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趣闻 > 历史秘闻 > \

在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探寻中国共产党的初心

原标题:在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探寻中国共产党的初心

1919年3月17日的上海码头,随着汽笛一声长鸣,日本邮轮“因幡号”启航远赴法国。在众多外国旅客之中,89名西服革履的中国青年格外引人注目,他们脸上洋溢着憧憬和兴奋之情,这是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生,他们揭开了一场席卷全国、轰轰烈烈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浪潮。而在岸上送行的人群中,就有年轻的毛泽东。在之后两年多的时间中,共有1700多名有志青年远赴法兰西。

今年是中法建交55周年,也是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一百周年。发生在100年前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是中国仁人志士在黑暗中探索救亡图存道路的一次尝试,它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赴法勤工俭学浪潮中,涌现出一批杰出的革命者,他们接触到马列主义的真谛,加速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过程,推动中国共产党成立,为党输送了一批有充实理论基础和丰富斗争经验的中坚力量,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作出了重大贡献,也影响和推动了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事业。回顾这段历史,可以探寻到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它同时又是中法交往史上的一段宝贵财富,在纪念中法建交55周年的日子中,显得格外珍贵。

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以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中国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深渊,腐朽堕落的清政府割地赔款,前后共签订400多个不平等条约,使中国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腐朽的清政府被推翻,但中国并未能因此走上富强之路。在二十世纪初短短一、二十年时间中,中国人尝试了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总统制、内阁制等各种政治制度,但却带来了却是内部政权更迭频繁、军阀割据、民不聊生;外部帝国主义步步紧逼、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受严重损害的惨痛境地,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重大威胁。从清末维新变法开始,中国的有识之士就一直在寻找救亡图存的道路,不少优秀青年走出国门,希望从别国的发展经验中找到解救中国的方法,于是掀起了三次留学潮。第一波是去日本,自1896年清政府派公费生开始,最多时达上万人,因中日关系风波迭起而渐呈颓势。第二波是去美国,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决定退还大部分庚子赔款,用于中国青年赴美留学并为此开办了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在20多年时间内,共有1279名学生留美。

进入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被后世称为“民国四老”的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共同发起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这四个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强权,主张人的自由、互助和自治。他们又都有在法国践行无政府主义,边学习边工作的经历,与法国政界、文化界、教育界联系广泛,他们希望通过帮助中国青年赴法勤工俭学,达到“融合世界学术,让欧美学术平均灌输中国,沟通东西文明,融合中外学术,另创一种新文明,为人类开辟一个新纪元的目的”。而欧洲各国中首推法国,原因是在地理位置上,法国与欧洲各国交通最为适中;在思想上,法国大革命思想、政教分离、崇尚平等自由、反对种族歧视等先进观念深入人心。

1912年民国建立后不久,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和李石曾、张静江、吴稚晖、吴玉章等5人在北京发起组织“留法俭学会”,并创办留法预备学校。留法预备学校共办三期,先后培训、介绍上百人赴法留学。1915年6月,因反对袁世凯复辟而被迫逃亡的蔡元培等人在巴黎发起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提倡“勤以做工、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

蔡元培等人的倡议也得到法国各界的积极响应。1916年6月,中法两国人士在巴黎共同发起成立“华法教育会”。不久后,袁世凯皇帝梦破身死,蔡元培等人得以回国,次年5月,华法教育会在北京成立,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汪精卫、吴玉章、李大钊等社会名流积极参与到组织和推动工作之中。

华法教育会在各省市设立分会,在各地开设二十多所法文专门学校或法文班。在其推动下,全国很多县市都筹款派遣学生,留法一时成为举国公认的唯一要举,上至总统、政要、学者名流,下到地方乡绅,莫不竭力提倡、赞助,赴法勤工俭学像狂潮一样席卷全国。

1919年3月,法国政府赠送500张赴法船票给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第一批89名学生得以远赴法国,揭开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序幕,1919年至1920年短短两年时间,共近20批1700多名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

留法青年到达法国后,在法国政府和华法教育会的帮助下,经过一段时间语言培训,分赴各地工厂做工,他们主要集中地有巴黎、布洛涅-比扬古、蒙塔尔纪、克鲁索等。

不过好景不长,一战之后法国经济陷入萧条,大部分留法学生很快失去了工作,残酷的现实告诉他们,民主社会并不意味着面包,必须要用斗争来维护自己的权利。留法青年很快组织起来,开展维护自身权益和国家权益的一次次斗争。

1920年冬,法国政府和议会决定归还中国庚子赔款尾款,用于推动中法教育交流。具体举措之一就是次年8月在里昂成立中法大学,但学生由国内另行招考。在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得知消息后十分气愤,1921年9月,他们在周恩来,赵世炎等人组织下,占据了里昂中法大学校址,要求校方接纳已在法的青年优先入学。

“占领里大运动”遭到法国警方镇压,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一百多位中国青年被驱逐回国。以此为标志,轰轰烈烈的勤工俭学运动基本画上句号,一大批经过斗争洗礼的青年选择走上革命道路,

