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评自刎新娘赵五贞：不自由，毋宁死！

原标题：毛泽东评自刎新娘赵五贞：不自由，毋宁死！

99年前的今天，1919年11月14日，长沙女子赵五贞在花轿中自杀引发社会大讨论。毛泽东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指出：“这事件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志的不能独立，恋爱不能自由。”“是环境逼着她求死的”。

1919年11月15日，长沙满城都在传说一件奇事：一位新嫁娘，昨天出嫁路上，用剃刀自刎于花轿之中。何解呢？众说纷纭。能识字的人，自然最关注当日的报纸。

按照长沙《大公报》当日的详细报道，事情大致的脉络浮现出来了：

南阳街赵姓眼镜店有一个女儿，叫赵五贞，22岁，曾在某学校毕业。缘父母之命，嫁于四川人吴姓子为妻。吴家以古董业起家，颇富裕，定亲之始，女方并无怨言。喜期临近，女家暗派亲戚往柑子园吴家调查，回报尚佳，“惟新郎颇不雅观”。赵女遂提出改期，理由是兄长在外未归。吉期已定，这个理由当然被拒绝了。

昨日的喜事开始倒还顺利，吴家从赵五贞的姐姐家接亲，“一切铺张，颇为阔绰”。哪知行至青石桥某南货店门前，轿夫突然发现轿内滴出鲜血，大骇，此时离吴家已经不远，于是快步抬到夫家。吴家听到此事，自然不敢迎入门内，先派媒人启轿帘查看，“但见新娘仰面而卧，头颈割有刀痕，宽寸许余，血如泉涌，奄奄一息”，而且轿内立即就发现了一把剃刀头。这一来场面混乱可想而知。

吴家碰到的难题是：轿子抬不抬进门？有说不抬进门，有说应抬进门。最后还是抬进门细看，发现新娘昏迷，但气犹未绝，立即原轿抬往湘雅医院医治，但终于未能保住赵五贞的性命。

事情的过程基本清楚，但赵五贞自刎究系何因？报道说是“新郎颇不雅观”，但街谈巷议，却有着另外的版本：

一种是说赵五贞嫁给吴家子是做填房，而且吴家子年纪大，她不愿意；

一种是说赵五贞听说未来婆婆夙有恶名，担心过门后受其虐待；

最离奇的说法，是赵五贞前曾许配某人，父母嫌未婚夫家贫悔婚，另配吴家。

这几种说法，都可以在中国传统的民间伦理谱系中寻得前例，虽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正理，但民间社会并不完全反对女性因为追求名分，或恐惧未来家庭生活，而作出自杀反抗的举动，尤其是坚守初约，拒绝另嫁，简直就具备了进《烈女传》的资格，小说戏曲里多有赞美是举者。

大概是事出离奇，舆论压力颇大，报纸访员调查也特别殷勤，四天后，《大公报》居然刊出了题为《赵五贞自刎案之真相》的报道，内容是对赵五贞之父赵海楼的专访。身为民众的当事人现身大众媒体澄清真相，在今日毫不希奇，但在1919年的内陆省份长沙，可是相当罕异的事。

赵海楼明确表示，他接受采访的原因，是“近日外面飞短流长……种种冤枉，皆系因于揣度”，他不得不出面向大众说明真相：

云五贞初不愿填房，后经父母相劝，亦愿。惟因月经改婚期，吴五往汉口收账，原定于二十二日喜期，十七日尚未归，所居之处谣言四起。有谓吴五因卖假珍珠，致囚于汉口狱中不能回家者；有谓吴五之母去年与某姓妇人口角，致将某妇左手虎口咬破，某妇致成残废，控诉于地检厅，将吴母办一四等有期徒刑，今日方才出狱，恶声四播，尽人皆知者；有谓吴五年逾五十、其貌不扬者。种种谣言，输入小女耳内，以致骤改常态。

按照赵父的说法，赵五贞的自杀，纯因听信谣言所致。他也自己检讨，说赵五贞曾经提出要推迟婚期的想法，“只怪余夫妇为礼所拘，有以致死”，“所悔者未克通权达变，以全小女之志耳”。

总之，无论由于谣言还是别的原因，赵五贞自刎，是为了反抗这桩她并不情愿的婚姻，殆无疑义。正如有论者指出，如果赵五贞死得早一点，或者死在家中，或者死在普通的轿子而非喜轿里，都不会引起如此大的轰动。正是这种反抗的剧烈，场面的戏剧化，给媒体与公众提供了超出事件本身的解读空间，从而让赵五贞演变成了一个女权解放的符号。

赵女士的“自由意志”与“人格”

