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定居文明，始于商周之变

原标题：华夏定居文明，始于商周之变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文扬】

上一篇写道，大规模定居文明的出现推动了早期中华文明的“一体化”进程。地处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华夏作为定居文明的中心，经受住了周边蛮夷戎狄游团的冲击，并没有像同时期其他文明中心那样，呈现为脆弱孤立的定居文明不断毁于蛮族入侵和迁徙浪潮的破碎历史，而是合成了一种特殊的历史——在同一个“天下”秩序之内华夷各族激烈竞争、共存共生的连续历史。这使得中华文明在诞生之后的第一阶段就具有了连续性和一体化特性，而且进一步推动了此后这一独特文明朝向大一统国家的演化。

第一次大一统，是在周朝初期实现的，周之前的夏（约前2070年-约前1600年）和商（约前1600年-前1046年），绵延约1000年。夏朝是否存在的考古证据还在争论之中，而关于商朝，由于有陶文、玉石文、金文特别是甲骨文多种文字资料提供证据，被确定为信史。

商朝向周朝的过渡，从大历史尺度上看，内含连续的历史逻辑。李零教授在《我们的中国》一书中说：

苏秉琦教授讲区系类型，分六大块：黄河流域三大块，长江流域三大块。这六大块，由龙山文化作总结，发展出夏商；夏商由西周大一统作总结，发展出秦汉大一统。线索非常清晰。[1]

他说的就是连续性和一体化。在地理上，商朝自汤至帝辛17代31王，虽“殷人屡迁，前八后五”，但前期迁都以今日郑州的商城遗址为中心，后期以今日安阳的殷墟为中心，都不离黄河中下游这一个后来被周成王当作“天下之中”的核心区域。从都城区域向四周伸展，较为稳定的商朝疆域，北至易水、燕山，南至淮河，东至泰山以西及鲁北，西至关中平原，渭水中下游。

图1：商朝地理范围示意图（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超出稳定疆域范围的远方，也有殷人曾经到达过的遗迹：一是长江流域，如今湖北黄陂盘龙城、江西清江县吴城村等地的商代聚落遗址，则可能是商朝不同时期的军事据点[2]。 二是渤海湾的海岸线，殷墟妇好墓中出土了6800枚贝币，还有鲸鱼的骨头，而甲骨文里也有关于贝、朋、珏的记载，说明殷人已经有了海洋活动。

虽然这一广阔空间并不是现代意义的国家疆土，只是巨大部落联盟的一个分布范围，但由于都城的存在，已有“王畿”、“四土”和“多方”的划分。畿是商王直接管辖之地，甲骨文里称为中商、大邑商或天邑商；四土，即商朝的诸侯，是商向四方移民和扩张的区域。四土之外是多方，是其他各部族分布的地方。

夏朝的部族称“氏”，如有扈氏、有男氏、褒氏、费氏等，而商朝的部族称“方”，如子方、土方、鬼方等，标志着政体从血缘本位向地缘本位的演进。可以说，从商朝的地缘格局中，已经能看出未来大一统国家的雏形了。

对比地看，首先，游牧-游猎的部落不会营建城市，正如当年李斯直谏秦王曰“夫匈奴无城郭之居”，所以，城市特别是“王畿”的出现，是定居文明的典型特征。再者，在定居文明的早期，很多国家也只限于一个城市，城即国，国即城，古代东地中海地区很多国家，包括古希腊时期的国家，都是如此。最后，只有那些能够将王权的力量从城市中伸展到外面的“四土”，又通过“四土”进一步控制更远的“多方”的王朝，才有希望建立大一统的王国，乃至庞大的帝国。

汉字的“國”很说明问题。《说文》云：“或，邦也，从口，戈以守其一。一，地也。”“國，邦也，从口从或。”就是说：古代文字中，“或”就代表邦国，如周初何尊铭文中的邦国就用“或”，其中那个小口即是城墙的意思。但如果写成“國”，则表示中心城邦“或”之外还有一圈边界，这就是超越城市国家形态的大国了。

本来，古代世界可能一直都会长期徘徊在从“或”到“国”的某个中间阶段，例如古代地中海的希腊时代和罗马时代，其实长期都只是城邦联盟类型，并未实质性地跨出从“诸或”到“一國”的那一大步。

文明发展总会在条件最好的环境中首先出现突变。果然，接下来在得天独厚的中华大地上发生的商周之变，一举改变了旧世界的国家类型，文明大踏步向前迈进。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国家的模样，蔚然生成。

周朝创立了什么？

李鸿章论晚清时局，曾有“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之叹。从晚清倒推3000年所指的时代，正是发生在公元前最后一个千纪之交的商周之变。而1917年王国维发表《殷周制度论》，以20世纪的眼光回望历史，开篇第一句就是：“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

李氏的“三千年”之论怎讲？在中国旧学士大夫们的意识里，中华始祖历经三皇五帝三王到了周朝，周公一举集古代治法之大成，所以后世皆以周公为先圣，以孔子为先师。只要自认为是正统中华的后人，则必以周人为人文先祖。

