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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寨—法兰西

  

  我知道,把杜寨与法兰西相提并论是很牵强的。
  
  法兰西在世界地图上都占了一大块,而一个不足两千口人的杜寨村,别说中国和河北省的地图,就是在肥乡县地图上也不显眼。
  
  牵强也没办法,因为我不清楚崔云秀在法国的具体地址。当然,要不是崔云秀,我也根本不会想到自己竟然与法国有关联。
  
  崔云秀是我爷爷的父亲、我父亲的爷爷、我的曾祖父。
  
  其实,崔云秀就是杜寨村一个土得掉渣的普通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像杜寨村其他人一样满足于脚下的一亩三分地。
  
  要不是世界大战,我写他也仅仅限于家谱。我想,就是崔云秀本人,压根儿也不会想到此生与法国有关。
  
  可那年头想不到的事儿太多了。慈禧没想到八国联军把大清帝国胖揍到了坟墓的门口;宣统没有想到孙中山会彻底掀掉他的皇帝龙椅;孙中山没有想到自己毕生奋斗的共和,竟然被袁世凯骗来做了皇帝的龙椅;袁世凯没有想到他身后的军阀们城头变幻大王旗。
  
  地球东边的没想到地球西边更热闹。1900年从大清帝国狠狠捞了一把的八国联军,14年后欲心难耐,贼手发痒,找不到大清帝国这样出钱利索的窝囊主儿,就狗咬狗炸了窝。他们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暴发户,个个财大气粗,同盟国以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为核心,协约国以英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帝国和塞尔维亚为骨干。两大阵营,大打出手,法国是主战场之一。
  
  更没想到的是,八国联军的子弟们这一折腾,竟然把在地球东边在家种地的农民崔云秀给牵扯进去了。
  
  其实,这事儿根子在袁世凯和段祺瑞,这两人要是不削尖脑袋掺和西半球洋人们的事儿,崔云秀也许就不会离开杜寨村。
  
  “一战”开始时,袁世凯的皇帝梦正做得热乎着呢。可袁世凯毕竟是袁世凯,在偶尔梦醒时分也会放全球一眼。这一放眼就拿定了主意,他要掺和。掺和的原因是德国还占着中国的胶州半岛,他和幕僚分析这次德国失败的可能性大,一旦德国失败,中华民国作为战胜国,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收回胶州半岛。低成本换取高利益,这生意合算。可英国和日本看出了北洋政府的捡漏儿心理,不让中国参战。日本早对胶州半岛垂涎,英国这个暴发户不愿意失去在华的既得利益,更不想看到中国的腰杆直一点,就私下把胶州半岛许诺给了日本,既拉了日本入伙,又阻止了中国与自己平起平坐。
  
  可那时的战争靠的就是人,由于人员伤亡太大,后勤人员缺乏,国内反对四起。法国就开始从中国招聘劳工,英国也消耗不起,不得不跟着法国的脚印来中国招工。
  
  我的曾祖父崔云秀就是十四万中国劳工中的一员。
  
  从当时的条件看,要是把责任都推到袁世凯和段祺瑞头上,多少有些偏颇。不管当初他们抱有怎样的个人目的,客观上他们也在争取国家利益最大化。可那样的国力,那样的时代,没有钱,也只能捧个人场,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严格说来,我的曾祖父崔云秀也有责任,他要不是贪图眼前一点利益,也许就不会与法国结缘。
  
  英国招工局合同规定,每月工资30元,一半由华工局发到华工家中,一半在法国按月折法郎发给本人。在法期间的衣、食、住、行全由英国负责供给。
  
  资料显示,1917年玉米每石5.13元,小麦每石7.94元。我粗算了一下,做劳工,每个月就能挣到近5.85石玉米或者3.78石小麦。一石120斤。当时小麦亩产也就一百多斤,玉米也不过三百斤左右,可就这样的产量也不能够保证。苛捐杂税,兵匪战乱,自然灾害,已使民不聊生,而且这年春旱苗枯,秋涝无收,崔云秀生计无着,愁云惨淡。英国招工局开出的条件像云雾里现出的月亮,让走投无路的崔云秀似乎看到了一抹希望的亮。
  
  在极为严格的体检后,1917年初冬,崔云秀和乡邻崔万寿一起离开杜寨村登上了法兰西的轮船。行前,崔云秀专门到村东祖坟跪拜了父母和列宗列祖。
  
  一个没有文化没有出过远门的乡下人,远渡重洋,生死难料,用身躯做赌注,希冀用自己的汗水给空空如也的粮缸里添一把糊口的食粮,让妻儿老小褴褛破衫少几个补丁,让透风漏雨的屋顶多几块温暖的瓦片。可以想见,在与妻儿老小分别之际,崔云秀定会频频回首,泪水涟涟。挥手从此去,何时把家还?崔云秀的心境应该比万物肃瑟的初冬更悲凉。
  
