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纯 | “台湾意识”的异化及其对台湾史研究的影响

原标题：陈忠纯 | “台湾意识”的异化及其对台湾史研究的影响

作者陈忠纯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创新团队成员、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副教授

学术评论

“台湾意识”的异化及其对台湾史研究的影响

陈忠纯

“台湾意识”与台湾史研究有密切的关联。日据时期，“台湾意识”成为“国族认同”时，台湾的知识分子便借助台湾史著述表达对“故国”的追思。20世纪50年代，在反思“二二八”事件的过程中，围绕是否认同“中国意识”，台湾内外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台湾意识”与台湾史叙述。“解严”前后，台湾地区的“台湾意识”出现异化。伴随着台湾“本土化”运动的兴起，否定“中国意识”、认同“台湾主体性”的“台湾意识”逐渐在台湾社会蔓延，迅速渗透到包括台湾史研究在内的各种学术思想领域。台湾史研究既是“台湾意识”力图改造的核心领域，也是塑造“台湾意识”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台湾史研究在当局与民间的支持下得到长足发展，成为“显学”。但台湾史研究兴起的背后，很大程度上是对战后30年以中国为本位、以汉人移民史为主的历史论述的挑战与背弃。部分台湾史学者力图使台湾史研究脱离中国史脉络，重新建构以“台湾人”为主体的“台独史观”，成为推动“台独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

一、 “台湾意识”的产生、流变与分化

“台湾意识”最初是台湾民众在历史上产生的一种自我认同意识。众所周知，由于台湾海峡的阻隔，大陆居民迟至明清时期才大规模移民台湾，并经历了从祖籍地认同到定居地认同的漫长过程。一般认为，作为一种乡土地域的自我意识，大约在19世纪50年代后，“台湾人”的认知才在台湾的大陆移民群体中形成。但不久后，在乙未反割台斗争中，原本文教相对落后的台湾绅民却激发出前所未有的爱国反抗精神，强烈感染了举国士民并影响了当时舆论。“公车上书”的发生，便不能忽视台民的作用。光绪帝谈及台民意欲死守台湾时，曾喟叹“台割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申报》则言台民的抵抗所展现的爱国精神，将让列强从此不敢再轻视中国人，“乃始知中国之民，固大有可用也。始之轻中国者，安知后日不从而重中国乎”。

台湾民众在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过程中，“台湾意识”进一步强化。日据时期，“台湾”不但是台湾民众的自我认知，还是台湾民众抗日、反日的共同符号。从1895年的“台湾民主国”开始，直至20世纪30年代初的“台湾自治联盟”等，各种以“台湾”为名的组织、刊物层出不穷。日据时期台湾士绅以“台湾”为号召，目的是与“日本”区隔，抵抗日本对汉文化的压制和对台湾人的剥削。日本统治者也深知，台湾人的民族意识终归是“汉民族意识”，“视中国为祖国”，所谓“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之类的观点，不过是掩人耳目的说辞。当时台湾民族运动虽然有“祖国派”和“自治派”之分，前者将台湾的解放寄希望于祖国，后者虽然对当时中国腐败落后政府的“苛政”抱有戒心，着重关注本岛事务，但这部分人“也只是对支那现状失望以至于怀抱如此思想，他日如见支那隆盛，不难想象必将回复如同前者的见解”。寻找自我认同，往往会自觉地追溯历史，在历史中确定身份。因此，这种自我认同往往要与历史叙述联系起来。当时在台士绅留下了记录台湾历史沿革和乙未反割台历史的著述，如连横的《台湾通史》、吴德功的《让台记》、洪弃生的《瀛海偕亡记》等。这些著述中，都充满着浓厚的故国情思。

可见，早期的“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并无隔阂，只是在日本殖民统治下，不能公开承认“中国意识”。1945年台湾光复后，由于国民党政权接收台湾的制度设计及初期施政不当，引起了台湾民众的不满，加之两岸近50年的分离，社会发展的落差，出现了所谓“本省”人与“外省”人的隔阂，诸种因素的叠加导致了“二二八”事件的发生。这场历史悲剧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党政权的腐败。经历了“二二八”事件后，部分台湾人对其省籍意识作了反思，“台湾意识”却因此分化：部分遭受打击的台湾人提出“台独”的主张，更多的台湾人则希望消弭省籍意识。

