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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塞林格:他在这个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

原标题:百年塞林格:他在这个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

1952年11月,即《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的次年,塞林格摄于美国纽约。摄影/Antony Di Gesu

百年塞林格

被“争夺”的文学偶像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刘远航

本文首发于总第893期《中国新闻周刊》

来参加塞林格作品分享会的时候,一位嘉宾带了好几种版本的《麦田里的守望者》,都是自己珍藏的,叠成了一摞。最底下是他正在翻译的一本《塞林格传》,红皮包装,七百多页。这本书的内容还被拍成了一部同名的纪录片,在2013年面世,外界评价褒贬不一。

提到传记的时候,塞林格的儿子马特就坐在旁边。他曾是一名演员,现在是塞林格基金会的负责人,认识那本传记的出版方,也认识纪录片制作公司的制片人。塞林格的纪录片出来之后,马特没有明确表示什么。他知道,任何的批评,都可能成为对方宣传的噱头。

事实上,这不是第一次了。1974年,市面上开始流传一个盗版选集,收录了塞林格早期的22篇小说,让这位作家大为恼火,甚至聘请了律师。1986年,一部未经授权的传记即将面世,并且引用了一些塞林格的私人信件。这使得他诉诸公堂。2009年,一部被认为是《麦田里的守望者》续书的作品在英国出版,促使塞林格和他的基金会不得不再次提起诉讼,制止此书在美国的面世。

我的父亲打了很多场官司,因为很多的人都试图利用他,这些官司对他来说都不轻松。他其实不是很担心钱的问题,但是这些官司本身让他非常耗费精力。马特·塞林格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塞林格逐渐退出公众的视线,在乡间居住,他的形象却因此成为了公众探索和想象的目标,不断有人试图闯入他的私人领地。塞林格本人则坚决守护着他为自己设下的疆界,拒绝与外界合谋。由此,相关的传记小说和轶事传闻层出不穷,莫衷一是,最终构成了一个传奇作家的遁世神话。

2010年,刚刚过完91岁生日的J.D.塞林格去世,给长达五十年的争夺画上了一个句点。然而,关于他的疑问并没有结束。唯一可以确认的是,他一直在写作,只是没有出版。今年是塞林格100周年诞辰,作为塞林格基金会负责人的马特来到中国。接受采访的时候,他给了外界一个确定的答复:那些手稿和素材还在整理,未来将会出版。

马特今年59岁。他出生的1960年,父亲塞林格正处于写作事业的巅峰,美国社会已经见证了青年人的疏离与反叛,《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主人公霍尔顿·考尔菲尔德成为了许多青年的精神化身。

如今,对于许多人来说,塞林格是写出《麦田里的守望者》的那个精神偶像,是写出《九故事》的天才作家,也是退居山林的先知和隐士。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塞林格的形象变成了有诸多怪癖的遁世者,有过年轻的情人,始终无法从战争和爱情中解脱,试图在宗教和冥想中寻找答案。

但在马特的世界里,塞林格是那个让他感到亲近、甚至崇拜的父亲,虽然有时挺难对付,但其实很友好,喜欢跟年轻人待在一起,跟农夫和屠夫也能聊到一起去。和笔下的人物一样,他的父亲不接受世界的规则。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世界上不只有一个塞林格。他将精神的一部分留给了霍尔顿,此后的数十年,他将自我的另一部分锁进了那个无人知晓的暗室。在跟这个世界“争夺”塞林格的过程中,虽然他的姿态常常显得坚决,但他的矛盾和沮丧也并不少见。

偶像的暗室

当许多媒体都在为接近塞林格而不得的时候,他却做出了一个让人颇为意外的决定,接受一名高中女生的采访邀请。这是在1953年,距离《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过去了两年。这部小说的畅销让塞林格无法继续过普通人的生活。为了躲避纽约的名利圈子,他搬到了邻近的新罕布什尔州的乡下,这里远离尘嚣。

对塞林格来说那段时间很幸福。短篇小说集《九故事》在这一年出版。塞林格与周围的邻居相处融洽,与当地的年轻人也保持着和谐的关系,一起参加体育活动,一起外出旅行。他跟青少年待在一起的时候很舒服,仿佛回到了从前。

就在这时候,这位名叫雪莉·布兰妮的高中女生联系到了塞林格,希望可以做个采访,她声称这是学校布置的一个作业。双方约定见面,一起吃了午餐。布兰妮开门见山,但她的问题并不深入,主要围绕作家的生活和写作经历。

塞林格一一作答。1919年,他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的犹太家庭,但对于许多具体的家史,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他的父母不断跃升到纽约富人阶层,一些犹太背景被不断重述和修改。母亲对他很宽容,父亲则一心在生意上,对塞林格的艺术梦想不屑一顾。1934年,塞林格即将16岁,被父母送到福吉谷军事学校,他们认为儿子需要一个严格的环境,塞林格在这里开始尝试写作。

