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猛：蒙元时期葡萄酒文化历史考

原标题：王猛：蒙元时期葡萄酒文化历史考

中国有着悠久的栽培葡萄及酿造葡萄酒的历史，经历代传承和发展，葡萄酒在蒙元时期已在蒙古宫廷中有所流传，且因稀缺故被人们视为珍贵之物。有关蒙元时期葡萄酒文化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尚未给予过多关注，现今人们很难对葡萄酒及其相关文化在蒙元时期的流传有更为全面和深入的认识。鉴于此，笔者以史籍文献为基础，挖掘和整理了一些前人尚未给予重视和关注的记载蒙元时期葡萄酒文化的诗词，并梳理这些诗词中蕴含的史料信息，希冀能够引起相关领域学者对蒙元时期葡萄酒文化的关注。

葡萄酒在蒙古族宫廷中的流传

我国有着悠久的葡萄栽培历史，其最早可追溯到汉武帝时期。据《汉书》记载：“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复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馆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1]《马可波罗行纪》记载：“野生葡萄在中国古代疑已有之，家生葡萄则在汉武帝时由张骞从大宛(Ferghana)揣回。”[2]由此可见，汉武帝时期人们不仅掌握了葡萄的栽培技术，而且对葡萄酒亦有一定认识。古代人们对葡萄的称谓亦不尽相同，元朝之前人们称其为蒲陶，之后称为葡萄，并一直沿用到现今。正如《汉书》所言：“元寿二年，单于来朝，上以太岁厌胜所在，舍之上林苑蒲陶宫。告之以加敬于单于，单于知之。”[3]又如《史记》所载：“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酒。”[4]《饮膳正要》记载：“葡萄酒益气调中，耐饥强志，有数等。”[5]表明葡萄及葡萄酒在元代的普及要远胜于先前，而且人们对其的认识亦更为深入。

成吉思汗时期葡萄酒成为蒙古宫廷中的稀缺酒品，蒙古族在饮用葡萄酒的同时亦对其性味有了一些感官上的认识。据《黑鞑事略》记载：“又两次金帐中送葡萄酒，盛以玻璃瓶，一瓶可得十余小盏，其色如南方柿漆，味甚甜，闻多饮亦醉，但无缘得多耳，回回国贡来。”[6]有元一代，蒙古族不仅保留了饮用葡萄酒的习俗，而且葡萄酒还常被大汗及贵族们用于大型的祭奠活动。《元史》载：“潼乳，葡萄酒，以国礼割奠，皆列室用之。”[7]同时，为满足蒙古宫廷及贵族们饮用葡萄酒的需求，忽必烈还命人在“宫城中建葡萄酒室及女工室”[8]。由此可见，元代蒙古族对葡萄酒是何等嗜爱。元代初期蒙古宫廷饮用的葡萄酒多属朝贡之物，其产地亦各不相同。据《饮膳正要》记载：“葡萄酒有数等，有西番者，有哈剌火者，有平阳、太原者。”[9]这在一定程度上亦可表明，葡萄酒及其制作技艺在元代的流传已是极为广泛。

《析津志辑佚》记载：“醖之时，取葡萄带青者。其醖也，在三五间砖石甃砌干净地上，作甃磁缺嵌入地中，欲其地凹以聚，其瓮可容数石者。然后取青葡萄，不以数计，堆积如山，铺开，用人以足揉践之使平，却以大木压之，覆以羊皮并毡毯之类，欲其重厚，别无曲药。压后出闭其门，十日半月后，窥见原压低下，此其验也。方入室，众力下毡木，搬开而观，则酒已盈瓮矣。乃取清者入别瓮贮之，此谓头酒。复以足蹑平葡萄滓，仍如其法盖覆，闭户而去。又数日，如前法取酒窨之。如此者有三次，故有头酒、二酒、三酒之类。直似其消尽，却以其滓逐旋澄之，清为度。上等酒一二盅可醉人数日。”[10]可见元代人们对葡萄酒的酿造技术已非常通晓，且对葡萄酒品质的鉴定已有所掌握。另据，元好问《遗山集》记载：“吾安邑多蒲桃，而人不知有酿造法。少日，尝与故人许仲祥摘其实并米炊之，酿虽成，而古人所谓甘而不饴、冷而不寒者固已失之矣。贞祐(1213-1216)中，邻里一民家避寇自山中归，见竹器所贮蒲桃在空盎上者，枝蒂已干，而汁流盎中，薰然有酒气，饮之，良酒也。盖久而腐败，自然成酒耳。不传之秘，一朝而发之，文士多有所述。今以属子，子宁有意乎？予曰：世无此酒久矣。予亦尝见还自西域者云：大食人绞蒲桃浆，封而埋之，未几成酒，愈久者愈佳，有藏至千斛者。其说正与此合。物无大小，显晦自有时，决非偶然者。夫得之数百年之后，而证数万里之远，是可赋也。”[11]通过这段记载可知，葡萄酒制作技艺在元代宫廷及民间均有着广泛普及，但二者的具体制作技艺并不相同，前者较后者更为讲究。不仅如此，随着葡萄酒在元朝的广泛流传，人们在掌握制作技艺的基础上，还掌握了辨别真伪的方法。据《本草纲目》记载：“元朝于冀宁等路造葡萄酒，八月至太行山辨其真伪，真者下水即流，伪者得水即冰冻矣。”[12]

