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女教师假扮妻子掩护周恩来留港养病

原标题：揭秘：女教师假扮妻子 掩护周恩来留港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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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广东云浮市已故女教师范桂霞曾扮成周恩来的夫人，掩护周恩来留港养病，留下一段感人的故事。

一

南昌起义失败后，在随军南下的过程中，周恩来患上了恶性疟疾，在中共潮汕特委委员、汕头地委书记杨石魂的掩护下，与聂荣臻等乘一叶小舟，在海上漂流了几天几夜，来到了广东省委在香港的一处联络点。

对于周恩来的这一段经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出版的《周恩来传》第一卷第193页记载说：“周恩来到香港时，病势仍很严重。他患的是恶性疟疾，持续发高烧，处于半昏迷状态。杨石魂把他背到九龙油麻地广东道的一处住所住下，对外说是姓李的商人。广东省委派一个受过护士训练的同志来照顾他，请了医生来诊治。”

这位“受过护士训练的同志”是谁呢？她就是范桂霞，她以“夫人”的名义作掩护，照顾重病的周恩来，直到他痊愈离开香港。

范桂霞，1905年生于广东省佛冈县烟岭楼下村的一户医生家庭，是中山大学附属师范的学生，曾当过纺织女工，是广州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在党的教育下，20岁出头的范桂霞参加了广东新学生社、广东妇女解放协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共党员。1927年广州“四一五”政变后，由于叛徒的出卖，军警在夜里包围了范家，先抓住了楼下的二妹范桂笺。范桂霞从楼顶阳台爬了出去，躲到邻居家楼顶烟囱的后边，因为天黑，军警们没发现她。范桂霞当医生的父亲范信一被军警打昏在地，吐了一地的血，也没有说出桂霞藏身处。直到凌晨3点多，军警们还找不到范桂霞，而范信一早已被打得奄奄一息。军警们无奈，这才押着范桂笺扬长而去。

范桂霞见军警们走了，才悄悄从楼顶爬下来，尚未咽气的父亲对她唯一说的话就是：“霞姑，你快跑!他们还会来抓你的。”不一会儿，父亲就含恨离世。范桂霞眼含热泪，她不敢在家料理父亲的丧事，逃到广州河南的宝岗，躲到与她相识的一名女工家。在这位女工的帮助下，范桂霞买了一张船票跑到澳门，从澳门再辗转到香港，在那里终于找到了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经过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秘书处秘书长沈宝同的批准，范桂霞留在省委秘书处工作，负责抄写文件与交通联络工作，她曾联络过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瞿秋白、董必武、林伯渠等中共高层领导人，而且都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工作干得非常出色。

二

有一天，沈宝同向范桂霞交代了一项重要任务，他说：中央有一位首长要在香港看病，党组织决定由你单独担任护理工作，对外伪装成李少奶奶，做他的假妻子。

范桂霞才22岁，尚未结婚，听及此言，不免羞红了脸，但想到这是党交给的重要任务，她二话不说，就答应下来。她随广东省委总务处的一位同志来到油麻地广东道预先租好的房子，把室内收拾一新，又请来一个厨工，烧茶做饭。

范桂霞虽然不知道来的“客人”是谁，但判断一定是一位大首长，这使她心里多少有点紧张。因为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稍有点滴疏忽，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给革命事业造成重大的损失。她就在这样忐忑不安中等待着“客人”的到来。

一天黄昏，门外响起了汽车喇叭声。范桂霞开门一看，汕头地委书记杨石魂从车上下来。只见他转身轻轻从车上背下一位重病号。范桂霞看到那个病号穿着长袍马褂，头戴绒毡帽，还戴着一副黑眼镜，脸色焦黄，面容消瘦，正在发高烧，昏迷不醒。杨石魂把病人背到屋里并轻轻放到床上，随车一起来的医生吩咐范桂霞每小时给病人探热一次并登记好。范桂霞从小受行医的父亲言传身教，懂得一些医疗护理知识。当范桂霞走到病床前仔细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这不是大家敬仰的周恩来吗？周恩来担任过两广区委书记、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那时范桂霞在区委机关曾听过周恩来做的形势报告，周恩来的潇洒风度，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连三天三夜，范桂霞遵医生所嘱，每隔一小时就用手触摸周恩来的额头，记录下自己的感觉：烫、热还是正常。有时用汤匙给周恩来喂点温开水。在那三天三夜里，范桂霞顾不上自己吃饭和睡觉，一直守护在周恩来病床边。终于，周恩来慢慢地醒了过来。

当范桂霞见到周恩来睁开双眼时，高兴得流下了眼泪。周恩来苏醒过来，立即警觉地问：“这里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香港的油麻地。”范桂霞轻声回答。

“你叫什么名字？是谁派你来的？”

“我叫范桂霞，是广东省委秘书处秘书长沈宝同派来的。还有杨石魂也在这儿。”

“噢，沈宝同，我知道。”周恩来这才知道自己已经平安脱险，不再追问。这时，在隔壁的杨石魂闻声跑过来，兴奋地一下扑到床边，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大声呼唤：“大哥，你醒来了!”周恩来见到杨石魂，脸上也露出了笑容。杨石魂转而又拉住范桂霞，高兴得手舞足蹈。