如果赵五贞的自杀，提前100年、50年、20年发生，社会将怎样解释这一事件？道学家如《儒林外史》中的王玉辉，大概仍然会谴责她违抗父母之命，但自吴敬梓、蒲松龄、纪晓岚以降，都不太会这样做，他们应该会向这位宁死不肯屈服不良婚姻的女性表示出某种敬意。这也算是民间社会伦理的一种弹性。

事实上，《大公报》上确曾登出《赵贞女诗》，诗中写道：“近今侈自由，俗教廉耻亡。虽由父母命，强迫竟罹殃。……一死完清操，千载有余芳。口告采风者，树此贞女坊。”赵五贞何以会变成“贞女”？似乎作者比较相信“拒绝另嫁”的传言，赵五贞的自杀，被当成了“知耻”的一种表现。这同样是一种符号整合方式，如果这是在1869年，难保赵五贞就不会被写进地方志书的“贞女”条目下。

而1919年的长沙，却处在一种旧传统尚很沉重、新文化力图突围的氛围之中。倾向新文化的《大公报》迅速抓住了这一事件中“以死抗争”的要素，将其提升到了“反抗旧式婚姻”的高度，11月15日，也就是详细报道赵五贞自杀的当日，《大公报·随意录》即配发评论名为《旧式婚姻之流毒》：

总之必有大不愿意之处，而又不敢告人，故宁牺牲性命以图解脱一切现在未来之苦恼，所谓“不自由，无宁死”耳！呜呼旧式婚姻，尔乃演此惨剧，文明进化之二十世纪，岂容尔再肆狓狷，流毒于社会？呜呼国人，曷不猛醒，曷不竭力驱除此恶魔，铲除人道主义之蟊贼！

这篇短评中的逻辑是有点跳跃的，因为真相还不清楚，但归之于“旧式婚姻之流毒”总是没错的，因为赵五贞的惨死，旧礼教“吃人”的罪名终于有了这样一起“活事件”来体现。

真正确立赵五贞自杀“反封建、反礼教”意义的，是11月16日《大公报》那篇后世极负盛名的评论《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作者指出：“社会上发生一件事，不要把他小看了”，“吾们讨论各种学理，应该傍着活事件来讨论”。他认为赵女士的死，是环境所迫，逼死她的是“三面铁网”：社会、夫家及母家。“这事件的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想的不能独立，恋爱的不能自由。”

毛泽东

旗帜鲜明、一锤定音，而且奠定了日后“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四条绳索”的基调。文章作者署名正是“泽东”。自此《大公报》“研究”一栏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但基本是沿着毛泽东文章定下的调子向前推进，代表意见如一篇名为《我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杂感》所说：“似这一类的婚姻，不是要把女儿送上断头台，便是把女儿推入黑暗地狱，已经执行死刑的不消说了，我们要替已入或将入黑狱里的无量数囚徒想个超拔的方法。”

与其说是“讨论”，倒不如说是众口一词，借赵五贞自杀事件来讨伐旧婚姻制度、旧家庭伦理。有趣的是，新闻版面上，记者还在努力调查赵五贞自杀的真正原因，采访各色人等，记录各种说法；讨论版上，则已是将赵五贞“反抗旧式婚姻”作为前提，大肆谈论旧式婚姻对妇女解放、恋爱自由的妨害，呼吁大众起来铲除这些可恶的制度。

11月18日，轰轰烈烈的讨论开展后的第三天，《大公报》的新闻版上又送来了一则看上去挺顺手的材料。新闻名为《又一婚姻奇案》，说的是南门外常婆婆家的女儿，曾被许配给一名人力车夫，后来母亲嫌其家贫有意悔亲，女儿遂背着母亲跑到车夫家私行婚礼。这立刻被新文化提倡者作为“又一个赵五贞”（虽然赵五贞是否因为父母悔婚自杀，还没有坐实）。

新文化提倡者对赵五贞的肯定，主要在于她有“自由意志”，因此“有人格”。毛泽东在当日发表的《赵女士的人格问题》里指出：“赵女士要是有人格，必是有自由意志；要是有自由意志，必是他的父母能够尊崇他容许他……但在他二十一年最后的一瞬间，他的人格忽然现在来了。呜呼，呜呼！不自由，无宁死……赵女士的人格也随之涌现出来，顿然光焰万丈！”

同样，常婆婆的女儿也拥有类似的“自由意志”与“人格”，论者称常女士“能把智力保障她的自由意志，自然要算有人格的了”。而且，常女士比赵女士或许还高上一筹：“赵女士是消极的，常女士是积极的，消极是无作为，积极是有作为，所以常女士得了个顶完美的结果，赵女士得了个顶惨痛的结果。”（《赵常两女士的人格》）

