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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N号房”主犯称“感谢制止我无法自拔的恶魔生活”,律师拒为其辩护

原标题:韩国“N号房”主犯称“感谢制止我无法自拔的恶魔生活”,律师拒为其辩护

赵主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个人照片 图源:赵主彬社交媒体截图

韩国初中生小英(化名)缺乏生活费,在网上发帖寻求兼职工作。但她没有想到,那些帖子给了性犯罪团伙可乘之机。

“您好,我正在寻找一名兼职人员,每月提供400万韩元(约合2.3万人民币)。如果您有兴趣,请与我联系。”

一条私信发来,N号房的魔爪展开了。

这位冒充的“雇主”提议到加密社交软件Telegram上详谈工作事宜,随后以支付余款为由,要走了小英的银行账号等个人信息。

之后的事情,都是噩梦。

聊天室运营者赵主彬等人(音译)通过虚假兼职广告骗取个人信息,以此要挟受害者自拍不雅视频,并进行有偿分享。截至3月23日,警方追溯到了74名受害者,其中16名是未成年人,最小的年仅11岁。

据韩国媒体报道,原计划为赵主彬辩护的律师已经提交辞呈。该律师称“赵主彬家人委托案件时,仅告知是一起简单的性犯罪”,在其详细了解案情后,十分震惊,拒绝为其辩护。

这起案件中,聊天室根据视频猎奇程度命名为1号房,2号房,3号房等,因此也被称作“N号房事件”。等级最高的聊天室里,会员最多需要支付150万韩元(约合8700元人民币)获取不雅视频。

据统计,有26万人次参与了这些聊天室,付费人数1万人。警方追查他们用虚拟货币交易时留下的个人信息发现,付费者不乏教授、创业公司CEO、艺人等知名人士。

“我只是一个工具”

2018年起,未成年人小英被N号房运营者胁迫,穿着指定的衣服前后拍了40多个不雅视频。视频中,小英被要求自残。

回忆起这段往事,小英表示相比身体上的伤口,她内心受到的伤害更大。

她患上了躁郁症和抑郁症。白天,她害怕被跟踪而不敢出门,晚上,她彻夜失眠。不论哪个季节,她出门时都会强迫症般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生怕被人认出来。

后来她听说,这种视频会被传到色情网站,并标示出被拍人的姓名,电话号码和地址,于是改了电话,搬了家。她认为自己触犯了法律,担心随时会被抓进警局。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叹息。在我痛苦不堪,无法进食,睡眠或出门拜访别人的时候,这些人正在利用其他人来满足性欲。我只是一个工具,这太可怕了。”

赵主彬等人利用女性保护隐私的心理,胁迫她们拍摄不雅视频, 而受害者拍摄的视频越多,赵主彬手中的砝码越大,她们就越被动,像跌进了一个泥沼。

“N号房事件”曝光之后,小英向CBS讲述了以上经历。她呼吁更多受害者站出来,“无法确定他出狱后是否会反省这些罪行,我希望他在监狱里一直关着”。小英估计受害者不止74人,其中未成年人的比例比目前公布的更多。

一边胁迫女性们产出不雅视频,一边引导会员用虚拟货币匿名交易,赵主彬在聊天软件上编织了一个暗网。

3 月 16 日,赵主彬等14名相关涉案人员被逮捕,警方在其住宅内查处现金1.3 亿韩元(约75万人民币)。

由于案件性质特别恶劣,警方决定在提审前公开赵主彬的个人信息。这是韩国首次引用《性暴力犯罪处罚等相关特例法》公布犯罪嫌疑人信息。

3月25日,警方将赵主彬送交检察院。面对记者时,赵主彬向因他受害的人道歉,“感谢制止了我无法自拔的恶魔生活”。但被记者问及“是否承认散布性剥削影像”,“是否后悔犯罪”时,赵主彬保持沉默。

幕后黑手常年做公益

现年25岁的赵主彬,从小在韩国第三大城市仁川长大。2014年考入当地专科大学仁荷工业大学信息通信专业,毕业后居住在老家,一直无业。

从韩国媒体SBS披露的信息来看,赵主彬大学期间成绩优异,多次获得奖学金,但不擅长人际交往。据赵主彬的校友评价,他和老师、同学时常发生矛盾,关系不算太好,但在性生活方面并没有出格行为,“从外表看就是普通学生”。

赵主彬性格安静,爱好围棋和写作。他就读仁川工业大学以理科为主,但他从大一开始就担任校报记者,撰写了许多文章,获得过校内写作大赛一等奖。

赵主彬曾任校报记者,图源:仁荷工业大学报社官网

令人意外的是,这位性剥削犯罪的主犯,曾频繁参加公益活动。根据韩国社会福祉志愿活动认证管理网站的信息,赵主彬从2017年起,一共参与了57次志愿活动

2017年10月,刚上大四的赵主彬加入了一个关爱残障人士的志愿组织,随后每个月都会前往残障人士福利院、保育院等地进行志愿服务。该组织管理人员评价他性格安静,做事诚恳。