概言之，中国古代有着悠久的葡萄种植历史，这为葡萄酒制作技艺在中国的产生奠定了坚实基础。经历代传承和发展，至蒙元时期，人们不仅对葡萄酒性味及制作技艺有着深刻认识，而且对其品质和真伪的辨别亦有一定掌握。不仅如此，蒙元时期还出现了诸多记载葡萄酒文化的诗词作品，为现今相关学者们探究蒙元时期的葡萄酒文化提供了重要参考素材。

蒙元时期有关葡萄酒的文学作品

元代，随着葡萄酒及其制作技艺的广泛普及，人们不仅对其性味及品质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而且文人墨客还留下了许多关于葡萄酒的诗词创作，这些文学作品有助于今人更多地了解葡萄酒在元代的流传情况，有效地弥补了现存文献资料对元代葡萄酒记载的缺略和不足。现将元代文人关于葡萄酒的诗词创作归纳如下：

一是在宫廷及官府中流传葡萄酒的诗词。例如，《张小山北曲联乐府》载：“朝回天上紫宸班，笑倚云边白玉阑。醉飞柳外黄金弹，莺啼春又晚，绿云堆舞扇歌鬓。蕉叶杯葡萄酿，桃花马柞木鞍，娇客长安。”[13]这段诗文的大意是作者外宦回朝，天子在宫廷接待了他。其间蕉叶杯饮葡萄酒，桃花马配柞木鞍，一代娇客，饮醉长安。谢应芳《龟巢稿》言：“酌来天上葡萄酒，洗去胸中苜蓿盘。官样文章新制作，老夫刮目待归看。”[14]邓雅著《玉笥集》记载：“蒲萄酒，鹦鹉杯，举杯纵赏酴醿开。”[15]这段诗文主要对宫廷及官府中的人们在缓慢的歌舞声中饮用葡萄酒和观赏发酵中的葡萄酒进行了描述。一方面反映了时人对葡萄酒的喜爱，另一方面亦借助饮用葡萄酒来抒发自己追求快乐和长生的想法。此外，方回撰《瀛奎律髓》及王逢著中亦对葡萄酒在官府中的流传作过一些描述，“刺史蒲萄酒，先生苜蓿盘。一官违壮节，百虑集征鞍。”[16]《梧溪集》记载：“官廚日送葡萄酒，画省春看芍药阑。不忘旧属丞相掾，手图天马献金銮。”[17]

二是反映葡萄酒与民间百姓生活关系的诗词。《湛然居士集》言：“寂寞河中府，连甍及万家。葡萄亲酿酒，杷榄看开花。饱啖鸡舌肉，分餐马首瓜。人生唯口腹，何碍过流沙。”[18]描写了元代山西居户和人口之多，人们种植了诸多瓜果，如马首瓜(形如马首大的甜瓜)、葡萄与杷榄，百姓开始自己酿制葡萄酒。《湛然居士集》又载：“积年飘泊困边尘，闲过西隅谒故人。忙唤贤姬寻器皿，便呼辽客奏筝琴。葡萄架底葡萄酒，杷榄花前杷榄仁。酒酽花繁正如许，莫教辜负锦城春。”[19]描写了葡萄架下喝葡萄酒、听筝、吃瓜的场景。再据张可久《张小山小令》载：“芙蓉春帐，葡萄新酿，一声金缕槽前唱。锦生香，翠成行，醒来犹问春无恙，花边醉来能几场？”[20]另外，一些诗文典籍还对普通百姓酿造葡萄酒的方法以及闲暇时刻人们饮用葡萄酒的事例进行了描述。如蒋易《皇元风雅》：“地白雪方作，城乌夜始啼。凤枝久不定，达曙未能桋。长安多逆旅，客意势连雞。岂不怀其宝，念子寒与饥。我瓮酒初熟，葡萄涨玻璃。野老日无事，出望几千回。如何不见来，覆此红螺杯。”[21]诗文不仅描述了战争为人们带来的凄凉场景，而且还表达了乡间老人对儿子的挂念之情。