这两种不同的“台湾意识”催生了两种几乎针锋相对的台湾史观。其代表人物前者主要是部分流亡海外的台湾人，如史明、王育德等；后者则主要集中在岛内，如李万居、杨云萍、陈奇禄等。1962年，史明为推动“台独运动”，编撰了《台湾人四百年史》一书，声称：“笔者想要站在四百年来从事开拓，建设台湾而备受外来统治的台湾人的立场，来探索‘台湾民族’的历史发展，以及台湾人意识的形成过程，同时也希望透过台湾民族发展的历史过程，寻到一条我们一千万台湾同胞求生存所能遵循的途径。”该书将以往在台的政权一概视为“外来政权”，提出“台湾民族”不同于“中华民族”，“台湾人是中国人”是种“空想（观念上）汉族主义”，这是比以往都更彻底“台独”的“台湾意识”。虽然史明不是学者，《台湾人四百年史》更像是部“汇抄”，但其激进的主张却影响了后来的“台独”分子。1964年，王育德也在日本出版《台湾：苦闷的历史》，该书基本按史明的架构重新梳理台湾史的脉络，但书中曲护辜显荣为“投降清军献计夺取中原的洪承畴”，诋毁抗日运动是“利用迷信的‘阴谋事件’”，歌颂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是“十全十美的资本主义殖民地”，要排除道德和情感“客观”评价日本统治，称“日据时代”“有可能被判定胜过现在（即国民党统治）”。史明与王育德的主张充满情绪的宣泄，实际是把“省籍矛盾”“地方主义”无限上纲为民族、种族的矛盾，谈不上有严肃的学理基础。但他们试图彻底地颠覆“中国意识”下的台湾史观，对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台独史观”影响深远。

从史明、王育德的主张可以看到，省籍矛盾与日本因素对于当时的“台湾意识”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在战后初期的台湾岛内，无论是“本省”学者还是“外省”学者，都特别注意避免“省籍”意识，也曾致力于台湾史研究的“去殖民化”，以揭示台湾与中国的历史关联。学界对这一时期的台湾地区台湾史研究情况研究还较少，其实作为承上启下的一环，还是很值得探讨的。1949年9月，岛内的台湾史学者曾召开一次“台湾乡土史座谈会”，该次会议集中讨论了日据时代台湾史研究的殖民地性格，提出要开辟台湾的民族斗争史、移民开发史等新的研究领域，弘扬民族精神。会议为台湾史研究定调：“三百年的台湾史，就是中华民族在台湾奋斗的历史”，呼吁学界更加努力地推进台湾史的研究。有学者指出日本殖民者的台湾史研究，是为了研究台湾人民的“民族性”，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统治和治理；台湾光复后的台湾史研究，则是为了弘扬台湾的民族精神，以及改进台湾人民的生活。还有学者提出：“新时期的台湾史研究，要注意研究台湾民族的斗争史、中华民族在台湾的移民开发史，这是过去日人故意忽略的，这是我们今后要加以注意的。”可见，台湾史研究是建立在“去殖民化”，即对日人成果的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的。

