不可能完成。国家计委提出钢产量减少200万吨，基本建设拨款减少20亿元，为了缓和市场供应紧张状况，从外贸库存中再拿出20亿元的商品投放市场，由于外汇紧张，进口计划压缩5亿美元，社会集团购买力压缩10%—20%，原定调整工资推迟到下一年实行。31从1958年来全国基本没有调过工资。1966年各省已做好准备调工资，就差发钱了，这时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又停止了。很多人由20多岁的小伙子，由单身汉成了养家糊口的中年人，仍拿着几十元的工资。1975年整顿一有成效，大家马上想着调工资。可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后，生产受到冲击，这个工作只好停止。说是推迟到明年进行，如明年的状况不能有根本的改变，也是难以兑现。除了“四人帮”及其爪牙外，大家对国民经济的前景忧心忡忡。

6月25日，谷牧在计划座谈会传达了政治局会议决定。黄涛马上向王洪文、张春桥汇报。王洪文、张春桥也无可奈何，只能听任会议按照华国锋的部署进行。

五、华国锋做总结，王震等高级干部说：华国锋很沉稳

7月28日发生唐山地震，7月31日晚会议草草结束。7月30日晚32华国锋、王洪文出席闭幕会。张春桥有意缺席。

华国锋做大会总结，讲话内容主要是四点：

（1）重申中央四、五号文件，不要层层揪邓小平代理人；（2）有人批条条专政，应该条块结合，以块为主；（3）国内要注意生产，按主席过去方针抓革命，促生产，争取今年超过去年。传达了主席的指示：生产关系搞不好，就会破坏生产力。

姚文元赶快插话：毛主席是指铁路上说的。

华国锋不理他，仍然强调：计划要改，有把握的看准了，成熟一个改一个。

华国锋在会上传达了毛主席指示：“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照过去方针办。”王洪文插话：还有“你办事，我放心。”对“照过去方针办”，有的人记录准确，有的记录为“按既定方针办”。

王洪文在会上讲：开炮的是我。下级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会议结束，中央领导人和代表照相时，王洪文大声地对代表说：“有的同志在这次会上开了一炮，开得好！” 他仍然支持黄涛、杨春甫的发言。

华国锋的总结传达下去，王震说：“华国锋很沉稳，计划会议总结得很好。主席这一招高明。不过华总理还要依靠我们保守派。列宁有篇文章《大难临头出路何在？》，现在已有了答案。”

一机部部长周子健对熊向晖说：“华国锋比较稳，计划会议总结很好。计划要改，有把握的，看准的、成熟一个改一个。批条条专政，只批拿不出办法，华国锋拿出办法，提出条块结合。张春桥没有参加。华国锋做第一副主席对了，相信毛主席革命路线会胜利的。”

高级干部通过华国锋独立处理的一件件工作来认识、了解他，增强了与“四人帮”斗争的信心。这种信心就是号召力，凝聚力，为粉碎“四人帮”做了准备。

谷牧过了30多年这样评价这次会议：“这次会议是邓小平同志再次被批判后，得到毛主席信任和一批老同志暗中支持的华国锋同志领导的国务院的班子与"四人帮"在经济战线的代表人物的一次较量。在当时，较量双方谁也无法取得优势（虽然我们阵营中有人动摇了），地震只是提供了一个大家下台的台阶而已。”

从他这段话中透露了两个信息：一是这场较量打了一个平手。二是我们阵营中有人动摇了。可以看出与“四人帮”的斗争是非常艰巨而激烈。形势之复杂、变化之云谲波诡的程度超过局外人的想象。

原文载于《世纪》杂志2019年第2期，特约编辑：殷之俊，责任编辑：周峥嵘，新媒体实习编辑：钟凯月。本文为《世纪》杂志，如需转载，请联系邮箱reflections@thepaper.cn告知，侵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