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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于帝王的“至尊”

  

       翻开近现代的文献,追溯千百年的文明,不论是商代王后的妇好,还是汉代越王的赵佗;无论是清代奢侈的慈禧太后,还是三国鼎立中吝啬的曹操,他们的陵墓无一例外的都被后生们发掘或盗掘,长眠于九泉之下的一代“至尊”,逝去的遗梦而终将不能永久的安寝,这不能不使我们这些后人在遗憾中感叹。

  人们知道的是发掘者为考古、佐证着历史;盗掘者是为着墓中随葬的宝物,变换金钱乃至发家;更有甚者是斩龙脉、断其根,破坏其风水。但是,人们还知道释、儒、道的圣贤们为人类的文明,创造了诸多的精神财富,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将优秀文化传承给子子孙孙。至今,炎黄子孙们无日不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游弋着,继承和发扬着圣贤们的进步文明。他们的陵寝世世代代、祖祖辈辈不仅保护有加,供奉的寺庙还随处可见,香火盛行。迎来的是日日供奉、岁岁礼拜,带走的是积德行善、仁者爱人。真难说得清、道得明前者的“至尊”与后者的圣贤之间道理。

  五千年的中外历史,道德至尊的圣贤们无不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人类文明,思考和实现着“自净其意,止于至善”的美好,无不以草民为伍、体恤民情为之而歌而泣,从中出人生的大智慧、大思想、大道理。如果当初悉达多王子在巡游京城,能容忍一个身体佝偻须发苍白的老人沿街乞讨而心无慈悲;能容忍一个满身流血生疮的病人边走边痛苦地呻吟而无动于衷;能容忍一群人围着一个早亡的死者痛哭而不生怜悯之心。那么,他可能会成为迦毗罗卫国的一任国王,绝不可能成为世人称道、万人供奉,众人顶礼膜拜的释迦摩尼佛祖。

  与孔雀王朝阿育王同处的春秋战国时期,无独有偶着两位中国圣贤,与释迦牟尼思想相近的孔子,在不同国度同样诠释了一个东方大国精神文明的命题,周遊各国游说着人生入世、治世的道理,呼唤着统治者应对臣民实施仁政、仁慈、仁爱的真谛,道出了“天下为公”、“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治国理念;而老子的“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则与孔子倡导的治国思想相得益彰。大凡中国鼎盛时期的汉代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皆以“德”治天下,密切注视着民心、民情和民意,善于倾听不同意见,革除弊政,励精图治,而致文化昌盛、国力富强,得以长治久安。

  可是,与盛世向背的衰败王朝,在历史的长河中,权力至尊可谓昙花一现。究其主要原因不外乎是人心向背,治国有悖于道德文明。统治者的庸政、恶政、暴政,及其骄奢淫逸、繁赋重役,逐渐失去了劳苦大众的拥戴与支持;而登基修陵寝,大兴后花园,桌上百味菜,不知民苦情,最终加速了自身的灭亡。不论统治者采取何种手段镇压,都难以阻止民众的揭竿而起,外敌乘机入侵,劫难的是皇陵被掘,火焚宫廷,“天子”之所立,民众之所灭。保留至今乃是长城依旧,寺庙犹存,从中也不难看出社稷的长城牢不可破,崇拜圣贤的庙宇香火绵绵,只有那被人民所唾弃的帝王将相不得安寝。

       历代王朝更替轮换始终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但是,善行施德者一统天下是深受黎民百姓的爱戴与拥护的,江山稳似磐石,安如泰山;恶行暴戾者即使世袭继承国之大业,不可避免社稷摇摇欲坠、危如累卵,不论权力利益集团为其刀头舐血、生死杀戮;还是为之摇旗呐喊、杀声助威、尽其智囊谱写了皇家的辉煌和恩典,终究阻止不了民众的呐喊,难与人民的力量抗衡。败者为寇的统治者和利益集团的宦官们重者满门招斩,抑或改姓易名四处逃窜;轻者没收家产,押送边关。随之达官显贵的富豪们能置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之外吗?能继续享受荣华富贵和安宁吗?只有那淡漠名利的隐士们窥视着下一个轮回。

  下一个轮回任何一个政权的当政者,要想国之太平,就必须赢得民心;还必须懂得中外文明是优秀文化决定了政权,而不是政权决定了优秀文化;还必须懂得“官吏是社稷的秩序,文士是社会的良心”。若置礼义廉耻而不顾,置普世价值不理,社稷的稳定还能维持多久呢?

      但是,在中国的传统凡俗中,挖坟掘墓是有损于善积阴德的。逝去“至尊”的明君,后人一定要加以保护,暴君也要让他永久的安息,这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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