笔者试以《公论报》的“台湾风土”副刊的宗旨与刊稿做说明。《公论报》创办人是著名的“半山”李万居，该报是战后初期台湾地区唯一的民营报纸，影响颇广。而“台湾风土”所汇聚的台湾史研究者，皆可谓一时之选。李万居创立该刊的用意是去除日本殖民影响，重拾和阐扬台湾民众的民族精神：“日本人据台五十年，表面上，台湾免不了遗留许多日本人的影响，但台湾的居民百分之九十八是汉人，他们的祖先移居台湾时所带来的开疆辟土、坚忍不拔的精神，正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李纯青为该刊撰写的发刊词，也表达了这一意涵。该文以《台湾的光荣》为题，表示研究台湾目的在于“发掘民族精神，鼓吹自治运动”：“今日台湾的文化工作，我想第一，要强调民族精神，继承郑成功的传统。……这种反击异族的斗志与力量，是台湾最大的光荣，是宝贵的遗产。……第二，我认为要求自治——地方自治，极其正当。……任何省份的人都有爱家乡的心理。这种心理就是自治的基础，不可压抑的力量。”据编者解释，因“台湾风土”提前创刊，邮递延误，来不及发表于第1期。台湾本省著名的台湾史研究学者杨云萍则言：“第一，我们不要使台湾的研究，成为好奇心的对象。……若只是为好奇而工作而已，终不能成为学问，换言之，终不能达到研究的阶段，仅可满足一些好事家的趣味。……第二，我们不要使台湾的研究，为了排他的、固陋的乡土观念，而研究变成无谓的歌颂。不消说，有乡土观念的人，才会有国家观念，而才会有爱人类的观念。但是，真的观念，不是盲目的自赞；而是基于客观的冷静的结论而到达的，这才耐得风雨霜雪。……台湾的过去的文化之在于我国的地位，我们是要客观的冷静的检讨一下的；而我相信台湾的文化，是耐得这检讨的。尤其是中国民族的文化，流入到台湾，受着历史的、地理的影响，而变成怎么个样子，确值得我们细心的研究。这研究对于究明一般人类的文化的本质，当有贡献，我们之可以歌颂的地方，当在此也。”

“台湾风土”所涉猎的问题涵盖极广，从中我们可以构建出一幅当时台湾史学者们所认知的台湾史图景。在这幅图景中，无论是“原住民”的历史，还是荷据、明郑、清代、日据时代的历史，台湾史学者们所致力挖掘的主要是汉人认知、移民和开发台湾的历史，突出台湾同胞建设祖国边疆、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精神。比如，有关人物的文章注重褒扬郑成功、刘铭传、唐景崧、陈季同等在台湾开发、建设乃至反割台斗争中的人物，还有如肯定晚清政府在台湾的近代化建设、澄清乙未反割台与“台湾民主国”的历史、揭露日人在台的武力暴行与经济掠夺等。此外，还重视挖掘两岸的文献材料，呈现台湾与大陆的历史渊源与有机联结。

20世纪50年代岛内台湾史研究的基调一直影响到70年代末。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及中美建交，国民党以“正统中国”为名的统治合法性已然坍塌。面临来自内外的严峻挑战，国民党主动采取“台湾化”的策略，把台湾史教育作为“乡土教育”纳入中小学历史教育范围。同时，高校内的台湾史课程及有志从事台湾史研究的研究生也有所增加。此时期依循中国史的脉络仍然是“台湾史”研究的主流，不过更重视总结台湾史的“特色”。由曹永和、黄富三主编的《台湾历史论丛》第一辑这样解读台湾史的特质及其与中国史的关系：“历史的发展和变迁具有其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两面性格。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它的历史在文化上讲，一直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但在这种普遍性之外，因为台湾是个孤立于大陆的小岛，开发也晚，所以它的历史发展与中国其他省份颇有差异，使人不得不‘另眼相看’”。他们归纳的台湾史特点主要有：第一，它是近代汉民族殖民成功的特例。第二，主权者变动频繁，与大陆时分时合。其中荷兰、日本系“外国”，让台湾沾染“异国色彩”。第三，边疆社会的色彩浓厚。第四，为中国海洋性文明的前驱。第五，为中国近代化的模范省。其时台湾史研究曾发生“内地化”与“土著化”的论争。陈其南提出“土著化”的理论，其立论的重心从清政府如何让台湾“内地化”，转为汉族移民如何在台湾重构了“土著化”的中国社会。该理论虽然挑战了之前一脉相承的以中国史为主脉的“内地化”观点，反映台湾“本土化”运动的诉求，但仍是在承认清代晚期的台湾汉人社会属于“中国本土社会的延伸”的前提下，分析汉人移民社会经历了怎样的转型。

