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德籍抗美援朝英雄张万海（下）

战场上枪炮声响成一片，爆炸的烟雾遮天蔽日，战斗异常惨烈，坡上到处是敌人的尸体，山顶上战壕里我军也伤亡惨重。为了抵挡敌人坦克和步兵的进攻，我们就把手榴弹扎成捆，将拉火环绑在一起，待敌人靠近时使劲一拉，然后把呲呲作响的集束手榴弹推下山坡。由于天气寒冷皮肤皴裂，再加上无数次扯动手榴弹拉火环，最后我们的手指都肿得老粗，血肉模糊，痛得根本没法拉手榴弹。这时大家就用牙齿咬着扯开拉火环，然后把手榴弹推下山去消灭敌人。

在打退敌人步兵的同时，我们还要对抗头顶上的敌机。为了不让飞机炸着，剩下来的人只能在一个战位打一两梭子子弹，然后迅速丢下枪沿着战壕跑到另外一个山头，再捡起战友们遗留下来的枪接着打。

到了夜里形势更危险，因为我们每朝头顶上的敌机打出一梭子子弹，天空中都会出现一道火舌，这样就把我们的阵地位置暴露了。敌机飞行员一看到火舌，就会调转机头呼啸着朝我们俯冲过来，“哐、哐、哐”扔下几颗炸弹，或者是打一通机关炮。我就是这样负伤的。记得当时我顺着壕沟不断地转移阵地，当我打出最后一梭子子弹后，一架敌机马上呼啸着俯冲过来，朝我扔下一颗炸弹，只听到“轰”地一声，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后来才听人说，战斗结束后部队打扫战场时，发现我还活着，就把我从土堆里刨了出来。那一仗我虽然没被炸死，却被震得七窍出血，耳朵也炸聋了，整个人陷入深度昏迷。

由于没有制空权，通往后方的铁路运输线被炸断，一时无法修复，部队只得把伤员抬到山洞里躲避空袭，接受治疗。在山洞里的野战医院，看护我们的是朝鲜人民军护士。由于眼睛和耳朵不断流血，加上严重的脑震荡，我的头被绷带缠得严严实实。不知过了多少天，我才从深度昏迷中醒了过来，身体有了一点知觉，这时护士开始给我喂饭。由于耳朵聋了，眼睛也看不到，所以每喂一口饭，护士就先用铁勺在我牙齿上轻轻敲一下，提醒我张开嘴。等到拆开头上的绷带时，已经是三个月之后的事了。多亏了朝鲜人民军护士的精心护理，要不然我这条命也就永远留在朝鲜了。

在朝鲜的时候，每当战斗结束后我和战友们都会去打扫战场，从美国鬼子的尸体上捡一些“洋玩意”回来用。负伤前我捡过一个美国人的不锈钢军用饭盒、一把小刀和一只带孔的可挂在皮带上的不锈钢勺子，这个勺子把上还印有“U.S.”字样。负伤后，血肉模糊的军装被剪开，个人装具也不知搞哪儿去了，但幸运的是这把勺子却由于挂在皮带上保留了下来。后来听小儿子说，他在北京“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里，看到了一把自愿军缴获的美国军用饭勺，和我的这把一模一样。

张万海缴获的美军不锈钢饭勺

随着战场形势变化，铁路线打通了，几个月后我们这些伤员在车载高射炮的掩护下登上火车，一路疾驰回到吉林省图门市。由于耳朵被震聋加上经常吐血，我的伤残等级开始时定为三等甲级，到了五六十年代，我的脑震荡后遗症变得越来越严重，而且频繁发作，一发起病来人就觉得天旋地转，剧烈呕吐。还有，在朝鲜的冰天雪地里连续作战，落下了严重的关节炎，刚转业时一犯病人痛得站都站不住，只能躺在床上。后来虽说听力恢复了，但其它伤情却变重了。1974年国家又给我重新定为二等乙级残废，相当于现在新标准的六级残疾。

我们这些回国伤员先运到集安，然后统一消毒、洗澡、换衣服。1952年12月15日转到吉林省延边自治州延吉市第十四陆军医院治疗。我在那里呆了119天，1953年6月又被转运到黑龙江省安达县健康团疗养。刚回国时不少伤员康复后还要准备着重返前线，后来形势有了变化，大量新兵开赴朝鲜战场，我们这些康复后的伤员就不再重返前线了。在健康团待了一段时间后，部队按原籍把我送回到安徽。

当时我们这些志愿军伤员被称为“最可爱的人”“革命功臣”，从东北回到家乡安徽时受到了家乡人民的热烈欢迎。人们夹道而立，敲锣打鼓，载歌载舞。欢迎的人群给我们胸前戴上大红花，还把我们高高举起，大声欢呼。回到安徽的第一站，我们来到了专为志愿军伤残军人开办的固镇荣校，在那里呆了3个月。53年9月又转到怀远第三速成学校，成为该校第二期学员。为了帮助我们退伍以后更好地从事革命工作，我们在那里学了两年半的文化课，然后又转到安徽省六安荣校学了半年，毕业后转业到老家广德。多亏了在荣校上了三年学，要不然我还是个横竖不识一字的大老粗。