那后来是怎么走上职业写作的道路的呢?布兰妮问道。塞林格说,他在1939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读书,遇到了文学道路上的良师益友惠特·伯尼特。伯尼特是《小说》杂志的编辑,在学校里教授短篇小说写作。这一年年末,塞林格完成了一篇短篇小说,名为《年轻的伙伴》,写的是上流社会大学生的空虚生活。在1940年年初,这篇作品发表在《小说》杂志。塞林格的文学生涯由此有了开篇。

这一年年末,塞林格开始构思一部长篇小说的提纲,这个长篇最终变成了《麦田里的守望者》。1941年,塞林格将小说的一个章节单拎出来,取名为《麦迪逊的轻度反叛》,小说主角叫霍尔顿,也就是后来《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主角。小说里,霍尔顿痛恨学校,也恨纽约生活。他的反叛形象已经确立,只是还没有自己的腔调。

接下来,布兰妮问到了战争。不错,塞林格在1942年入伍,后来进入反情报部门,两年之后被派到欧洲战场,参加了诺曼底登陆。抢滩登陆的时候,他的身上就带着《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手稿。战争改变了他的生活,也正是在战争胜利前后,加上婚姻的裂痕,塞林格出现了疏离他人的迹象。

一封当时写给作家海明威的信件保留了下来。塞林格当时在德国纽伦堡,负责甄别战犯,遣送难民,“并没有什么大的状况,但总是有一种持续的沮丧感笼罩着我。”他这样写道。

塞林格想离开军队,这样可以全身心地写东西。他透露,自己正在创作一部很敏感的小说,很可能就是后来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还有一部戏剧,也跟霍尔顿有关。塞林格还想排演这部戏剧,他自己来扮演霍尔顿。

那么,《麦田里的守望者》写的是你自己吗?布兰妮终于问到了点子上。塞林格犹豫了一下,他没有正面回答。“写完之后我如释重负。我的少年与小说里的男孩几乎是相同的。把这些告诉读者之后,心里很舒服。”塞林格回答说。

在小说里,霍尔顿是一名16岁的高中生,他学习成绩极差,多门不及格,被校方开除,由此成为了一个被放逐的少年,独自坐在山顶上,遥望那个虚伪的世界。为期三天的游荡过程中,霍尔顿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他站在成人和童年的中间,把世界分成了两半,真诚的和虚伪的,但又充满矛盾。

霍尔顿的弟弟天性纯真,却因病去世。他还有一个妹妹,只有10岁,同样单纯。两人进行过一次真诚的对话,霍尔顿总是想象着,有一大群孩子在麦田里玩游戏,没有任何大人看着,旁边就是悬崖。“我要做的,就是抓住每个跑向悬崖的孩子——我是说要是他们跑起来不看方向,我就得从哪儿过来抓住他们。我整天就干那种事,就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得了。”霍尔顿说。

最关键的是语调,既是霍尔顿说话的声音,也是塞林格叙述时的语言风格,时不时出现脏话和俚语。至于故事本身,许多都跟塞林格的真实经历有关,霍尔顿读预科的地方就来源于塞林格读过的福吉谷军事学校。更何况,霍尔顿的性格也跟塞林格很像,常常显露出行为方式上的矛盾。

《麦田里的守望者》在1951年出版,掀起了讨论的热潮。塞林格也由此成为美国战后一代年轻人的代言人,模仿霍尔顿的言行举止甚至成为了一种时尚,大街上常常可以看到有人穿着风衣,将红色鸭舌帽反戴。

也有许多读者希望霍尔顿的创作者能站出来,回答他们的疑问,但塞林格试图重新回到普通人的生活状态。他原本住在曼哈顿的公寓,后来搬入了一个很普通的小房子,以苦行僧的风格装修了一番。在周围的人看来,新公寓漆黑一片,如同一个囚室。两年之后,他终于从纽约离开,在邻近的新罕布什尔州的乡下找到了一个安宁的地方。

这时候,塞林格拒绝了无数的采访邀请,却接受了一个高中生的请求。不过,布兰妮的这篇采访最终出来的时候,不是写在高中要求的报告里,而是发表在了当地的一家报纸上。这家报纸很可能利用了布兰妮,通过她取得了塞林格的信任。文章的笔法有些稚嫩,还提到说,塞林格的面孔看起来像是外国人。

这让塞林格感到受伤。或许狡诈并不只是发生在成年人的身上,虚伪也并不只是在城市里才有。后来,当一些高中生来到他的农舍打探究竟时,塞林格坐在屋子里,假装自己不在家。几周之后,他在院子周围竖起了一道篱笆。