  这年,崔云秀的女儿十岁,儿子八岁。
  
  我老家一带对祖先敬奉特别在意,家家都有像一幅中堂画大小的宗轴,平时卷起来,过年过节挂起来祭拜供奉。宗轴按辈分排列,最高处一排往往写着“高祖不记名”。我家的宗轴上,崔云秀和妻子崔马氏、弟弟崔永昌和妻子在第七排,以上是他的先人,以下是他的后人,楼梯一样一代代就这么往下延续着。
  
  按照乡俗,每年大年三十下午,晚辈们要到祖坟烧香点炮,然后回家把宗轴挂起来,等于那些在村外的先人们已经请回家与子孙同乐。大年初一早起,要先在宗轴前给列宗列祖磕头。
  
  所以年少时我就知道崔云秀的名字,可那时我并不知道,每年大年三十从祖坟请回来的先人里面,崔云秀仅仅是一个名字。上学后,爷爷和父亲都曾告诉我,我的祖爷在法国。再后来,父亲把爷爷嘱咐他的话又嘱咐给了我。父亲说,你祖爷还在外国哩,我老了,不中用了,你可要想法去找找。父亲说这话的时候是2006年大年三十深夜,在昏暗的灯光下,围着火炉我听父亲讲了很多往事,父亲把从我爷爷和崔万寿那里听到的关于曾祖父的,都娓娓道来。第二年秋78岁的父亲去世。现在想来,也许是父亲冥冥之中对自己后事的一种嘱托。
  
  所以每年大年初一,我在宗轴看到崔云秀的名字时,心里就多了一份沉重。
  
  毫无疑问,崔云秀是怀揣淘金梦奔赴法兰西的,他要用三年的劳工合同换来全家的改善,因为他不是中国的白求恩。
  
  国家有国家的利益,个人有个人的打算,“一战”本身就是利益之争,有奶便是娘,无利不同心,意大利原来跟德国穿一条裤子,后来得到英法给予土地的承诺,立马就钻进了协约国。就连一心参战的段祺瑞,也不过是想以参战为借口,举借外债,扩大自己实力,从而达到消除其他军阀的目的。
  
  相比较而言,崔云秀的淘金梦并不低下。但是,连贫弱的中华民国都是那些强国信手拈来的棋子,崔云秀一个劳工又算得了什么?
  
  无正义可言的战争无信誉可讲。合同规定,工期三年,只干劳工,并不参战,每日工作10小时。而英国则把中国劳工基本上推向了前线,修工事,挖战壕,清除地雷,掩埋尸体,至于装卸运送物资就是最轻松了。崔云秀属于英国招聘,他经常在距离敌军阵地三五十米挖掘工事。
  
  他们被禁止衣着当地人的服装,不准进入咖啡馆酒吧和饭馆,就是进入使用英国人的厕所也要受到处罚。他们有的在去法国的轮船上成为德国潜艇的靶子,有的因为冒犯了英国人而被处死,遭遇枪炮和疾病死亡的更是随处可见。资料表明,仅在1917年3月中国对德国宣战后两年多,就有6000名中国劳工死于法国战场。
  
  1918年11月“一战”结束,崔云秀的淘金梦也戛然而止,他和劳工们用血汗和性命为中国捞回了一个“战胜国”的名声。
  
  1919年1月,帝国主义分赃的巴黎和会成为中国人的噩梦,不仅没能收回山东的权利,反被日本占有。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
  
  1920年仲春的一天,风尘仆仆的崔万寿出现在杜寨村东土路上。崔万寿戴着礼帽穿着洋服提着皮箱,热情地跟在地里忙活的乡亲们招呼。乡亲们围着崔万寿,听他讲在法国的见闻。
  
  我爷爷背着篓子在村东拾柴,看见崔万寿,他猜想自己父亲也要回来了,顾不得向崔万寿打听,就狂跑回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的曾祖母。后来爷爷回忆说,那时曾祖母正在做饭,听到消息,立马用水浇灭灶膛里的火,拉着儿子就去了崔万寿家。崔万寿告诉曾祖母说,崔云秀还要等些日子才能回来。曾祖母信以为真,就天天早晨起来先把院子打扫干净,然后端着针线笸箩到村头纳鞋底子,等曾祖父归来。
  
  一个多月过去,也没见到曾祖父的影子,曾祖母就去崔万寿家询问。崔万寿觉得实在不好隐瞒了,告诉曾祖母,崔云秀已经不在了。崔万寿说,俺俩人没在一块干活,听说让回家了,就跑了很远,打听了很多人,在一个工棚看见了崔云秀,那时候他已经断气了,浑身爬满了蛆。崔万寿就找了几个老乡把崔云秀掩埋了。曾祖母责问崔万寿:你俩一块儿去的,就是人死了,你也该把他的骨头捎回来啊。崔万寿说,那会儿都慌着回家,谁也顾不上谁,怕走得慢了赶不上船。再说也没法弄。
  