三是关于中国葡萄的引入和种植的诗词。杨允孚《滦京杂咏》：“嘉鱼贡自黑龙江，西域葡萄酒更良。南土至奇誇凤髓，北陲異品是黄羊。”[22]此段诗文描写了元代宫廷的食物来源极为广泛，如黑龙江的嘉鱼、西域的葡萄酒、南方的凤髓(一种茶名)以及漠北地区的野生黄羊。又如丁复《桧亭集》言：“一马百马等马尔，百马一马势态异。龙眠老李意脱神，代北宛西无不至。楼兰失国龟兹墟，玉门无关但空址。蒲萄逐月入中华，苜蓿如云覆平地。”[23]描述了汉武帝元封三年派兵打败西域楼兰，并带回了葡萄和苜蓿，随后在中原地区进行广泛种植。顾嗣立《元诗选》言：“西域葡萄事已非，故人挥洒出天机。碧云凉冷骊龙睡，拾得遗珠月下归。”[24]顾嗣立《元诗选》亦对中国葡萄的种植历史进行了描述，如“上苑根株少，风沙道路长。也知随汉节，终得荐君王”[25]。这说明了汉武帝宫苑中种植的葡萄是由张骞从西域经长途跋涉而带回中原的。

四是赞美葡萄及葡萄酒的诗词。萨都剌《萨天锡诗集》言：“揚州酒美天下無，小槽夜走蒲萄珠。金盤露滑碎白玉，銀甕水暖浮黄酥。柳花吹盡春江漲，雪花鰣魚出絲網。李郎載酒過江來，開酒斫魚醉春晚。”[26]诗文中的“小槽”指古时制酒器中的一个部件，葡萄酒由此缓缓滴出。王冕《竹斋集》载：“黄童白叟不可留，山风惨淡江风愁。十里长亭正花柳，绿波翻动蒲萄酒。玉笙吹切蓬莱云，西去青山如马走。”[27]方回《桐江续集》：“踰燕涉漠將十霜，西風滿眼榆林黄。時逢北客話圍場，鞍馬意氣猶揚揚。駱駝紅乳蒲萄酒，袒割一醉千百觴。君今病痁卧南方，掉頭不顧尚書郎。”[28]“觴”古代的一种酒杯;“紅乳蒲萄酒”是指用欧亚品种的葡萄酿成的酒。

概言之，上述诗词作品不仅揭示了葡萄酒产地、栽培和酿造历史，而且还对蒙元时期的葡萄酒文化，包括葡萄酒特色、时人对葡萄酒的态度以及葡萄酒在不同社会阶级中的流传情况等进行了描述。这些诗词一定程度上为现今蒙元时期葡萄酒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素材。

讨论

蒙元时期，葡萄及葡萄酒不仅流传于蒙古大汗与贵族们的饮食生活中，而且在部分蒙古族百姓生活中亦有着一定流传，但是其流传范围却很难与马奶酒相提并论。究其原因具体可归纳为：一是早期蒙古宫廷中的葡萄酒多属朝贡之物，加之数量有限，故常被人们视为珍贵之物，进而极大地限制了葡萄酒的传播范围，普通百姓难以广泛接触当是情理之中。二是受生产方式的限制，葡萄的种植和葡萄酒的酿制很难适应以畜牧业为主且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需求，故很难得以广泛普及。三是蒙古族悠久的马奶酒文化制约着葡萄酒在蒙古族地区的流传。早在蒙古族统一草原前马奶酒及其相关习俗就已根植于蒙古族的不同社会阶级中，有元一代，蒙古族对马奶酒及其相关文化的嗜爱则较先前更甚，悠久及深厚的马奶酒文化从根本上束缚着葡萄酒文化的传播，进而缩小其流传空间。

另外，通过对现存文献的收集和整理，笔者认为蒙元时期人们对葡萄及葡萄酒的关注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记载蒙元时期葡萄及葡萄酒的诗词并不多见，经笔者收集整理尚不足四十余篇;二是诗词记载内容多以葡萄的栽培、葡萄酒的酿造历史以及人们对其的感官特点为主，而对葡萄酒文化及其具体习俗涉及较少。

最后仍需提及的是，虽然从成吉思汗开始蒙古族就已有一定的农业生产，元代更是得以进一步发展，但是从现存史籍文献资料中笔者却并未查阅到任何记录蒙古族自己种植葡萄以及酿造葡萄酒的资料，即便一些史料对蒙元时期葡萄酒的酿造技术作出过一些描述，但也并未说明是何人造酒。也就是说，通过对现存史籍文献资料的翻检可以确定：蒙元时期蒙古族就已开始饮用葡萄酒，但是有关此时蒙古族是否掌握了种植葡萄和酿造葡萄酒的制作技艺，笔者认为在没有更新文献资料及考古出土实物资料之前，仅凭现有史料是难以确切说明的。这或许正是当前蒙元时期的葡萄酒文化研究成果较少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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