二、 “解严”前后岛内“台湾意识”的异化与“台独史观”的建构

1970年代末期以后，台湾史研究在当局与民间的支持下开始蓬勃发展，但兴盛的背后是既往以中国为本位、以汉人为主的开发史研究受到挑战，取而代之的是“台湾本土化意识”的抬头。自“解严”前后，政治的变动也影响到了台湾史的研究。战后岛内以“去殖民化”“去省籍化”的“台湾意识”为核心的台湾史研究路径突然被抛弃。1983年，郑钦仁发表《台湾史研究与历史意识之检讨》一文，公开对战后三十年的台湾史研究和“历史意识”提出质疑，否定“中原本位主义”“台湾与大陆的一元化”以及以统治者作为断代分期依据等，肯定“地方意识”和“人民史观”，“台湾史的研究不能只局限于中国史的范畴之观点立论，只有站在‘世界史’的观点才能看到台湾在历史与未来所扮演的角色，从中或许能摸索出来自立生存之道，摆脱周围强权之纠葛”。面对愈演愈烈的“本土化”运动，一些台湾史学者的立场自觉转为“以台湾为本位”。如1971年，曹永和对台湾史和台湾开发史的基本观点是“台湾史的基本性格是在于数千年来，发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华民族，不断地分向四方扩展，终于自大陆滨海地方，将其活动范围推进到台湾来，前仆后继，入殖经营，终于建设了汉人社会的过程。所以台湾的经营也是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章，也是中华民族所蕴蓄深厚潜力的发挥”。但到了1990年代，曹永和提出了所谓的“台湾岛史”的概念，认为“将台湾岛作为研究主体”，“才能架构出结构性、总体性、全球性的台湾史观”。其他诸如杜正胜的“同心圆”史观、陈芳明的“台湾史观”等，均是在以台湾人为主体的名义下，否定既往以中国史为主线的史学研究。这些史观承接史明与王育德的主张，把以往的政权全部视为“外来政权”，声称要以台湾民众的观点，重新诠释台湾史，目的其实就是建构所谓的“台独史观”。他们将中国史脉络下的台湾史定性为“统治者的历史”“中原史学”，两种史观的对立又被称作“正当的、自主的‘台湾意识’”对“霸权的、奴化的‘中国意识’”的反抗。可以看出，“去中国化”的“台湾意识”已成为建构“台独史观”的核心脉络之一。如张炎宪所述：“历史是须要诠释、建构的，台湾历史的诠释除需应用精致的学术成果、历史方法、历史理论之外，更需要立足台湾的史观。”张炎宪将所谓“台湾史研究的新精神”归纳为：突破“官方说法，以台湾民众的观点，重新诠释台湾人民在这块岛屿上的奋斗历史”；突破“中国传统史学的正统论、统一论、中国中心主义、中国文化优越论和汉人中心主义等观点”，探讨“台湾的多元性、自主性和独特性”，其核心即“脱离中国史学的传统，不只是排除或超越中国史框框，更要建立台湾历史的精神”。虽然这种“台湾意识”所提出的世界史视野、肯定历史的多元性、反对大民族主义等，有合理性的一面，但其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建构脱离“中国史”脉络的“新史观”，从而为“台独运动”提供思想资源，并试图透过教科书改革等途径改变台湾社会的国族历史认同。

备受“本土化”学者推崇的陈其南便批评说，无论如何强调台湾的“本土意识”以建构所谓的“民族国家”，都无法否定台湾与大陆的历史联系：“我们可以从历史的发展和族群的意义上探讨‘台湾人’这个客观存在的历史社会事实，但不论探讨的结果如何，均不应与当代政治立场有关的任何前提纠结在一起。譬如说，我们的结论可以指出：台湾人在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族群定义上，只不过是华人和汉人社会的一个地方性成分而已，顶多只能算是一个不同方言或是地方居民的范畴。或者从历史和文化渊源来看，台湾社会基本上仍然是如假包换的中国或汉人社会，台湾人不论如何强调其本土意识，在历史文化上仍无法否认此一事实。除非是诉诸夸张的或者非理性的论证，否则‘台湾民族’之意识很难建立起来。对于试图透过台湾民族意识来寻求其‘民族国家’之理论基础者，这个‘中国情结’可以说是挥之不去，欲理还乱。”但对有心推动“台湾主体意识”者来说，这样的解释无疑不能接受，他们如此回应：“（陈其南）此种取向的人类学研究无法呈现出此一议题在当前社会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我们必须要从‘台湾人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社会事实’的观点，转换成把台湾意识当作一种主观的文化认同体系来认识其内容，观察它在不同历史的情境下，以何种形貌存在。”显然，这种“台湾意识”虽然以台湾史为名推动“去中国化”，但本质却是“主观”的、反历史的。