  为此,倔强的曾祖母记恨了崔万寿一辈子。
  
  那时,曾祖母三十出头。身处乱世,孤儿寡母,曾祖母里里外外一把手,犁锄镑耙,干的农活她要去干;颠着小脚站在水井上摇着辘轳浇园,她气力小,人疲惫,失控的辘轳把险些将她击打到水井里;有人劝她改嫁,她坚决拒绝;曾祖母究竟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泪,只有她老人家知晓。1946年曾祖母去世,陪伴她老人家长眠的是刻着“崔云秀”三个字的一块青砖和曾祖父用过的一个粗瓷碗。
  
  58岁的曾祖母虽然结束了27年的守寡生活,可在坟墓里又进入了另一种更漫长的“守寡”。
  
  崔万寿本来是个活泼的人,可从法国回来后变得沉默寡言,精神愣怔,他的老婆说他时常夜里做梦大喊大叫。对于曾祖父在法国的状况,我爷爷曾多次询问崔万寿,崔万寿提及最多的词是:吃不饱,饿,害怕打死,想家。这也导致了我爷爷对帝国主义的愤恨,后来只要村里开批斗会,我爷爷都要挥着拳头声嘶力竭地喊一句“打倒帝国主义”,就是批林批孔也不例外。
  
  崔万寿于1962年去世,他病重时我爷爷去探望,崔万寿拉着我爷爷的手眼泪直流,是庆幸自己终老故土,还是愧对崔云秀?不得而知。
  
  2011年农历十月初一,是中的“寒衣节”,按乡下侍死如生的惯例,进入冬季,要到祖坟上给那些故去的先人们送寒衣,免得先人们在另一个世界受冻。
  
  我和叔叔把婶子给先人准备的纸寒衣在各个先人的坟前烧掉,在曾祖母和曾祖父坟前,叔叔特意多烧了几套纸寒衣。叔叔说,不知道你祖爷能收到不能?
  
  从老家回来,我特地在网上进行了搜索,有资料说,死在法国的中国劳工分好多墓区,九十多年的风剥雨蚀,许多劳工的碑文已经模糊不清,有的墓连名字都没有,但是不管是否清晰,每个坟墓都是面朝东方的家乡。
  
  2011年1月24日是平安夜,晚饭后,儿子和他的伙伴们欢欢喜喜去过洋节平安夜,妻子到商场看商家们不失时机的大甩卖,我独自坐电脑前,再次输入“崔云秀”三个字进行搜索,依然没有结果。十点多,看到世界知名国际史学者徐国琦教授撰写的《文明的交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在法华工》,在附录三《一战英招华工死亡名录(1917—1920)》([英]GregoryJames编制),我终于找到了曾祖父的信息“CuiYunxiu,1919.8.2死于法国”。极短的一行字,尽管没有汉字和籍贯,没有具体墓区地址,但我依然坚信这就是我的曾祖父崔云秀。此名录编者注有这样几句解释:由于中文的记录只存在于墓碑上,而因年代久远,一些墓碑的字迹已经模糊难辨,还有一些墓碑在更换时没有再刻上中,致使部分华工的中文名字难以确定,本书只能以拼音表示。
  
  我立即给在老家的叔叔打了电话。叔叔已经入睡,被婶子喊醒,我有点语无伦次告诉他,找到我祖爷了。叔叔睡意未消地问我:你去外国了?我说是在网上找到的,叔叔有些急切地问:你啥时候去把你祖爷骨头弄回来,我找人看个好日子,咱好好办一办。关了手机,我有想哭的感觉,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叔叔。
  
  无论如何,我都要感谢让我足不出户就可以触摸到历史的踪迹。看了许多有关“一战”资料后,我就想,要是“一战”发生在今天,我的曾祖父肯定不会不远万里到法兰西做劳工的,因为时代环境、国力地位、科技手段、战争方式,一切今非昔比。但是,硝烟和炮火却从来没停止过,只不过改头换面罢了。
  
  这些年,洋节像老家庙会一样熙熙攘攘,很有些“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味道,让人感觉遥远的地球西边,似乎已经成为鸡犬之声相闻的邻近村庄。可我过不惯洋节,当大街上阵阵喧闹传来,我脑子里依然满是曾祖父和曾祖母,他们一个在遥远的法兰西,一个在杜寨村东,屈指算来,他们已经分别了九十二个平安夜。
  
  都快一个世纪了,当年满目疮痍的战场早已莺歌燕舞,曾经的交战国在分分合合中变化,日本在“一战”时与德国敌对,“二战”时就与德国纠结在了一起。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已经成为铁定的规则。而平民百姓为此付出的血汗,也许是微不足道的,可又是实实在在的,比如我的曾祖父和曾祖母,至今他们还是“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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