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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朝老兵口述|董成军:二百多人,一场战斗后只剩三十几个

原标题:援朝老兵口述|董成军:二百多人,一场战斗后只剩三十几个

【编者按】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1953年7月,朝鲜半岛战火熄灭。三年间,先后有约290万志愿军入朝参战。1958年10月,最后一批中国志愿军将士从朝鲜回国。值此六十周年之际,澎湃新闻·请讲栏目刊发一组志愿军老兵的口述回忆文章。

采访人与董成军老人合影。

口述:董成军(山东籍抗美援朝老兵)

采访:周敏

整理:周敏

时间:2018年8月17日

我叫董成军,原中国人民志愿军六十七军二百师五九九团三营八连一班班长,家住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胶北镇律家庄。21岁之前,我在青岛码头干活,农忙时回家帮忙种地收庄稼,就是按部就班地过自己的日子。21岁那年,村里第一次号召前往朝鲜抗美援朝。

我在下面坐着小马扎,听着上面的演讲,“分到土地,你不保,敌人来了还得受罪受穷,是一个中国人就应该保卫自己的国家……”

国民党用兵是抽,就是说律家庄用几个兵你就得出,谁愿意送死,没有愿意送死的吧,所以村里拿钱雇个兵。我那时候当兵就不是那么个事了。解放前,穷人没有地。有地的,比如咱这靠着胶州,城里有些人有钱在咱这买地,咱租他的,得交租。解放之后,地成了我们的了,这就是穷人分到土地,村里没房子的可能还分到了房子。分到了土地,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不想让战争打破这一切,我想保护自己的家人,保卫自己的国家。

我当兵是1953年最后一批。我1951年就要去,但正好犯胃病,就没去,就延到1953年。我都结了婚了,孩子都有了,分家了。从小我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俺娘也没说什么,那时候去打仗谁知道死活?1953年我23岁,正月还没过完就走了。走到八庄,我丈母娘问我,小嫚她爹,你是要去当兵?我说这不是要走嘛。她说:你走了她们娘俩怎么办?我说有共产党。我当兵后,种地有国家给耕种、锄、割。家人干不了,村里出人帮忙割。

董成军老人抗美援朝时期穿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军装拍摄的照片。

上朝鲜前,我到了东北热河省土城子县训练。那个地方冷得要命。我当兵一开始学的是马克沁重机枪,打仗时用的是六零炮,后来我当班长,打的最好的是冲锋枪,我是一级射手。比如说200米,有个人要走,他就走不了。我打得准的,一个冲锋枪,一个重机枪。步枪,俺出去学习,五发子弹我就中了两发,步枪我不大行。我当班长,我训练那个班,并不是让他起来趴下。每人有支枪,冲锋枪就是冲锋枪,步枪就是步枪。我让他们每人出去,我说让他们看着什么鸟就打,朝着鸟打。我趴下就打,不会一直瞄。所以我们班检查的时候几乎每次都是优秀,最差是良好。

六个月后,我们出发了。我们走的是南线吉林省,坐着火车去的。路上有时候会遇到敌人飞机轰炸,一看敌人飞机来了我们就赶紧下车,飞机过去了就上车再走。就这样到了朝鲜前线,到那以后,我发现战争远比想的残酷。

朝鲜分了三个战线:西线、中线、东线。西线是中国人,有飞机,靠近鸭绿江,有轮船协助打仗。中线是中国人,什么都没有。东线是朝鲜人。我是在中线作战。俺那个连队,有一面旗子,写着“钢铁八连”四个字。这是1951年他们打仗,受到嘉奖,弄了这么个旗子。当时剩了七个人在那个阵地里守了一个多礼拜,敌人上多少人都打不下来。坚守的阵地是个山,炮都把那个山的石头打碎了。他们打得都没有子弹了,敌人上来了,就掀石头。最后敌人也没能上去。七点没打上去,军部想这个连队完了。就是敌人占领以后,要用炮打他们。正好一个步话员把步话机扭响了,和军部联系上。军部一听八连还有人在,然后派一个师去增援,把敌人消灭了,找回这七个人。后来上级嘉奖,授予六十七军二百师五九九团三营八连“钢铁八连”称号。

那天,我们仍如往常一样训练,侦察兵跑过来说:“报告连长,敌情……”,我们连长拿起望远镜一看,发现敌人黑压压就如蚂蚁一般涌来,而此时我们只有一个连在此驻扎。我后来每次想起仍心有余悸:就如一部电影《南征北战》里面的场景。在渡江战役时,国民党的一个张军长,让咱们给打的,想不出办法,在一个小屋里团团转。当时我的连长也在一个小屋里面,来回踱步,急得满头大汗,一个连的生命啊!若是没有好的对策,一个连都可能葬送在这里。我在炮班,当时震得耳朵都流血了。当时班长一下子把我拖到一边去,我想你要干什么,他指我的耳朵,然后他又去装了许多炮,我也听不着。就是飞机扔炸弹我也听不着。我们一共二百多个人,战斗结束只剩下了三十几个人。