在一次公益活动中,赵主彬还曾接受媒体采访表示,“因为受到很多人的帮助,所以我也想帮助别人。因此就在退伍后开始志愿者活动了。在保育院里与孩子们成为哥哥弟弟、哥哥妹妹,让我非常开心。今后我也想把志愿活动当做我人生的一部分做下去。”

2018年3月,赵主彬的志愿活动戛然而止。

一年之后,赵主彬回归该组织,那时他已经是色情视频聊天室的运营者。志愿者团队工作人员向韩联社回忆,那时候的赵主彬和之前有些不同,在活动结束后的座谈会上一直看手机,手机画面上还有多张女性的照片。

据警方调查,赵主彬2018年夏天毕业后,在Telegram发布虚假贩卖枪支、毒品的广告。期间,他发现了软件上的非法色情视频产业链,并于2018年9月开始模仿,创建“博士房”聊天室。

为了证明“博士房”视频的“原创性”,他要求受害者在身体刻“博士”“奴隶” 等人体水印。他还雇佣了一批员工,负责恐吓受害者就范。

案发前4天,赵主彬还在志愿组织露面,不过当日他没有参加志愿工作,“聊了一会儿就走了。”

没有人知道,志愿者和性剥削者这个截然不同的身份,如何在赵主彬身上并存。开始胁迫未成年人拍摄不雅视频之后回归志愿团体的赵主彬,是否利用志愿者身份在线下实行了性暴力活动,也是未知数。

2012年起,高二学生赵主彬在韩国问答社区Naver知识人上回复了多个关于性教育的提问。

在“下载淫秽物是否会被处罚”这一提问中,他回答:“只要不是儿童和青少年的淫秽物品就行。”随后一位用户追问,“下载了未成年者淫秽物会被抓走吗?”赵主彬回复:“被查处发现的话会被抓走,但被发现的概率低,不要担心。”

网络性犯罪成顽疾

偷拍女性事件已然成为韩国社会的顽疾,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网络性犯罪更是屡禁不止,甚至引发了模仿。

去年10月至今年2月,一位“博士房”收费会员模仿赵主彬的套路,创立的“太平洋远征队”聊天室最多时容纳了2万人观看儿童性剥削视频。上个月,韩国警方逮捕了这位运营者,发现此人年仅16岁。

韩国偷拍成风的现象,一方面归咎于韩国司法实践中对于网络性犯罪、儿童性剥削的惩罚力度低。去年,韩国、英国、美国警方联合捣毁一个总部在韩国的儿童性虐待视频网站。网站创始人钟裕勋被判处一年半有期徒刑,网站的另一名美国籍成员被美方判处了15年有期徒刑。

另外,匿名网络中,在线观看性剥削视频似乎不会留下痕迹,没有“后顾之忧”。据曾在韩国居住多年的刘莉(化名)回忆,韩国在2008年至2011年曾推行网络实名制,那段时间网络暴力和偷拍事件没有现在那么多。

“N号房事件”发生后,韩国民众在青瓦台网站发起请愿,要求警方公布N号房所有参与者的个人信息,以此作为司法惩罚的补充。目前,请愿人数已经超过420万。

请愿者认为,不管付费与否,每一位观看用户都是这场集体性暴力的合谋者。李惠利、边伯贤、朴灿烈、郑容和等韩国艺人也纷纷发声支持。讽刺的是,近日在韩国社交媒体上,出现了指导用户删除N号房浏览记录的教学文章。

3月26日,韩国司法部宣布成立了“数字性犯罪反应特别工作组(简称TF小组)”,与警方协同调查“N号房事件”。

由于Telegram是海外社交软件,韩国警方已经与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进行合作,待确认Telegram总部后,将寻求外交手段调取N号房聊天室所有用户的资料。

警方表示,观看过视频的用户都将成为处罚对象,曾发表“上传看看”,“如果有好的就发出来看看”等言论的用户,其行为可能构成教唆和协助犯罪。

对于受害者,韩国总统文在寅承诺会删除所有非法视频,并为受害者加急更换身份证,将二次伤害降到最低。另外,已有111名韩国女性律师宣布为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

赵主彬所作所为不是韩国互联网性剥削犯罪的个例。在他之前担任N号房运营者的“Watchman”于去年底被捕,韩国警方调查了解到,其散布了9000多条非法获取的不雅视频,其中包括未成年人性暴力内容。另一名运营者“GodGod”是N号房最早的运营者,目前正在追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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