周恩来知道自己昏迷了几天几夜，范桂霞、杨石魂为了照顾自己，肯定累得吃不饱、睡不好，就心疼地对他俩说：“我已醒了，你们去休息吧。”

见到周恩来醒来，范桂霞疲劳全无，她赶紧到厨房，忙着给周恩来炖鸡汤，炖好后端来喂周恩来喝。周恩来坚持不肯让范桂霞喂他，杨石魂、范桂霞只好扶起周恩来，让他斜靠着床头慢慢喝。

当周恩来看到碗里的鸡肉时，皱起了眉头，说：“反动派大屠杀，给我们党造成重大损失，组织上经费非常困难，你们却给我炖鸡吃，我怎么吃得下!”范桂霞理直气壮地安慰他说：“你是重病号，党组织决定要你补充营养，尽快恢复健康。我们党需要你，革命的许多大事等着你去做。我是党组织派来的特别护士。在这里，你就得听我安排。”

周恩来没想到这么一个小姑娘，竟能说出这么入情入理、让他无法反驳的话，只好无可奈何地说：“好，好。这次我服从你，可以后不能再炖鸡了，要注意节约每一分钱才好啊!”

三

过了一个星期，在范桂霞的精心护理照料下，周恩来身体恢复得很快，能下床走动了。他大病初愈，组织上不准他外出工作，只能每天在室内活动，阅读由范桂霞给他带回来的报纸、文件，在看文件看报纸之余也常和范桂霞聊聊天。

一天，周恩来问范桂霞：“你认识邓颖超吗？”

“我当然认识邓姐姐啊。我在广州妇女解放协会工作时就认识她了。”范桂霞回答。“你知道她现在在哪儿吗？”久病初愈，周恩来显然十分想念妻子。

“在上海吧。许多人都这样说。”范桂霞很理解周恩来此时的心情，就安慰他说，“你不用担心她，好好养病。”

“你的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周恩来转而问及范桂霞的家庭情况。于是，范桂霞就把自己父亲被害、妹妹被捕等情况如实地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心情沉重地说：“干革命是要有牺牲的。我们一定要坚强地活下来，坚决地和敌人斗争到底，才有革命胜利的一天。”

范桂霞一边听一边点头，她还告诉周恩来说：组织上让她来做护工，在家时称您周主任；出门后称您李先生，她自己则是“李太太”。周恩来说，一个献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人一定要懂得怎样生活，怎样斗争，如何对付敌人和对待朋友。这些都要每时每刻挂在心中，绝不能有丝毫含糊。最后，周恩来还问范桂霞有没有中意的男朋友。范桂霞坦诚地告诉周恩来，她的男朋友叫潘耀芳，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也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潘耀芳参加过广州平定商团叛乱和东征讨伐陈炯明的战斗，北伐归来后，广东区委派他到广宁训练农军。“四一五”政变后，这对恋人互相间就失去了联系。

周恩来安慰她：“只要他爱你，他以后就一定会回来找你；如果他不来找你了，你也就不必再爱他了。”

周恩来分析得很对。1928年年初，潘耀芳(时已改名潘公明)终于潜回广州，一直找到在香港的广东省委，终于和范桂霞相会了。

范桂霞在护理周恩来的日子里，周恩来还教她学抽烟、跳舞、喝酒和打麻将，因为这些都是做一个富商的太太必须会的，否则就无法成功扮演一个“阔少奶奶”。同时，周恩来还严肃地对范桂霞指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是决不应该沾染这些不好的习惯和嗜好的，但是，革命斗争的形势迫使我们转入地下，我们就必须多长个心眼，让自己的言行符合自己的“身份”。这是新形势下的斗争手段，而不是为了消遣和享受。只有你什么都懂都会了，敌人来搜查或是遇到意外情况时，我们才能从容应对、镇定自若而不出差错。

四

大约又过了10多天，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研究广州起义的会议，会议地点在香港岛半山的坚道，离周恩来住的广东道比较远，路也不是太好走。范桂霞和杨石魂商量要给周恩来雇一辆小车去，但周恩来怕破费，坚决不同意，一定要步行去参加会议。考虑到他大病初愈，而且一个“富商”也不应该独自外出，就让范桂霞陪他一起去。

那是范桂霞第一次以“李太太”的身份与“李先生”一起外出。只见“李先生”穿上绸马褂，戴上一只金光闪闪的手表，俨然一位富商大户；范桂霞穿上时髦的连衣裙，足蹬高跟鞋，涂脂抹粉，香气四溢，是一位活脱脱的富家“少奶奶”。他俩乘渡船过海，范桂霞一直搀扶着周恩来。下船后，两人沿着斜坡走去坚道。