王氏的“殷周之际”之论又怎讲？他在文章中写道：

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又自其表言之，则古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无以异于后世之帝王；而自其里言之，则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摩，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3]

周人本为“大邑商”西部边陲的一个小邦国，在古公亶父率部落从“戎狄之间”的豳地返回关中岐山下之后，逐渐壮大起来，传至文王时，已“三分天下有其二”。武王联合西南众多边疆部落，起兵伐纣，一举克殷。

图2：周人迁徙示意图（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但为什么说这一次的改朝换代，不只是表面上看起来的“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而是埋伏了“万世治安之大计”在里面了呢？

这就要通过与商朝的对照来看。首先，如前所述，商朝已经有了“王畿”、“四土”和“多方”的“中心-边缘”地缘格局。周人从西方崛起，灭掉了纣王之后，立刻面对了一个兼有东西两部分的巨大疆域，如果再把周围的“九夷八蛮”都纳入进来，也就是当时的“天下”了。

一个“小邦周”，“万邦”中的一个，而且无论在文化还是在经济上都较“大邑商”要落后很多，现在因为一举夺了政权突然要面对整个“天下”，要管理包括原殷商的王畿、四土、多方以及四周蛮夷戎狄的全部“万邦”，这就是周朝开国者们要解决的头号难题。

这个难题，历史上其他开国者也都遇到过，但结果却大相径庭。最常见的一幕，是武力征服，文明倒退，重回野蛮世界，最后又在某个边疆地区涌现出新的起义者集团，进入下一轮毁灭与重建的循环。阿卡德、亚述、赫梯、巴比伦包括波斯，大抵如此。从疆域的规模上讲，与周初形势最接近的，是公元前4世纪崛起的亚历山大帝国。当时这个由西部小邦马其顿人建立的庞大帝国曾经横跨欧亚非三大陆，也可算是一个“天下”，但从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即位到他于前323年在巴比伦城暴病而亡，前后不过13年。整个过程，不过就是一支50000人左右的蛮族大军毁灭了第一波斯帝国，并在其所到之处留下一连串兵灾战火，并无进步和建设可言。最强词夺理的积极评价，不过就是说武力入侵给被征服地区带来了新的活力，促成了各文明之间的融合与交流。

但文明的发展，却不是靠野蛮来推动这一个途径。遗憾的是，无论是亚历山大，还是被他击败的大流士三世，都完全不了解700年前在东亚中原地区发生的事情。以今人的眼光回顾地看，那是文明史上一个见证奇迹的时刻。周朝的开国者从文武到周公，面对着同样的难题，却没有落入那个重回野蛮的俗套故事，他们成功发明出了一种史无前例的、跨越式的解决方案，直接将中原大地带入了一个新的文明。

70年对话5000年，我们已经看过了中华“多元一体”的文明起源，我们也见到了中华“天下型”定居文明崛起，现在终于又要目睹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将定居城市与蛮夷游团一体整合的中华“天下秩序”之诞生了！

图3：周公旦塑像（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此处还是要插一句：关于周朝创制在世界政治发展史上的重大意义，同样也不能指望在西方史学“大师”们的著作中找到任何客观的阐释。在他们中很多人的头脑中，除了希腊罗马世上再无其他古代政治史，除了亚历山大、凯撒等几个军阀全世界其他的人好像都在睡觉。而西藏高原以东的世界则仅仅因为不懂而干脆被“与世隔绝”。因此，在此要再次致敬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赵汀阳教授，他正确地将周朝的政治制度创制，定义为一个超前进行的“世界政治”实验，他写道：（周朝的天下体系）

是覆盖有限地域的“世界性”政治秩序，是世界政治的一个概念性实验，是世界历史的预告。世界至今尚未变成天下，真正的世界历史尚未开始。……除了周朝的天下体系这个特例，由自然状态发展出来的政治几乎必定是国家政治，而由国家政治派生出来的是国际政治，却无法进一步发展出世界政治。[4]

诚哉斯言。公元前1044年武王去世，成王幼小，周公摄政，《书·大传》记：“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于成王。”正是这7年，周公完成了一个世界政治史上的奇迹，不仅成功实现了周朝“以小治大”、“以一治众”的目标，而且创造性地建立起一个“世界性”政治秩序，大治天下。史记：“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

“周朝之谜”的世界史意义

这才是文明。若为亚历山大13年写传记，基本上就是战史，从汉尼拔、凯撒到拿破仑、希特勒，没什么差别，写到最后，就是盖世的英雄死去，久违的和平重现；但若要评价周公旦的7年，却大大超出了西方史学家的理解范围，就是在中国，从2000多年前的先秦诸子，直到民国时期和今天的学人，也还在不断刷新不同的理解方式。