这样大大小小的战斗还有很多,而且驻扎地还会有奸细混进去,随时会有敌机来轰炸。有时战斗会持续很久,也顾不上喝水吃饭。喝水得去几公里之外去打水,有时还打不到水。我发现口吐白沫说明口里还是有水的,因为有时我的口里连白沫都没有。有时好几天吃不到饭,送过来的也是那种压缩饼干,很硬,我现在的假牙是咬不动了。我一开始用的武器是马克沁重机枪,土话叫水压机关,这种枪得装水。我们用的水壶装七壶水来冷却,要不然打时间久了就容易卡弹。

那时候家里人也为我担心。有一次我听一个老乡说马上又要上战场了,我想这一次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就给俺娘写了一封信。后来我回家才听家里人说,你写封信不要紧,娘一个月没睡觉,白天就在院子里转,看了这封信一个礼拜。

打仗中那些负伤的、不能动弹的可以被送回国治疗。一打仗跟着五六个卫生员,俺们本身在腰带里就串着四个绷带。里面那一块就是布口罩,就是原先那种白布口罩,特别厚的那种。里面有一块专门用药浸过的,如果胳膊被打穿个眼,使绷带把它绷住了,不会发炎,相当厉害。那时候子弹穿个眼不能回来,得把腿打断了才能回来,八庄的匡宝洁(老乡)死了,就是因为把腿的膝盖打去了。他那个班长跟他挨着,把两跟肋骨打去了。他被打了膝盖不能动弹了,就用担架抬着。担架走得快,他那个班长腿能动弹,不能使用担架,得自己走回去。班长走回去十多天,匡宝洁用担架,四五天到医院了。

俺打仗那个地方叫大白里,大白里东西向,一侧是高山,另一侧能出去。医院就在头上,俺正好走了没几天,让敌人发觉了。匡宝洁正好回来,第一天还是第二天让敌人发觉了,用飞机炸了。他那个班长走得慢,走到那里以后,那个地方让飞机炸平了。敌人怎么能发觉咱在这住?因为特务穿着我们的衣服。俺团里还抓着一个,要不谁能知道?穿着志愿军衣服,带了小玻璃镜,这个小玻璃镜是特射的,能射四千米。侦察机来了,下面这个特务就用这个射向飞机,和飞机对上光,就知道下面有人。

在朝鲜的那些日子,我看到了朝鲜人的生活,就像抗日战争时期的我们一样。为了躲避战火,他们躲到深山中,没有吃的,蚊虫叮咬,但是还是要活下去。我当副班长的时候,有一年夏天,我半夜起来要去查岗。醒来发现蚊帐边上有个朝鲜女人,吓了一跳!我把蚊帐一拎,那个朝鲜女人坐起来了。我顾不上查岗,赶紧跑到连部。连长懂几句朝鲜话,把他拖来后,他说没事,你犯不了政治错误。这个女的是被蚊子咬的,来这躲蚊子。我有时也会去朝鲜人民家里帮忙。停战后我们去修路割草,会住在老乡家里,跟他们同吃同住,空闲时会一起聊天,也会一起喝酒。他们喝的是玉米酒,没咱的度数高,我喝那个就像喝水一样。有一次,我请他们喝酒,天津的白酒,62度。一小铁碗,他们以为和玉米酒一样,一口气喝了。结果两天两宿没起来,之后说中国酒太厉害了,再不喝了。

战争停下来后,我们在朝鲜停了六个月学习文化。我上过旧私塾,学过“人之初,性本善”。小时候只顾贪玩了,也没怎么学。现在,我想,我也去好好学学吧,给自己的孩子带个好头,若自己能平安回去,也送自己的孩子去上学,希望自己的娃娃能够好好学习,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学点本事,能够保卫自己的国家。

1953年7月,咱胜利了。美国总统杜鲁门曾说美国自建国后就没打过败仗,就这次输在了中国手里。

董成军老人旅游时拍摄的照片。

回国后,我就退伍了。那时候的复员证很大,上面盖的是朱德将军的章,之后又改了一个小复员证。我现在每月领1690块钱,但是因为皮肤病,所以开销也挺大的。我现在没事的时候会出去逛逛,也出去旅旅游。好多年也没见过战友了,也没什么机会见个面,希望能有机会再见一面。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中国人民志愿军驻防朝鲜问题研究(1953-1958)”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8年暑期社会实践学生自组团队“寻光者”访谈成果,指导老师田武雄,团队参与人:赵楚楚、史龙飞、方超、李瑞敏、赵静、朱浩颉、韩一苇、林小龙、马雯佳、田爱容、李扬、周敏、苏培英、向瑶、杨新茹、王天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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