作为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余波,里昂中法大学于1921年8月成立,到40年代末因资金短缺关闭,在近三十年时间里,共培养了477名毕业生,他们当中很多人成为中国各行业的领军人物。1923年,北京中法大学成立,到1950年被并入北京大学等三所高校中,前后一共培养了569名毕业生。

参加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在法国边工作边学习,既增长了学识,又锻炼了心智,不少人回国后成为各领域的栋梁之材。但更重要的是,赴法勤工俭学生中许多人并未如蔡元培等发起者所愿,信奉无政府主义或其它自由主义思潮,而是在法国这个思想大熔炉中,经过反复比较、实践,特别是受到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激励,最终坚定地选择了走共产主义道路,他们中涌现了许多革命先驱和新中国的缔造者。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持续的时间虽然短暂,但他对中国的影响是深远的,甚至影响到周边国家和全世界范围内争取民族解放运动。

(一)推动中国共产党创建并输送了大批富有斗争经验的优秀党员

参加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人中,不少人在国内就因参加先进组织和救国图存运动而崭露头角,赴法后,他们很快就选择了共产主义道路,他们中的突出代表是蔡和森、赵世炎和周恩来等人。

早在湖南期间,蔡和森、毛泽东等人共同发起创建了新民学会,在新民学会的组织和推动下,很多湖南籍青年赴法勤工俭学。蔡和森和毛泽东商定,蔡率新民学会大部分会员前往法国探寻真理,毛则留在国内为他们筹款。蔡和森到达法国后,用“霸蛮”的精神在半年多的时间里“猛看猛译”马列著作,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经典著作,成为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赵世炎在赴法之前就曾参加李大钊组织的“少年中国会”,积极参加“五四运动”。赴法之后,他每天工作8小时,坚持学习3小时,抓紧一切时间认真阅读马列主义理论,他还经常把自己学到的马列理论向周围勤工俭学学生、华侨进行宣传,通过学习研究和社会实践,他很快成为马列主义信仰者。

周恩来在天津时就是爱国学生领袖,发起“觉悟社”,受到李大钊直接教诲。到达法国后,他一边努力学习法文,一边广泛开展社会调查。他认真学习了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等马列经典,经过反复学习、调查和思考,他做出一生最重要的抉择,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

在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等人的影响下,陈延年、陈乔年、邓小平、李立三、陈毅、李维汉、向警予、蔡畅、李富春、聂荣臻等一大批有志青年也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0年7月,留法的新民学会成员在蒙塔尔纪召开会议,蔡和森明确提出成立中国共产党、开展阶级斗争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1920年底,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等人就成立共产主义小组达成一致并开始筹备,当年12月,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成立。

与此同时,蔡和森给身在国内的陈独秀和毛泽东写信,系统阐明他对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认识,详尽介绍列宁建党学说,及时解答建党理论上急需解决的问题。这些信堪称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催生剂”,它们坚定了陈独秀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决心,加快了国内建党进程,也让尝试过各种思潮均无出路毛泽东坚定了选择共产主义的信心。毛泽东回信说,“深感欣慰无量”,“你这信件见地极当,我没有一字不赞成”。

在经过比较和实践各种思潮后最终选择共产主义的毛泽东得出这样的结论:“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及德谟克拉西的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和帝国主义或是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因此,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方法”。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一大在上海召开,13名参加者代表了全国50多名党员。由于路途遥远、通讯不便,旅法共产主义小组未能派出代表与会,但当时在旅法青年中信仰马列主义者已人数众多。

1922年,周恩来、赵世炎等人组织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不久之后,一部分革命党人如赵世炎、陈延年、邓小平等转到苏联留学后回国参加革命,另一部分如周恩来、李维汉等人,则直接投身到国内轰轰烈烈大革命之中。

在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共有8个早期组织,其中之一就是旅法共产党组织。旅法共产主义小组虽没有派人参加中共一大,但蔡和森、向警予被公认为是党的创始人。从中共二大到七大,有旅法勤工俭学经历的党员一直在中共中央领导层占很大比例,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为中国共产党输送了一大批既掌握先进理念又有丰富斗争经验的中坚力量。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为了中国革命抛头颅、洒热血,奉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如蔡和森、赵世炎、向警予、陈乔年、陈延年等,而他们活下来的战友--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则和其他共产党人一起,经过28年浴血奋战,率领中国人民赢得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

(二)影响了印度支那人民争取民族解放运动,加速殖民主义的瓦解

1920年,法国共产党成立了“各殖民地民族联合会”,该组织中有一名叫阮爱国的越南青年,他就是后来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胡志明于1918年留居巴黎,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从事革命活动并加入法国共产党。

在参加“各殖民地民族联合会”活动时,周恩来以其出类拔萃的才能、气度和品格,逐渐引起胡志明的注意,于是,他主动约周恩来在巴黎地铁站见面。此后,他们两人经常在塞纳河畔散步,无话不谈。作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胡志明对马列主义的理解和信仰,启发和影响了周恩来,两人因此奠定近半个世纪兄弟般友谊的基础,受周恩来影响而走上革命道路的邓小平也因此结识了胡志明。