两年之后,塞林格在住所旁边不远处,建了一个专门写作的地方,他称之为“暗室”,也是从繁琐的家庭生活中分割出的一个私人空间,他也在这里打坐。

马特·塞林格,塞林格之子,塞林格基金会的负责人。摄影/Ali Smith

作家的电话

塞林格决定给《纽约时报》打电话。这让电话那头的记者拉赛·福斯伯格感到意外。那是1974年。当时,塞林格早已经停止了发表和出版作品。但他也并未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完全地离群索居,仍然关心着外界的变化。有时他会到纽约去,在一家名为戈瑟姆的书屋停留。他的出现并没有引起外界的格外注意,这让塞林格觉得挺新鲜。他跟书店老板很熟,经常一起谈论东方哲学。

书店老板后来跟塞林格的传记作者保罗·亚历山大聊天,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有一次,塞林格的儿子马特将棒球帽反戴,就像霍尔顿那样,一进书店就赶到连环画专柜旁,而塞林格则消失在宗教书籍的后面。

对于宗教的兴趣从战争期间就已经开始,一开始只是宿命论,后来达到了宗教信念的程度。在写完《麦田里的守望者》之后,塞林格又陆续出版了《弗兰妮和祖伊》,以及《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塞林格的写作越来越呈现出重视精神层面的倾向,他的影响不断扩散,甚至给年轻一辈的作家提供了创作的灵感。与此同时,“垮掉的一代”走到台前,塞林格被推到了先知的位置。

他再一次成为粉丝们追逐的对象,越来越多的人想要了解他的私生活,媒体助长了这样的好奇心。如传记作者所说,媒体的文章把塞林格描述成一个写作的苦行者,让塞林格逼进一个他自己也未必喜欢的隔离状态,神话变成了事实,甚至是诅咒。1965年,塞林格最后一次发表作品,在自己的世界之间竖起了篱笆。

然而,将近十年之后,篱笆里再次出现了陌生人。纽约的那位书店老板发现有人试图推销一本盗版选集,里面收录了塞林格早期的21篇小说。那个人看起来有些文化,但很嬉皮,自称是塞林格的粉丝,坚持认为这些作品应该被大众知道。书店老板立刻联系了塞林格本人,提醒他注意此事。这21篇小说写于1940-1948年间,发表在《星期六晚报》和《纽约客》等报刊上,没有被后来的小说集《九故事》收录。

听到盗版选集的消息,塞林格非常生气。“我父亲当时跟我说,就好像你有一件大衣,特别喜欢,有一天把大衣脱下来放在衣橱里面,然后有个人来了,也不知道他是谁,就把这件衣服偷走了。你可能会跟他说,把这件衣服还回来,这不是你的衣服,那是我的衣服。”马特·塞林格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

长期以来,塞林格花费了很大精力来保护自己的作品和隐私,也强调不会出版这些早期作品。然而,长时间看不到塞林格的新作,还是促使一些离经叛道的年轻人将这些小说收录起来,印刷了大概两万五千本,推销到旧金山和纽约等地的书店。

塞林格联系了经纪人桃乐西,后者为此聘请了律师。律师认为,这些盗版书籍触犯了版权法,然而,塞林格并不想打官司,他知道,这等于主动上钩,甚至会成为新闻界的节日,而且诉讼意味着大量的精力投入。桃乐西给出了另一条路,那就是借助媒体的力量,让盗版书的出版者知难而退。桃乐西找到了《纽约时报》,这家媒体要求采访塞林格。

电话刚接通,塞林格就跟记者福斯伯格强调,自己只想聊一小会儿,最后却谈了半个小时。福斯伯格觉得,这位作家听上去“一会儿热情迷人,一会儿又疑神疑鬼,有些激动”。“那些都是我很早之前写的作品,从来没打算出版,就想让它们自生自灭。”塞林格跟福斯伯格表示了自己的愤怒和沮丧,“我不是想掩饰自己早年的笨拙,就是觉得这些小说没有出版的价值。”

塞林格的表述并不全部符合实际情况。事实上,他曾经有过出版小说集的计划,那是在1944年,小说集拟以《年轻的伙伴们》为题,一共19篇,其中15篇是塞林格自己跟经纪人推荐的。

福斯伯格的报道最终发表在《纽约时报》的头版上。他在文章里提到,塞林格对盗版选集的编者和17家书店提起了诉讼,要求编者赔偿至少25万美元,书店的罚款则从4500元到9000元不等。

文章的末尾,塞林格承认自己还在坚持写作,每天都要花好几个小时在上面。他的语速很快,必要时会出现停顿。最后,塞林格谈起了他面临的处境。“我自己的这种态度让我也吃到了苦头。在外界的印象中,我变成了怪异又疏离的那种人。但是,我所做的这一切,不过是想要保护我和我的作品。”他对福斯伯格说。