周恩来身体还很虚弱，走上坡路十分吃力、费劲。一段路走下来后就大口喘气、脚下飘忽，几乎支持不住，但他还是坚持一步一步向上攀登。范桂霞先是搭着周恩来的胳膊，后来见他豆粒大的汗珠从脸上往下滚，就劝他说：“先生，我们叫辆车吧？”周恩来摇摇头，回答说：“不要紧，我还能坚持。”又走了一段路之后，范桂霞几乎可以听到周恩来呯呯的心跳声。直到真的走不动了，周恩来这才对范桂霞说：“太太，我们歇会儿再走吧。”因为他们穿着华贵，不能随意坐到地上小憩，周恩来就扶着范桂霞的肩膀，站在路边休息。一会儿见到有人来了，他又坚持着走，终于走到了会场。就这样，一连多天，这对“夫妻”都是走着、攀爬着从广东道到坚道去开会。

每次到会场后，周恩来进去开会，范桂霞就留在休息室里等候。在休息室的还有沈宝同的妻子龙锦雯、彭湃的妻子许玉庆等女同志。大家在一起高兴地谈国事、讲形势，偶尔得知一些关于革命起义、革命胜利的消息，都兴奋得不得了。当有人说到革命遇到挫折或某个战友牺牲等事情后，她们的心情又都格外沉重。

又过了大约一个多月后，周恩来已基本恢复健康并接到组织上的通知，马上去上海参加党中央的扩大会议。范桂霞和杨石魂依依不舍地将他送到码头上船。临别时，周恩来伸出温暖有力的大手，握着范桂霞和杨石魂的手，连声说：“这些天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了。”并叮嘱他们：“你们要坚持斗争，迎接胜利。胜利一定会到来!”

轮船在长长的汽笛声中，徐徐地离开了码头，周恩来精神饱满地踏上了新的征程。范桂霞、杨石魂站在码头上，目送着周恩来乘坐的轮船渐渐远去，直到在他们的视野中完全消失。

周恩来到上海后，见到了日夜思念的邓颖超。他告诉邓颖超，在汕头时，他身边没有了部队，自己偏又患上了恶性疟疾，幸亏范桂霞、杨石魂他们护理、照料了一个多月，自己才得以康复。周恩来还问邓颖超记不记得当年在广东区委妇委工作过的范桂霞，只比范桂霞大一岁的邓颖超说：“小范啊，当然记得。她和陈铁军在中山大学是同学，当时常找我。这回多亏了她照顾你，但愿将来能见到她。我一定要好好谢谢她。”

五

直到26年后的1953年，范桂霞才再次见到周恩来。这年8月，她去北京看望儿子和儿媳妇。周恩来得知后，以夫人邓颖超的名义约范桂霞于1953年8月22日下午到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家里做客。见面后，周恩来、邓颖超同她亲切握手，留她吃晚饭。这顿晚饭很朴素，只有一碗烧豆腐、一盘北京烤鸭、一碟青菜炒肉片和一钵鸡汤。周恩来一再为范桂霞夹菜，还劝她多吃点北京烤鸭；邓颖超竟然还能用广州方言与她交谈。餐桌上其乐融融。当周恩来问起范桂霞1927年在香港分别后的情况时，范桂霞告诉周恩来，1928年2月经组织批准，她与潘耀芳结婚。婚后，潘耀芳在广东的广宁、怀集、四会等县以及江西一带组织农军，她仍做妇运、工运等工作。后来，斗争越来越残酷，党组织一再遭到敌人破坏。组织关系只好被迫转为地下单线联系。到1930年以后，她的单线联系人不知是牺牲了还是其他原因，再也没有消息了。于是，夫妇俩的组织关系都中断了。到1931年，她在自己可能的范围内找遍了人也无结果，只好回到云浮县潘耀芳的老家教书，就这样一直教到现在。

周恩来告诉她，那时南方的党组织被破坏得很厉害，革命的种子也几乎绝了，你找不到组织并不奇怪。

这次在周恩来家的会面，从下午17点一直到晚上20点。周恩来一再鼓励范桂霞，要热爱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教育下一代的工作很重要，因为希望在青年人身上。

临别时，周恩来还派人为范桂霞买了一张北京到广州的火车票，又用自己的专车将她送至火车站，还欢迎她有空再来北京，再到他家中做客。

“文化大革命”中，范桂霞被诬为“叛党分子”，遭到批斗、抄家，受到种种非人折磨。她写了许多申诉材料，都石沉大海，杳无音讯。直到1973年，她在许多好心朋友的鼓励劝说下，前往北京去找周恩来。当时，周恩来不仅日理万机，而且重病缠身。范桂霞到了北京，听说了周恩来的情况，就不忍心去打扰他，可又不甘心自己作为“阶级敌人”活下去。思量再三，她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贴上了一张4分钱的邮票，投进邮筒，信中只是问候周恩来，没有提到自己遭遇的事。谁知周恩来十分重视，派两位工作人员找到她的住处。当得知她的悲惨遭遇和目前所处的险恶环境时，周恩来立即指示有关部门给她平反。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广东省委为她彻底平反，并复了公职。

说来凑巧，1984年的8月22日，也就是31年前的同一天，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家中又一次接见了范桂霞，和她合影留念，还送给她一只新颖精制的手袋，从而兑现了当年“要好好谢谢小范”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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