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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爱泼斯坦与宋庆龄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友谊

 

爱泼斯坦

 

    又是一个深秋的季节,金黄的柿子挂满了枝头。万泉河畔一套公寓里,一把坐了30年的藤椅摆放在客厅中央,浅黄色花边坐垫铺在上边,似乎在等待着它的主人。

    两边高大的书架像被掏空了肺腑一般,显得空荡荡的。"藏书都捐赠清华大学了,这是艾培的遗愿。"艾培老伴黄浣碧轻声说。

    艾培,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再也不会回来了。5年前,他去世了。我坐在小木圆桌旁,抚摸着温润的桌面说,"15年前,我第一次见到艾培,那时你们住友谊宾馆,就有这张老桌子!见到这些老家什,真像见到了爷爷奶奶。"

    黄浣碧笑了。那是1995年2月一个傍晚,《今日中国》杂志编辑老王与我一起去艾培家。进门时,艾培与老伴正在吃饭,小菜两三碟。老两口放下碗筷,起身迎接我们。

 

    艾培是矮个子,体魄敦实,身穿驼色毛衣;头顶的花白头发,只有稀稀拉拉的几根。再过两个月,他就八旬高龄了。老人向我伸出手来,"何雁同志,你好!"我的右手被一把"铁钳"握住了,温暖而有力,给人以坚定信心。"艾老,您好!"我羞怯地说。"你是南方人。"老人白眉毛下一双蓝眼睛,闪烁着睿智光芒,"我想,你是上海或是周边地区的人。"

    我们在沙发落座,艾培自己坐木椅,倚靠在小木圆桌旁。客厅小巧典雅,一排中式木柜雕刻有梅花图案,陈列着中国工艺品。墙上悬挂着刘志丹在陕北的大幅木刻。门楣上,高悬着毛泽东半身石印肖像,纸张已泛黄,"毛泽东"三个遒劲大字清晰可见。那是1944年艾培随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毛泽东亲笔签名赠送给他的。

    "那时候还没有何雁同志呢。"老人笑了,我也笑了。艾培1915年出生于波兰华沙一个犹太人家庭,两岁随父母来到中国。他15岁开始记者生涯,受美国记者斯诺影响,走上支持中国革命的道路。之后数十年,中国实际上成为他写作的惟一主题。从思想感情上讲,他是一个淳朴的中国人。

    艾培说中国话不怎么流畅。听说我学过英文,便鼓励我说英文。望着老人慈祥的面容,我最初的羞怯感竟一扫而空,大胆用英语做了回答。

    "老太太,"艾培招呼着老伴。黄浣碧端来茶水,在小木圆桌旁的空椅子上坐下了。"艾培,你写《宋庆龄传》,可是完成了一项大工程啊。"编辑老王说。"有一段时间,他经常到宋庆龄故居写作。"黄浣碧插话道。

    艾培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是在1938年"九•一八"国耻日。那一天夜晚,成千上万的广州市民冒着被日机袭击的危险,打着火把在街上游行示威。宋庆龄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她又勇敢、又漂亮。"2004年11月19日,我最后一次见到艾培,老人深情回忆道,"她外表柔弱,内心坚强。她一是原则性很强,二是非常谦逊,即使是年轻人和地位不高的人,同她在一起也不感到拘束。有的人第一次见她有一点不自然,什么话都不敢讲,但是5分钟过后,就放松了。"

    在香港,宋庆龄邀请艾培参加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编辑英文出版物,帮助她争取全世界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保盟人数不多,却充满朝气。艾培年龄最小,刚过23岁。宋庆龄那时只有45岁,大家把她当作慈母一般看待。

    "新中国成立后,您与妻子邱茉莉应宋庆龄邀请,从纽约回到中国,参加《中国建设》(现名《今日中国》)的创办。最初编辑部在北京连办公室都没有,创刊号设计工作是在中山公园一条长凳上进行的。"我说。

    "那时候我还没有来,准备工作就已经开始了。我是1951年夏天来的,1952年底出杂志,当时只有英文版双月刊,北京还没有外文印刷厂,是在上海印刷发行。"艾培回忆说,他与邱茉莉每隔一个月就要到上海看清样,坐火车往返颠簸就是4天4夜。

    艾培写作或改稿,十分专注,坐在他不远处,连呼吸声都能听到,空气似乎凝固了。手头工作告一段落,他从口袋里摸出烟斗,讲上几个笑话,爽朗笑声经常从他的办公室里"爆发"出来。

    "小鸭子赶下水,自己就会游泳。"艾培主张年轻记者在新闻实践中锻炼。"您讲过,对外报道要从生活入手,用事实说话。这对我以后的写作有很深影响,谢谢您。"我说,"您还讲过,中国开拓新的道路没有经验,难免要犯错误。我们应该既报喜也报忧,这样才令人信服。"

    "对。"艾培答道。怎样才能把对外新闻写"活"?首先是稿件中"见人",要从人的角度、生活的角度处理题材,使新闻现场活动着的人"站"出来。"见人"的另一方面,就是"见人情",以人情叩击读者心弦,才能引起共鸣,从而有利于增进了解与友谊。