报道发出之后,立刻起到了塞林格希望的效果。法院下令禁止发行和销售盗版选集,那些推销选集的人也消失了。当然,这并没有停止外界的好奇心,与塞林格相关的传说和故事不断增加,而他本人一直保持沉默。

拒绝长大的霍尔顿

2009年,塞林格迎来了他的90岁生日,而在他的虚构世界里,霍尔顿仍然是那个16岁的少年。塞林格身体虚弱,只能依靠手杖行走,而且,他几乎变成了聋子,这跟战争期间听力受到的损伤有关。一年前,他成立了J.D. 塞林格文学信托基金,每一部作品的处置权都由基金管理。

然而,一本新书出版的消息再次打破了塞林格的宁静生活。英国媒体《卫报》刊载消息,一本名为《60年后:走出麦田》的小说出版,9月份即将在美国发行。书里的情节与《麦田里的守望者》如出一辙,只不过主人公已经变成了76岁的老人,他漫步在曼哈顿的大街上,不禁让人想到霍尔顿的漫游。

经过了经纪人的一番对照,塞林格了解到,书里的很多场景和事件都跟《麦田里的守望者》雷同,语言和作风也没有变化。事实上,早在1961年,也就是《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十年后,《纽约时报》曾把那种随意的叙述腔调归结为霍尔顿式的语言(Holdenese),不符常规,还夹杂着俚语。

塞林格想找到始作俑者,然而《60年后:走出麦田》的作者使用了笔名,叫作约翰·大卫·加利福尼亚,声称在柬埔寨乡间的一个废弃小屋里第一次读到了塞林格的小说。图书的出版社更加让人惊讶,出版物包括笑话书籍和色情画报。

在新闻界和读者的密集关注下,作者公开了自己的身份,他是瑞典作家弗雷德里克·科尔廷。有媒体推测,科尔廷是故意站出来,企图引诱塞林格打官司,借此进行宣传。塞林格应战了。6月1日,诉状递到了曼哈顿第二区法院,塞林格没有亲自到场,事实上,整个庭审过程中,他都没有现身。

科尔廷的律师认为,《60年后:走出麦田》与塞林格的原作相距甚远,属于讽刺性的模仿品。他们反对塞林格将霍尔顿据为己有。而塞林格的律师则坚称,这本书是“不折不扣的剽窃”。外界的注意力仍然聚焦在塞林格身上,经纪人则公开表示,这位作家已经耳朵失聪,此前摔裂了臀部,需要依靠旁人搀扶,目前还在疗养中心。

这场官司引发了大量的关注,互联网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评论和回忆文章。许多人描述其当年阅读《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感受,那时他们可能还未成年,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眼中看到了不同的霍尔顿。霍尔顿是他们的精神化身,塞林格则是他们的偶像。

当然,许多文章也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谁才是霍尔顿的真正拥有者。尽管塞林格拥有法律上的知识产权,但那些读者将霍尔顿看做是自我形象的一部分,即使过了数十年,依旧如此。对霍尔顿的“争夺”其实也是塞林格与外界之间的一次较量。

自从1951年问世以来,许多人曾希望能够将小说改编成电影,甚至是比利·怀尔德和斯蒂芬·斯皮尔伯格这样的大导演,也都被塞林格一一回绝。BBC广播公司希望可以将其拍成电视剧,最后也只能作罢。

7月初,法官做出了判决,认定《60年后:走出麦田》是《麦田里的守望者》未经授权的续集,并没有被告科尔廷宣称的那种原创性,禁止在美国境内发行。科尔廷提出上诉,随后事情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美国四大传媒巨头联合起来,进行司法申诉,要求推翻对塞林格的有利裁定。塞林格数十年来的不合作终于换来了媒体界的反弹。

法院没有立刻做出判决,但塞林格已经开始失去对自己创造的角色霍尔顿的控制,不是因为别的,互联网的存在让禁止在美国发行的判决失去了实际的意义,美国的读者依然可以买到这本书。而且,对方将官司变成了宣传的噱头,《60年后:走出麦田》的封面上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标志,写着“此书在美国被封禁”。

“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马特·塞林格最后对《中国新闻周刊》感叹道。2010年1月,塞林格去世。马特代表塞林格的家人,发表了一份声明。“塞林格指出,他在这个世界上,但不属于这个世界。”

传记作家坎尼斯·斯拉文斯基则表示,“我们坚持把我们崇拜的那些人抬高到脱离现实的高度,到后来我们又对强加在他们身上的高度感到不满,要把偶像的高度砍下来才痛快。”也因此,塞林格的公众形象开始分裂,他守护着自己的生活,同时,不断与来自世界的各色目光进行对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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