在安徽省固镇荣校我结识了爱人何厚英。当时她是地方政府组织的宣传队员，经常来荣校演出，还为我们洗衣服、被子。刚开始的时候我俩经常约着去看电影，慢慢就熟了。不久我要离开固镇转到怀远第三速成学校学习，听到消息后她坚决要求和我一起去。由于彼此觉得很合适，我们就结了婚。爱人不幸早逝，却为我生了6个孩子，最后养大了5个。我们是自由恋爱，感情很好，从未拌过嘴。

转业后我被分配到流洞血防站当指导员，站长是潘登胜。五几年的时候流洞是血吸虫病高发区，站里有医生和工作人员近七八十人，有的还是从芜湖卫校毕业的。血防站的主要工作是调查血吸虫病（大肚子病）传染情况、灭杀钉螺。我在血防站工作了近7年，1962年国家经济困难，于是就响应国家号召，退职回到老家杨杆公社杨杆大队柏村务农。

回来后先是在杨杆大队当民兵营长，兼生产队治安保卫员；后来又到公社担任民政办主任，创建了杨杆公社萤石矿。这个萤石矿当时是杨杆公社唯一的一个社办企业，为当地经济发展做了不少贡献。后来组织上又让我做社办企业主任，管理全公社的企业，退休前又安排我在公社医院当了几年院长。退休后，县民政局、宣传部和公社（乡/镇）有关领导以及村干部，逢年过节都会来看我，还送来钱、衣服或床上用品物，表示慰问。现在每个月国家都给我发残废金和退职费，子女对我照顾得又好，我感到很幸福。

整理者的话

这位老英雄已于2019年11月因病去世。为了弄清楚老人的英雄事迹和工作经历，在友人的帮助下，我在2020年5月专门到广德市退役军人事务部调阅了老英雄的档案材料，了解到他无论是在延边自治州延吉市第十四陆军医院疗伤，还是在黑龙江安达县健康团休养，或是在安徽怀远县第三速成学校学习，其档案材料上都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他的许多优点。

例如：坚决遵守医院规定，服从治疗和管理；虽然双耳被炮弹震聋，仍想尽办法积极参加党支部活动，认真学习党的政策和文化知识。档案材料还显示：老英雄上进心强，在荣校学习时积极为班里出墙报，写文章投稿；他热爱劳动，乐于助人，时常帮战友们洗衣服，主动修理学校损坏的桌椅；还善于做战友的思想工作，帮他们一起进步。档案里还记载着老英雄拾金不昧的事迹。在东北铁工厂，他曾经捡到一只钱包，多方打听失主未果后，于是就将钱包及时交给了工厂办公室。为此，他还受到了表扬。

为了收集更多有关老英雄的第一手资料，我还专门赶到杨杆村进行了实地采访，了解到老英雄更多平凡而感人的事迹。

老英雄从流洞血防站离职回乡后，从不向国家伸手要待遇，也不愿给地方政府增加任何负担。虽然老人建国前就参加了革命，但直到去世都未享受过离休待遇。上世纪六十年代，老英雄脑震荡后遗症频发，昔日在朝鲜白山黑水间浴血奋战落下的关节炎使他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但国家给的残废金每月只有十几元钱。1975年以后，开始领退职费，好多年里每月也只有十几块钱（后来才逐年增加）。这些问题他从未向组织抱怨过，更没要求民政部门给予照顾。

离职返乡后，因表现突出曾多次被杨杆乡党委等部门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老英雄一辈子对子女教育严格，重言传更重身教，几个子女也没有辜负老人家的希望，长子张吉华长期担任杨杆中学教导主任、副校长等职，教书育人，有口皆碑，几年前被誓节镇评为“乡贤”；小儿子张吉良博士毕业，现为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曾任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主任、副院长、校教授委员会委员。

老人1996年元旦中风致半身不遂，生命中最后十几年一直在大儿子家生活。大儿媳对公公孝敬有加，多次被评为“安徽省好媳妇” “广德县道德模范”，其动人事迹曾被安徽省多家电视台和地方报纸报道过。

这位人民的老英雄一辈子为人低调谦和，没有豪迈的语言，也极少向外人提及年轻时在家乡一带打游击及后来抗美援朝的往事，但他的一言一行却处处彰显着一位革命老人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博大的人民情怀，彰显着他忠诚于党、矢志奉献的政治品格和人生追求。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张万海老前辈正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无数英雄中的一员，他的平凡而又光辉的事迹将永远激励我们后来人在新时代的民族复兴路上奋勇前进！

（作者系广德市委党校教学指导室主任，资深高级讲师，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

制作：童达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