当下的台湾史研究仍在强化“台湾意识”，相对于2000年以前热衷于台湾史观的理论批判，更多人致力于将上述史观“落实于”具体的历史解释中。如有学者试图挖掘诠释战后以来台湾人思想中的“台湾史意识”。有学者在考察日据时代的民族运动及战后初期的“祖国体验”后，论定在“二二八”运动前，“台湾人体悟到，要摆脱再次被殖民命运，对抗中国官僚集权统治，必须团结奋起、自立自主，才有机会主宰自己的前途”。还有学者在论述1930年代台湾人的“国家认同”时，认为“面对近代台湾史，我们更应该了解，对于国境线不断地被重划的抗拒，甚至企图描绘出‘台湾共和国’国境线的努力，才是近代台湾‘去殖民化’的真实历程”。类似的观点在台湾史研究中并不少见。岛内的台湾史界有意无意地疏离与中国相关的议题，比较专注台湾人的“生命史”，或探讨台湾史的“殖民”“后殖民”问题，或配合所谓“转型正义”，强化“二二八”及“白色恐怖”的研究，以及日本殖民台湾史等议题。以台湾最重要的台湾史研究专门刊物《台湾史研究》为例，近年有关两岸关系史的论著所占比例不高，且这些文章多以台湾人的视角看待历史过程，而当涉及“中国”时，甚至常给人近似于“别（他）国”的感觉。

20世纪90年代曾有学者指出，从文化史上看，台湾的“本土化”运动经历了“反日”“反西化”“反中国”三个阶段。若从“台湾意识”的萌生到发展的过程看，其中最根本的变化还在于是否认同“中国意识”。自“台湾意识”作为台湾民众的自我认同出现时，就是一种“乡土意识”或“地方意识”。在日据时代，在反抗日本殖民统治时，“台湾意识”变成一种“国族意识”，但这种“国族意识”本质上仍是“中国意识”。台湾光复后，“台湾意识”本需经历“去殖民化”的重塑。国民党的失政及复杂的内外社会经济形势，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了“二二八”事件。此后，“台湾意识”开始出现分化。20世纪50年代是“台湾意识”转变的重要时期。部分流亡的台湾人提出“台独”主张，把对国民党的不满及省籍矛盾，上纲为民族、种族矛盾。“解严”后这种极端主张在台湾岛内流行，而认同祖国的“台湾意识”反而势衰。不过，若细究以“台独”为目的的“台湾意识”，会发现其所凭靠的历史依据与论述根本经不起推敲。乙未反割台时期的“台湾民主国”、日据时代的“台湾民族”论或“台湾人”口号，乃至于后来的“亚细亚孤儿”论，本身均非脱离“祖国”之意。因之，许多原来认同“中国意识”的台湾史学者，在“解严”后突然选择以脱离中国脉络的“台湾意识”做研究，其改变认同的动力主要并不来自学理层面，而更像是政治社会形势演变后的一种“顿悟”。然而，传统中国的认同更多是文化思想层面的，而不是血缘或者政治层面的。当“台湾意识”开始在台湾风行时，旅日台湾学者戴国辉便曾专门做过精辟的批判，指出要培育健康成熟的“台湾人意识”，既需要肯定“台湾内部居民的多元存在”，也要承认“中华民族意识却是台湾人的上位概念”。当下，台湾地区“台湾意识”的主体性虽然越发强烈，不过两岸形势今非昔比，早不是20世纪90年代前后的情形。世易时移，或许“台湾意识”未来会再一次“顿悟”，重新回归中国脉络，亦未可知。总之，台湾史研究的现状再次提醒研究者，历史研究与现实相隔并不远。台湾史研究中的两种“台湾意识”，反映的其实是对两岸关系发展走向和台湾未来走向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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