    艾培说,我们的杂志为宋庆龄创办,从一开始就以与美国人民建立联系为己任。那时候,情况要比现在困难得多。朝鲜战争正在进行,中美没有外交关系,美国政府禁止杂志进口,除非收件人在文件上签字声明要读这个"共党宣传"。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建立了联系,帮助改变了这种敌对形象。

    "我们不必回答每一条谏言,要在根本问题上下工夫。我们必须突出长处,学会用新颖活泼的手法去做,而不是‘开中药铺’,或翻来覆去老一套。"上世纪80年代,艾培策划了"中国人的一天"、"从孩子到老人"等系列报道,反映普通中国人的生活,许多国家的读者纷纷来信称赞。

    时光回转到1995年那个冬天。"艾培,我最近去西藏采访收获很大。回来后,都说我一下子老了5岁!"老王呵呵笑着。"那么我老20岁!因为我去了4次!"老人兴奋得要从椅子上蹦起来了。艾培第4次进藏年已七旬,前后历时30年,采访笔记逾百万字,最终写成《西藏的转变》一书。

    70多年来,艾培的采访笔记装了好几大木箱。书房里,老式打字机退休了,让位给了现代化电脑。他自嘲,我一坐到电脑前,就有一种感觉:嗨,史前"恐龙"又来追赶现代化了!也许人老了,学新东西速度慢了,电脑也跟我"捣乱",它替我省时间的同时,也从我这里偷走了时间。

    写《宋庆龄传》时,曾有3次写好的材料在修电脑时丢失,艾培长叹一口气:"我要上吊了!"每次,他又打起精神,重新写作。"我70岁第一次尝试写人物传记。"他花费10年心血,才完成了宋庆龄的嘱托。

    艾培与宋庆龄的友谊长达近半个世纪。"文革"动乱曾使他们失去联系,宋庆龄1967年寄出贺年片后,就不知艾培夫妇的下落。实际上,他们受到迫害,无辜被关押5年,直到1973年才得以平反,周恩来代表中央向他们道歉,他们感动得热泪盈眶。"当初听说他们‘背叛’了我们,我就不相信……"宋庆龄给友人的信中写道。

    1973年6月和9月,宋庆龄写信给艾培夫妇,流露出深厚友情:"在前几年里,我几乎时时在想念你们。"以后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过。两年后,宋庆龄在1975年5月给艾培的一封信中,嘱托在她身后为她作传。"我只信任艾培来做这件事,因为他比别人更了解我。"

    人民外交是宋庆龄的主要工作之一,她与许多外国友人的联系长达数十年之久。艾培说:"人民友谊有它的今天,各国人民间的接触正在增长,了解人民友谊的历史与根源有助于建立今天的人民友谊。人民友谊有它的未来,它将由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子孙后代去加以发展。"

    我从事新闻工作前3年,着重国际友人的采写。艾培提到,当前改革开放,要注意到经济战线方面,有的国际友人帮助中国人民的经济建设与独立。他把这些国际友人的事迹比作新中国扩大国际交往的种子,我们要注意培养这些种子,使之发芽、成长、壮大。

    "现在每天怎样安排生活?""我不安排生活,我安排工作。生活我没有什么大问题。""身体还行?""反正不如以前了,"老人紧握我的手做了一个掰腕子的动作,"你看还有劲吧?""艾培,你能活100多岁!""那不一定。"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老人。

    2002年艾培因结肠癌住院手术,出院后,身体虚弱,勉强支撑着写回忆录,进度很慢,他以惊人毅力,总算完成了人生最后一本著作。《见证中国》2004年出版后,一年之内再版3次,年轻读者占了很大比例。

    艾培看问题从来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把中国放在整个世界来加以考察。最后一次谈话中,他说,"你看我们杂志最近一期,介绍中国百万富翁有多少,好像这是社会一大进步,我看,百万富翁多不多,不是衡量进步的标准,改善多数人民的生活才是一个真正的事情。"他语气加重了,"百万富翁是一个事实,但不是衡量进步的一个事实。"

    艾培说,如果宋庆龄还活着,看到中国建设得那么好,经济发展得这么快,她一定会特别高兴。"但我想,有一件事她一定不高兴,那就是两极分化。"要注重对青年人进行正确世界观与生活方式的引导,这也是宋庆龄一贯倡导和重视的。"面对问题要看,不要不看。"艾培对我说。

    邱茉莉去世后,艾培与黄浣碧结为夫妻。遗憾的是,艾培90岁生日庆典,我没能参加。父亲病重住院手术,命在旦夕,我赶回老家杭州,陪伴在他的身边。一个月后,艾培去世消息传来时,我在医院往艾培家打去电话,电话那头传来黄浣碧的哭声。失掉相濡以沫20载的老伴,怎么不悲伤!

    临走时,黄浣碧往我口袋里装了两个金黄的大柿子,加一瓶自制山楂酱,甜甜嘴、暖暖心。"艾培最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了!"她拥抱了我,"你想吃包子,就过来吧。"柿子树的枝头挂满了果实,在夕阳下,闪烁着迷人的金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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