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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亡国27年祭:为什么会出现戈尔巴乔夫?

原标题:苏共亡国27年祭:为什么会出现戈尔巴乔夫?

摘要:近日是苏共亡国27年整,深入吸取苏联灭亡的教训,理解戈尔巴乔夫悲剧的真正内涵,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分外重要。即戈尔巴乔夫对于苏联不是凭空出现的,也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必然出现的。

很多人说苏联解体是一种偶然,比如说戈尔巴乔夫这种人的出现,在他们看来,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很难想象苏联会那么快的垮掉。甚至连大名鼎鼎的《失败帝国》之作者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都抱有这样的看法。在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看来,苏联具有良好的官员培养体制,苏联干部从基层到中央做了很多职务,历练丰富,如果不是运气糟糕到极致,理应能够避免戈尔巴乔夫导致的悲剧。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斯大林官僚体制的本质是什么?

是干部完全服从于领袖,听从领袖的命令行事。这种体制如果能够有效,其基础就在于消灭干部队伍中的桀骜分子,同时削弱干部本身的自我担当和任事的勇气,他必须时刻谨守上面的指令,而非自己思考问题本身。那么,这会培养干部的什么才能?

是工作能力吗?是见识情商吗?其实都不是。斯大林体制对官僚队伍的最大培养效果,就是增强其服从和卸责的能力。在这种体制下,只有善于服从,才能获得赏识,只能善于卸责,才能避免灾难。所谓善于服从,就是避免自己做决定,一切唯上,所谓善于卸责,就是面对危险时,一定要离得远远的,避免惹祸上身。不具备这两种本事的人,很难适应这样的机制。

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合格干部,翻开戈尔巴乔夫的履历,你会看到,在担任总书记和最高决策人之前,这位亡国统帅的工作经历都是完美无缺的,他几乎没有犯过任何错误。问题是,作为一个需要时刻处理复杂事务的官员,如果戈尔巴乔夫没有任何错误,那么与其说他是一个天才,不如说他是一个善于服从领袖和推卸责任的官场高手。在这种体制下,戈尔巴乔夫式官僚的履历是完美的,所以他这样的人必然会成为构成苏共高层的主要材料。

这也意味着,苏联体制最终培养、遴选出来的只能是戈尔巴乔夫这种圆滑善变、推卸责任的官场高手,这样的官场高手作为领袖下面的廷臣时,无疑是合格的,但是他一旦作为必须承担最终责任、必须做最终决策者的领袖时,就很可能成为灾难。你不可能指望他去面对那些风险极大的问题,毕竟他的天才和本能只是推卸责任和避免做决策,而非扭转乾坤,扶狂澜于既倒。

在立陶宛事变中,在莫斯科联邦议会选举中,在阿塞拜疆事变中,戈尔巴乔夫都是任凭事件发展,而不敢做出那些可能被舆论抨击,需要自己承担责任的挽救措施,而且最后,他都把这些危机的处理者抛出去背锅担责,维护自己的完美形象。这实际上是戈尔巴乔夫以高明官僚的方式行事领袖的职责。

事实上,不仅仅是戈尔巴乔夫,当时的苏共高层都是这样的合格官员。1991年8月,亚纳耶夫等苏共高层组成的国家紧急委员会发动了挽救苏联的政变,然而,委员会的苏共高官们无不恐惧承担责任,平日冠冕堂皇的兖兖诸公互相推脱,都期望别人出手做危险的事,自己收揽功劳,结果这些怯懦精明的官僚队伍空有强大的实力,却最终在狂妄自大、残酷无情的叶利钦街头运动面前一败涂地。

对于苏共高层当时的特点,没有谁比普京本人体会更深。普京说道,当柏林墙事变发生后,柏林人冲击苏联驻柏林使馆,苏联的机密档案处在危险之中。在柏林任职的普京要求使馆出面弹压,使馆高层却说要等待莫斯科消息,但莫斯科高层也不想承担弹压的责任,最终保持了沉默。于是使馆高层不敢单独下决定。“领导人们陷入了令人难以想象的怯懦”,在这种情况下,普京,当时一个普通的使馆干部手持武器,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止住了柏林人的冲击。但在其他地区,苏联地方机关和外交机构原没有这么幸运。

因此,当参加过十月革命或者卫国战争、残酷却敢于任事的老一代苏联高层谢世之后,新生代的苏联领袖只能是一个善于推卸责任、收揽功劳且力避风险的合格圆滑之官僚,像叶利钦那种敢于任大事、做大事的人,反而很快会被踢出苏共高层队伍。

最终,叶利钦这样勇于任事、残酷无情的枭雄加入苏共的敌人队伍,戈尔巴乔夫式的软弱圆滑之官僚成为苏共的领袖。这是苏共体制遴选的必然结果,也预示着苏联的必然命运。

这就是苏共留给我们的残酷教训啊,组建合格的干部队伍,任重道远。

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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