这些煌煌高论，自然都基于当日的新闻报道，可是，论者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报道中常女士的一段自述：“又据新妇供称：我母亲意欲将我改配吴姓，我想已经许配左姓，理应从一而终，故随同嫂子自来左宅云。”从这段话看来，常女士与人力车夫有否自由恋爱不得而知，但她为自身行为合理性的辩护，仍然是“从一而终”的传统“贞女”信条。这至少说明，从赵五贞到常女士，她们的行为是有多种阐释的可能性，而新文化的提倡者们，不管事实如何，立即选择了最有利自身理念推行的一种解释：她们的反抗，体现的是妇女的“自由意志”与“人格”，象征着对旧婚姻制度的批判。

“中国女权史上的一个重要牺牲者”

随着事件细节不断曝光，尤其是赵父专访的刊出，新文化阵营中也出现了质疑的声音：赵五贞真的是一位新女性吗？“到底他是不是积极主张‘自由恋爱’的人？”“到底他有不有可以免得自杀的机会？”

有批评者指出，赵五贞“生平喜欢看一些‘韩湘子化斋’一类的书，终身持斋不肉食，这话如果确实，也可以知道他是一个完全由旧式社会养出的人，新近的解放学说，梦也不曾梦到”（《我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感想》）。殷柏《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的批评》据此断言赵五贞“平日不能自加，实行他自己的主张，甘听命于父母，屈服于环境……我就终不会承认他是真正的‘殉爱’，不过被压死于那最古式不自然的‘贞节’的牌子的下面罢了”。这倒与试图将赵五贞命名为“贞女”的保守者想法不谋而合。

批评者并非在妇女解放观念上与毛泽东等人有所分歧，他们只是认为，赵五贞迷信、读旧书、平日性格柔顺，根本称不上一个典型的五四新女性，将她作为湖南妇女解放的旗帜，未免太不相称。

然而毛泽东为代表的“社会环境决定论”者并不打算仔细考量赵五贞的个性与经历，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符号化的人物，有着相当的社会影响，可以将妇女解放的理念传播到湖南各地，足矣。赵五贞传奇性的自刎死亡，缘于对一桩婚姻的反抗，这些传媒宣传需要的元素已经足够，谁还在乎她平日读什么书，吃不吃斋？

无独有偶，11月25日，远在北京的胡适写出了《李超传》，11月30日，李超女士追悼会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举行，蔡元培亲书“不可夺志”四个大字。李超的身世，诚然不幸，她对家庭环境的不满，也属确实，但她的生活细节与心路历程，也相当模糊，但李超，成为1919年一个女性解放的符号，在五四狂潮中被抬到了中国女性代表人物的高度。胡适在《李超传》中总结道：

因为他的一生遭遇可以用做无量数中国女子的写照，可以用做中国家庭制度的研究资料，可以用做研究中国女子问题的起点，可以算做中国女权史上的一个重要牺牲者。

李超的事迹传到湖南，立刻被新文化阵营用来与赵五贞相提并论：“近来湖南自杀了一个赵女士，北京气死了一个李女士……乃是为着自身，为着自己的人格，做一个觉悟上的解脱！”李超的符号意义定型了，赵五贞的符号意义也定型了：她们都是“中国女权史上的一个重要牺牲者”。

从此，这个定论就进入了“不断重复”的过程。1920年1月《长沙》周刊上刊出《多注重些实际》，又有了新的符号人物加入：“赵五贞女士杀了！李超女士忧愤而死了！杨纯英女士的家庭，黑暗到极处了！（见《晨报》）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救出那些沉沦苦海像赵、李、杨三位的女同胞，是几篇叹息—究研的文字，所能做到的吗？”“妇女解放”的人物谱系在扩大，赵五贞俨然已经成了板上钉钉的妇女解放先驱。

符号定型之后，赵五贞的一切，包括心理动因，都经过了重新书写——当然不是直接地去推翻新闻报道，而是采用更加文学化的方法来进行“隐形书写”。1920的长沙文学刊物上，出现了一篇题为《乡里老人》的小说。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乡里老人的女儿，因为到省城亲戚家做客，“时值甚么赵女自刎，被他听入耳根，回到家中，屡将此事禀母”，希望借赵五贞的事迹，说服父母废除自己的包办婚姻。赵五贞在小说中已经体现出符号的榜样作用。而另一篇小说《新娘》中，虽然没有出现赵五贞的名字，描写新娘出嫁前的痛苦心理，却无异于为赵五贞的自杀加了一个心理上的注解，或者说，代赵五贞写了一篇自述：

但是玉姑娘心里想，我若违反礼教，礼教不过处我一个死刑。我若顺从礼教，倒是我自己判定一个永世的——无期徒刑。

随着新文化影响的扩大与主流地位的确立，赵五贞作为湖南女性解放的重要人物被写入历史，而定调者的身份日益显赫，也让赵五贞的名字传播得更广，更为人知。26岁的毛泽东为推广新文化而策划的这场大讨论，让赵五贞误打误撞地成为了妇女解放的“英雄”。（文：凌云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