1924年,周恩来回广州参加革命,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和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胡志明也在苏联留学后,以苏联驻广州领事馆翻译的身份,在广州创立了越南革命青年同志会(即越南革命青年党)。周恩来经常受邀去给在广州的越南先进青年们授课,胡志明还挑选了一些优秀越南青年,通过周恩来进入黄埔军校,他们后来为越南人民的革命斗争和越南独立作出突出贡献。

1930年2月,受中共中央指派,邓小平在中越边境城市龙州发动武装起义,建立左江革命根据地,驱逐外国领事,开展土地改革。

龙州起义的胜利,大大激发了以追求民族独立为崇高理想的印度支那革命党人的信心。同年3月,胡志明在香港组建越南共产党。10月,胡志明将其更名为“印度支那共产党”,吸纳柬埔寨、老挝等国共产党员参加。在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下,印度支那人民掀起反对法国殖民者浪潮,并建立一些地方红色政权。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胡志明领导越共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但法国再次入侵,越南人民进行了历时9年的抗法战争,

1950年,胡志明秘密访问了刚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向中方提出援助请求。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从世界人民反殖民主义大局出发,毅然答应越方请求,派出顾问团并援助武器,帮助越南先后取得“边界战役”、“奠边府战役”等一系列胜利,法国被迫退出越南,法殖民帝国这个泥足巨人开始分崩离析,轰然倒地,亚、非、拉一个个前殖民地国家纷纷要求独立,英、法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不得不开始“去殖民化”进程,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终于得到解放。

“去殖民化进程”对法、英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也是一个解脱。1964年,戴高乐将军率先在西方大国中作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决定。在签署完建交公告后,他对身边的文化部长马尔罗说:“这样,我们就可以翻开殖民主义的一页,在全新的基础上与亚洲国家发展关系了。”

(三)孕育了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思想,使中国人民从“站起来”走向“富起来”

经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洗礼的共产党人既有坚定的革命意志,又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建国后,他们大多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主要领域担任重要领导职务。

建国后周恩来一直担任国务院总理,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殚精竭虑。建国时中国一片废墟,一穷二白,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农业上实行全面土地改革,工业上建成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科技上成功发射“两弹一星”,建成强大科技力量,对外突破西方封锁,挫败帝国主义针对中国的战争企图,使中国傲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周恩来为此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1964年,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工作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周恩来号召“在不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从那时起,“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为中华民族追求的目标。

作为周恩来的副手,李富春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聂荣臻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国防科委主任,分别为国家经济建设、外交事业、科技和国防做出杰出贡献。李维汉、蔡畅、傅钟等其他参加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杰出代表,也在各自岗位上为国家的各项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在文革浩劫中,周恩来力挽狂澜,扶大厦于将倾,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邓小平同志的复出铺平了道路。

1975年,复出政坛的邓小平访问法国,踏上曾经勤工俭学的故地让小平同志激动不已,但他在前往各地参观的途中一直沉默不语,他在默默地观察思考。1920年留法时,邓小平还是个16岁的懵懂少年,是周恩来、蔡和森等老大哥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建国后,他也在国家领导岗位上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重要贡献。可十年动乱使中国经济面临崩溃边缘,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远,中国又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回国前,邓小平拿出微薄的出国零用金,并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借了钱,买了两盒羊角面包,回国后分送当年一起赴法勤工俭学的老大哥、老大姐们,他同时也下定决心,通过改革开放来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

在经历再一次政治起伏后,1978年,邓小平同志作为总设计师,带领中国人民破除“左”的桎梏,走上改革开放的光明大道。经过40多年的艰苦奋斗,中国社会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GDP改革开放之初只有2200亿美元,人均收入不到230美元,2018年GDP跃升至约90万亿人民币(约13.2万亿美元),人均收入接近1万美元,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人民实现了“站起来”走向“富起来”的巨大跨越。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中精彩的一章,我们从中可以深切感受到中国道路的艰辛选择过程,更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同时,它也是中法关系中宝贵的历史财富,我们应善加挖掘和利用,使之更好的服务于双边关系和务实合作。

1964年,戴高乐将军领导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在西方大国中率先做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决定。自建交以来,中法关系虽历经波折,但总体发展顺利,尤其是近年来两国政治、经贸、文化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法关系走在我与西方大国关系前列,双方形成紧密持久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发展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发生在100年前轰轰烈烈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珍贵历史记忆,也是拉紧中法人民友谊的一根纽带。如今,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正昂首阔步走在“强起来”的金光大道上。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新型国家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对世界产生越来越深远的影响,中国的飞速发展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广阔的发展机遇,中国人民的命运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更加紧密的联系到一起。回顾百年前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能够激励我们更加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作者:张伟原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政务参赞、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外事局副巡视员、中法交往史研究者)

显示全文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