后人将周公的基本政治策略归结为两条：“协和万邦”与“德治天下”。先说一说“协和万邦”：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视本部族为大神“帝”的后人，末世商王甚至自封为帝，如帝乙、帝辛二王，傲视其他部族，主要靠武力维持联盟的统治，很像近世的一神教帝国主义。而武王克殷，小邦周打败了大邑商，为了获得合法性，就用“天”代替了“帝”，“丕显文王受天有大令”。这个置换意义重大，使得商周之变不再是古代王朝兴亡老路的重复——新霸权取代老霸权，新帝国主义取代老帝国主义。表面上看，虽也是新王兴老王灭，但实质上，周王已不再是新“帝”，而成了“天子”。

一系列神奇的变化由此发生。“天子”受“天命”治“天下”，从此出现了“君统”，如王国维所说：“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 [5]

但如何才能将天子与诸侯的关系纳入“君统”呢？——有办法，创“嫡庶之制”，使“宗统与君统合”，立尊尊亲亲贤贤之义，于是“自国以至天下合为一家”。[6]

但又如何才能将天下的诸侯都纳入“宗统”呢？——有办法，“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实行宗法分封，武装殖民，派同姓母弟和异姓姻亲前往遥远的边疆和要冲地区建立诸侯国。

图4：西周宗法制度示意图（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历史见证，这一策略极为成功。武王封“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左传》），周公“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荀子》）钱穆先生精辟地将这一活动定义为“农民集团的武装开拓与垦殖”[7]。 武装开拓，针对的是定居的万邦，将姬姓的宗亲们分布到前殷商万邦之中，使异姓“诸夷”被同姓“诸姬”所包围。武装垦殖，针对的是游牧的部族，使定居的农耕区在各地同时扩大，造成游牧-游猎区域的蹙缩。

据史料，至迟至战国初期，各诸侯国之间留给游牧部落活动的“隙地”已接近消失，而到秦统一后，“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8]” 从此，世界上最大的“天下”型定居农耕文明和最大规模的定居农民人口，出现在中华大地上。

实际上，从此以后直到今天，这个基本现实就从来没有改变过。70年对话5000年，这一点值得特别关注。回顾商周之变以后的3000年，无论王朝如何更换、治乱如何交替、疆域如何变化、民族如何迁徙，一个世界上最大、人口最多的定居文明始终存在于中华大地上，极为明显地将自身与其他文明区别开来。

考虑到在广阔的内亚草原地区，直到近代以前还主要是四处迁徙的游牧文明；又考虑到在广阔的阿拉伯地区，历史上更多的是以长途贸易为主的“游商文明”；再考虑到西欧和北欧，被列奥波德·兰克称之为西方文明诞生的“三次深呼吸”——蛮族入侵罗马、十字军东征和大航海——也无不是以迁徙、远征、入侵和海外殖民活动为主的“游盗文明”，中华文明的定居文明本质就愈发引人注目。其文明的连续性以及文化的独特性，也莫不是由此而来。这是理解中华文明、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一个根本点。

图5：蛮族入侵罗马示意图（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由于近代之后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迅速兴起，世界上大部分游牧、游商、游盗文明也都在近500年里先后转型为以工业城市和农耕乡村为中心的定居文明，使得今天的人们容易产生严重错觉，误认为希腊罗马真的可以和周朝秦汉相比，欧洲的中世纪真的可以和隋唐两宋相比。

历史上的实际情况是：从周朝开始，到秦统一，最大规模定居文明的形成和以此为基础的大一统的实现，就使得中国超前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进入了“现代”。在近代以前的大部分历史时间里，没有其他文明可以与之相比，印度有大规模定居文明但没有实现大一统，阿拉伯世界和欧洲既没有出现大规模定居文明也没有实现大一统。而对于当今21世纪的“世界秩序”建立者们来说，“协和万邦”和“德治天下”，竟仍然是一种过高的理想。

这一点，无论是创造了“文明冲突论”的塞缪尔·亨廷顿，还是发现了秦朝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弗朗西斯·福山，也都没有完全看清。如此说来，将3000年前的商周之变和周公摄政7年的制度创造命名为世界政治史上的“周朝之谜”，广邀中外历史学家和政治学者研究破题，并不过分。

新中国70年，世界惊呼“中国奇迹”，学者聚焦“中国之谜”，好像突然发现了新大陆，其实不过是因为大多数人连3000年前的“周朝之谜”都还没解开，当然看不懂。习近平主席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从5000年历史传统中走过来的，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凭这两句话，世界各国大学就可以重新开设新课了。

至于周朝如何从“协和万邦”的“天下体系”又衍生出“德治天下”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将在下一篇系列之五“先秦诸子都在争论什么？”中加以论述。敬请关注。

注释

[1]李零《我们的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6

[2]《白寿彝史学二十讲：上古时代》

[3]王国维《殷周制度论》-

[4]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北京：中信出版社

[5]王国维《殷周制度论》-

[6]同上

[7]钱穆《中国经济史》-北京：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1996

[8]秦始皇琅琊台刻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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